进入新世纪以来，掀起了一股边疆书写热。所谓边疆书写，指的是一些以边疆为表现题材的作品，其中以西藏题材热最为突出。这种边疆书写的冲动，是颇具震撼力的。当代文学史中，向来都是以表现汉民族生活的作品为主体，以边疆为题材的作品只是点缀。譬如所谓的西部文学，是否真的具有统一的风格，并没有得到文学研究界的共识。洪子诚在其广受称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就没有关于西部文学的探讨。但是近年来这种现象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鲜有亮点的边疆题材小说以一种凌厉的姿态突起，令人不由得刮目相看。这种边疆题材的写作，不仅是对边疆少数民族风情的描绘，更是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层透视，当然其中也不乏对庞大的图书市场需求的一种功利性的迎合。

　　总的来说，边疆书写呈现以下几种视角：其一是奇观化视角。这是目前有关边疆书写最为流行的视角。这种视角，把边疆置于一种被观看的位置，通过编织具有浓郁的传奇色彩的故事，借以“消费”边疆。可以说，这是一个在大众消费文化氛围中对边疆题材的一次成功制造。如果说，旅游热使内地的普通民众得到了广泛接触边疆的机会，“边疆书写热”则是以文字的方式想象边疆，利用内地读者猎奇的心理来“神秘化”边疆。旅游可以说是走马观花，边疆书写的这种奇观化视角，不客气地说，也是一种走马观花，并没有真正地抵达边疆文化的腹地。

　　采用这种奇观化视角的小说，可以举出许多，其中多为近年来的畅销书。前几年杨志军的《藏獒》系列小说出版后轰动一时。围绕草原的归属展开的争斗情节，表现的是西北边地带有浓郁的宗教气息的传奇故事。杨志军今年出版的小说《伏藏》，更是有意将悬疑的因素做到最大，在颇具宗教神秘感、扑朔迷离的氛围里，精心设计了一个带有西方悬疑特色的传奇故事。可以说，杨志军成功地将奇观、边疆的神秘感结合在一起，利用读者“猎奇”的天性，充分发掘出边疆题材的潜能，成功填平了纯文学、通俗文学之间的鸿沟，找到了二者之间的平衡。

　　范稳的“藏地三部曲”也是这样的写作路数。与杨志军不同，范稳更强调西藏题材的丰富而博大的史诗性品格，他的《水乳大地》被有的评论者誉为中国的“百年孤独”。《水乳大地》确实具有优秀小说所具备的那种博大与开阔感，具有沉实厚重的不凡质地，可是，明眼人即可看出，对西藏的描绘也有奇观化、魔幻化之嫌，里面飘浮着《百年孤独》的影子，而在整体上却缺少《百年孤独》那种根植于整个民族文化纵深处的史诗性的观照与审视。自从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对西藏作了准经典的中国式魔幻现实主义表述以后，其他作家对西藏的那种魔幻表达，总让人觉得有硬性移植之嫌。何况，范稳的“藏地三部曲”是以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取胜，尤其是他近期出版的《大地雅歌》，大约是为了增加可读性，加入了许多爱情描写成分。虽然作家在恢弘的背景下着力描绘这片高原上发生的故事，但吊诡的是，作品中这些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似乎离藏地很远。作为读者，我们难以找到一个进入作品中人物灵魂深处的独特而隐秘的通道，最终只能无奈地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止步。

　　西藏书写中的这种“旁观者”的形象，在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中即已露出端倪。那个在西藏游走编织叙述迷宫的汉人马原，却始终止于异乡异闻层次。范稳的写作抱负尽管很博大恢弘，也有开阔的历史纵深和厚实的西藏大地作为依托，但摆脱不了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依然难以抵达藏民族文化的精神腹地。这大约是采用奇观化视角写作者所难以避免的。这种奇观化视角，确实满足了内地读者对于陌生的藏区文化的好奇心理，迎合了外部世界的“观看”的愿望。然而，满足之后是失落和惘然，而对于他们的写作是否抵达了藏族文化的腹地，在有关西藏文学的研究中一直是存有争议的。在此，我想追问的是，地道的藏民族生活，以及藏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民族心理和宗教意识，在奇观化书写中又有多少得到了本质的呈现呢？为了迎合外界的“窥视欲”与“猎奇心理”，是否屏蔽掉了许多丰富复杂的内涵？不可否认，采用奇观化视角进行写作是激活边疆题材小说的十分有效的话语方式。但是这种书写在没有遇到历史、现实、文化的有力支撑之前，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因此，反思这种写作的有效性，是很有必要的。

　　相对来说，作家宁肯对西藏题材的处理也许是比较聪明的。在他近期出版的长篇小说《天藏》中，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介入者和思考者，一位来自北京的援藏的知识分子。在西藏，这位主人公始终作为一个具有高度主体性和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而存在，他思考哲学问题、宗教问题、爱情问题、佛学和西方怀疑论哲学之间的问题，思考上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精神选择，详述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矛盾和挣扎，并怀着热烈的救赎情怀。他试图以对话的方式，介入到西藏这个神奇的场域之中，将西藏作为一个讨论形而上问题的场所。因此，他所描绘的，不只是生活层面的，也不止于历史层面，更着力打造一座高远辽阔的精神屋宇。西藏给了他沉思默想、施展自己精神触角的空间。作家在对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的呈现中，也完成了对自己精神历程的重构。这种侧重精神层面的对话和交流，对目前流行的对边疆题材的奇观化呈现是一个强有力的突破。这种呈现方式，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视角。

　　知识分子视角的写作，是一种带有相当难度的写作，这不仅对写作者自身的知识储备要求甚高，更重要的是还要有对整个时代精神的反思与批判能力，乃至对整个人类精神世界的把握，可以说需兼具批判眼光、先锋意识、思辨能力、现代小说修辞学等等诸般操持能力。值得称许的是，在我们这个物质主义大行其道、消费至上的时代，知识分子视角的写作是弥足珍贵的，尤其是对于边疆题材的写作来说。

　　在对边疆题材的书写上，还有一种视角常常被我们忽略，那就是日常化视角。在这方面，红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天山系列”长篇小说，将广袤的新疆大地作为承载写作的支撑点。作为一个汉族作家，红柯十分清楚自己的叙述边界，他小心翼翼地推动叙述，尽量不越界，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汉族人，对于少数民族的生活，始终是作为一个富有童心和爱意的体验者身份来进入的。面对神奇的西部大地，红柯不做一个传奇故事的讲述者，也不做沉思者，而是通过认真的体验，尽力做一个融入者。他怀着一颗对生命万物的敬畏之心，体悟世间万象，浑如赤子。他体验大自然，体验悠久灿烂深邃的少数民族文化，体验日常生活，将神话、传说、古老的歌谣与世俗的现实结合起来，在边疆挖掘出了被物欲所遮蔽的现代人身上的神性与人性。红柯贴着西部大地来写作，将自己置于西部神话和原始生命之中。《西去的骑手》写英雄与马，《大河》写女人与熊，《乌尔禾》写少年与放生羊，最近出版的《生命树》写到了树，神性的生命树，还写到了少数民族神话传说中的神牛。作者在边疆辽阔的背景下，娴熟地运用神话、传说、歌谣，粗犷恢弘又细腻地描述生命的成长，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展开呈现着复杂的人性思考和天地万物的神性气象。这种重体验的日常化视角，可以说是一个内地人对边疆生命万象的礼赞，由于红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对边疆文化的融入者，而不是传奇故事的讲述者，所以他的小说和边疆生活之间基本上没有裂隙，没有隔膜感。

　　不得不承认的是，相对于边疆历史和现实的丰盈自足来说，无论是奇观化视角、知识分子的视角，还是日常化视角，都是一种外在的视角，而非内部人的视角。已故的西藏作家加央西热写过一篇《来自内部人的发言》的文章，大意是说，内部人的视角更能切入本民族文化的精粹部分，才真正称得上是自己民族的代言人。加央西热的纪实作品《西藏最后的驮队》就为我们详细展示了一个常态化、日常化的西藏生活图景。他站在一个牧民的角度，如数家珍，深入浅出，在对牧民日常生活细致入微的描绘中，触及牧民的日常劳作方式、精神信仰、婚丧嫁娶、饮食起居等许多方面，给我们展示的是本色的真实的西藏。西藏不仅有蓝天、白云、雪山、喇嘛、寺庙、经幡，更为重要的是还有广大的藏族普通民众，揭示他们自然的生存状态才是最有意义的。这种内部人的视角，和西藏生活之间可谓浑然天成，没有隔膜感，我认为，未来表现边疆题材的最伟大的作品，理应产生在那些本民族的写作者笔下。行文至此，我注意到，在这股边疆题材热潮中，优秀的作品绝大多数出自汉族作家之手，鲜见本民族的写作者。记得日本学者牧田英二说过，真正的西藏文学，“粗略说来，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作者是藏族，作品用藏语写作，题材具有反映藏族生活内容的民族特征。这一种主张论者，认为扎西达娃和色波不是西藏文学的代表，这在藏族之中有一定支持者。”(牧田英二《〈风马之耀〉译后记》，汤晓青节译，《民族文学研究》，1991年第4期)牧田英二所说的真正的西藏文学的标准，也许过于苛刻了一些，但是也代表了一种对边疆题材的写作期许。他启示我们，对于民族文学来说，内部人的视角是如此重要，培养代言自己民族的伟大歌者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关乎本民族文学的命运。也许，假以时日，在边疆题材的写作中，会出现更多的由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杰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