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死亡像一个强大民族的衰落”(米沃什《衰落》)，这是一种境界，我们很多诗人做不到——几乎每隔几天，我会读诗歌，但大都是西方和中国古代的。当代中国不少诗歌阅读时找不到惊奇的句子和巨大的温暖力量，也找不到那种被清水洗涤和青草围拥的快感。

　　诗歌在我生命里的比重是显而易见的，从阅读到自己练习，再到只阅读不写作，这个过程似乎一个轮回。阅读使得自己萌发写作的欲望，而写作之后又备感失望。诗歌对天赋的要求是绝对的，不是梦想在文字当中的“闪现”，而是语言之花在灵魂中酝酿、开放和败落的生动影像。

　　写作还是要有地域依托的。关于这一点，有人反对，说，中国目前的乡村城市化进程已经在改变旧有的故乡和故土、文明及习性，乡村写作将来会越来越没有出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进程，是为期不远的世界大同和文明同化。关于此，我开始听得津津有味，后来越听越不对劲。其一，城市化进程并不像学院派及新左派说的那样急速和迅猛，中国要实现整体上的城市化尚需时日。其二，即使城市化如期实现，传统意义上的乡土逐渐被覆盖，成为消失的记忆。这对乡土题材的写作更为有利，甚至更为迫切。当消失成为必然，挽救与保存这个时代的变迁及消失过程，将这种遗产真实无缺地书写并保存下来，一旦被全球化全面占领，消失和被取代的即是传奇，即是文明之根，即是后人的梦想。

　　文学的另一个主要功能，是为消失的作传，为乌有的建造纪念碑。

　　俄罗斯诗人勃洛克在《致缪斯》一诗中说：“人们在用各种方式谈论你/对于某些人，你是缪斯和奇迹/对于我，你是痛苦和地狱。”在奇迹和痛苦之间不一定有必然联系，而缪斯肯定不会排斥地狱——作为题材的一种，其方式、理想和诉求都不过是一种过程和“姿态”而已。

　　由此，我觉得，对无望之事的奢求是徒劳的，对既有事实进行否定也是徒劳的。不受蛊惑，反抗及“不从”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信仰。再或说，任何一种方式都会抵达，任何存在即梦想都应当纳入我们的心灵甚至信仰范畴。

　　矫枉过正是一种伤害，在高瞻之下，明察并认定自己的道路，甚至比某些事情的本质更重要，更有价值。

　　几年前提出的“把文学活动与现实生存分开”的观点，至今觉得有一定道理。肉体的速朽性决定了生命的长度，而文学活动则是代代传承和接续的事业，它曲折，无终止，它可成经典，更多的却被淹没。尤其在这个“浮躁”、“同谋”、“指鹿为马”、“利益和肉欲至上”的年代，一切都在花样翻新，一切都出人意料，一切又不足为怪。因而，“坚持自己的”和“将现实与文学区隔开来”是有必要的。

　　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远的只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我们所要的那些。生命及某些事件的“场域”可以时过境迁，可是惟有“仁爱”不会破损，“宽容”不会过时。从目击父亲被埋在土下的那一刻，我就明显觉得了一种来自内心的安静和肃穆。我发现我不再是以前的自己，换了一个人一样，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作文，都觉得自己走了很长一段弯路。主要体现在，总是被子虚乌有的东西蒙蔽和拖累，被某些“似是而非”的“意见”、“批评”左右思想，从而改变自己的行动，也总是在梦想现实利益的最大化，用来给更多的亲人解围解困。

　　有时候也想，我和不断远去的“自己”及其一切附着物，都是有联系的，尽管这个联系渺茫、无足轻重。当我老了，我会把它们一一串联、组装起来，并在扉页上抄下茨维塔耶娃的诗：“任何人无论用什么/也不能把我们分开/我亲吻过你，穿过/几百里相隔的路途”(《致曼德尔施塔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