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有过三次南方之行。很荣幸，它们都与诗歌有关。

         2002年春天，我意外地收到团中央《农村青年》杂志社副社长漆剑荣的一封来信。她曾长期担任刊物的文学编辑，但我们已经久未联系了。她在信中说，《农村青年》正在举办一次文学大奖赛，让我寄作品去。不久，她打来电话，告诉我获奖了，问是否愿意去武夷山参加颁奖典礼。

        这是我的第一次南方之行的理由。曾经遥远得像一个概念的南方，终于在我30多岁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具体问题。我生长在北方，对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始终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厌倦，但武夷山改变了我对山水的判断。在武夷山，人与人的关系司空见惯，人与山水的状态，则有着我熟悉的北方所不能比拟的无边无际的潮湿和绿，我在诗中毫不吝啬地献出了我的赞美：“我给远方的朋友/发短信：这里的空气/是从水中捞出来的，这里的风光/图文并茂，并且建议，人生/一定要有一次武夷山之行。”

         一年之后，2003年11月，我来到深圳。由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举办的第19届青春诗会在这里举行，我有幸成为本届诗会的参加者之一。肇始于1980年的青春诗会，堪称新时期中国诗歌的一个奇迹。在这里，在这难得的以诗歌为主题、诗人为主角的聚会上，我见到了舒婷、叶延滨、西川、李少君等诗人和诗评家；见到了雷平阳、北野、哑石、苏历铭、谷禾等诗歌兄长；见到了操持诗会的林莽、蓝野、李志强等老师和朋友。由于第19届青春诗会在形式上革故鼎新，诗会作品已由当月的《诗刊》“青春诗会专号”推出，往届的重要环节——改稿，就被省略了，大家交流，游览，就多了一些兴趣所至的随意和轻松。

        诗会的最后一天，诗人们来到深圳东部海湾撒网捕鱼，并在几间渔船改造的海上餐馆喝酒，道别。摇摇晃晃的异乡，摇摇晃晃的道别，摇摇晃晃的快乐和感伤，在那一刻，我忽然对摇摇晃晃的感觉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几个小时以后我站在广州街头，眼前的世界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但我知道，关于深圳，关于青春诗会，关于源自深圳的诗情和友谊，已经不会轻易地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

        2006年4月，我在临沂参加完“春天送你一首诗”临沂师院附中诗歌朗诵会后，匆匆踏上了去往宁波的长途大巴。我此行的任务是，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春天送你一首诗”全国主会场活动，领取第四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由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主办的华文青年诗人奖，是国内重要的诗歌奖项之一，承蒙诸位评委厚爱，把第四届华文青年诗人奖授予给了我，一个边缘写作者。

        宁波是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市委书记巴音朝鲁在会见诗人们时说，宁波的青年男女定亲，已经时兴送汽车钥匙了。活动主办者组织诗人们参观天一阁——我对天一阁的兴趣，不仅仅在于它所承担的作为一个景点的责任，不过，我不会因为我的兴趣得不到满足而遗憾，浮光掠影也属于美的范畴。在甬江岸边，我和我喜爱的诗人柯平谈到了他不久前出版的诗集《诗话浙江》。作为一本戴着镣铐跳舞的诗集，《诗话浙江》充分体现出了作者宽阔的历史文化视野，值得更多的诗人阅读和借鉴。

         我的南方之行，遗忘的，也许比记住的要多。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都与诗歌有关；重要的是，其中有两次与《诗刊》有关——之于我，不管参加青春诗会，还是获得华文青年诗人奖，它们都发生在《诗刊》下半月刊创刊之后。现在，《诗刊》下半月刊已经走过了5年的历程，它不是中国惟一的诗歌刊物，但却是把朝气和影响力融合得最好的诗歌刊物。它的生长的力量令人惊讶，它使我相信，即使在撒娇和撒泼盛行的时代，诗歌依旧能够保持它愿意保持的品质，依旧能够局部地无愧于漫漫时光赋予它的超越自身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