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产业要上去，编剧是第一生产力

　　影视产业的核心是版权经济，美国电影编剧的罢工使好莱坞电影全面瘫痪，向世界演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剧作家掌握着电影产业的第一把钥匙，没有编剧笔下的文学剧本，再先进的高科技手段也无用武之地，剧本作为创意产业的核心版权，是电影的根，是源，是本，是拉动这个产业的火车头，一句话，没有剧本的繁荣就不可能有电影产业的繁荣。

　　电影的一切从剧本开始。我入行时，不论编剧大小，署名总是在影片第一位出场。而现在根本就找不到编剧名字署在哪里，甚至把编剧署名放在片尾。电视剧《三国演义》把“原著罗贯中”的署名挤压在第12位，本末倒置违反科学程序已成普遍问题。

　　署名权是《著作权法》赋予的作者身份的权利，排位前后看似小事，却标志一个国家尊重创作的鲜明态度。现在电影上映，根本不宣传是谁编剧的，媒体热衷炒作明星、宣传导演，如同人们在听交响乐时，只让你记住指挥家和演奏员，而遗忘掉作曲家一样。甚至有的导演在影片上标明“张三作品”，《著作权法》(第15条)规定，影片的版权归制片人所有，导演是没有版权的。一个集体创作的成果，怎么能归为个人的作品？

　　美国编剧罢工是向互联网和手机要报酬分成，而中国编剧的报酬仅仅停留在基本稿酬阶段，且大部分都有被拖欠基本酬金的遭遇，甚至影片上映发行了，依然拖欠剧本稿酬，恶意欠薪屡有发生。

　　影片获得成功，少有评论家从原创剧本来分析影片的，少有演员获奖感言谈及剧作提供的角色，更少有导演谈到编剧创作的故事。《法官妈妈》得百花奖，我去无锡领奖，因为我是编剧而拒绝让我通过星光大道走红地毯进入会场，理由是“只有演员和导演才能走星光大道”。

　　我特别怀念夏衍先生，如果他还活着，中国电影编剧的地位绝不会是这样。虽然我们知道，导演是重要的，演员是主要的，投资是必要的，发行是需要的，但是，编剧是首要的。没有编剧的发现，就没有导演的再现，没有演员的体现，更没有制片人商业目标的实现。一部优质剧本，成就了导演，造就了明星，筑就了影片。

　　剧作使导演有了工作，剧本使演员有了角色，编剧是发展影视产业的第一生产力。谁保护了编剧、团结了编剧，谁就拥有原创版权的竞争力。

　　电影产业要繁荣，求新求奇看内容

　　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主席希德·甘尼斯说：“尽管电影艺术制作技术一直在不断变化，但‘讲故事’的原则没有变，从古希腊时代起，人们就一直在‘讲故事’，电影还是要遵循‘讲故事’的原则，还是要讲究如何打动观众，要依靠讲故事的技巧牵动人们的喜怒哀乐！”

　　剧本就是故事，必须要不断地创造新故事。求新求奇，求真求精，难在剧本。

　　中国不缺少国际导演和大牌明星，也不缺乏一流影院，不缺资金，不缺观众。而缺乏的是好故事、好人物、好剧本，缺好剧本是世界电影共同的危机。

　　我们缺少好剧本的原因，首先是缺少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编剧的权益，缺少对编剧智力成果应有的保护和尊重。编剧承担电影从无到有的创造，耗时长，成活率低，付出的是高强度脑力劳动，得不到应得的收获，时常遭遇违约侵权，而起诉侵权成本又太高，赢得官司也难赢得利益。

　　甚至有人把编剧视作导演的“文秘”，制片商的“打工仔”。因此，凡有才能的编剧不再从事这个“出力不讨好”的尴尬职业了。现在“坚守编剧职业的人少了，想当导演制片的人多了，深入生活的少了，闭门造车的多了，自主原创的少了，改编翻版的多了”。“忽如一夜春风来，所有经典全重拍，四大名著再翻版，观众又吃回锅菜。”改编老电影，翻拍旧故事，嚼别人嚼过的馍，拆别人的毛衣重织一遍，暴露我们原创能力不足，生活能源匮乏，自主创新疲软，这都主要表现在剧本创作上。

　　坚持“三贴近”，编剧首先要先贴近，贴近了才有感情，贴近了才有思想，有情感、有思想才有创造。我去长春光机所深入生活，《蒋筑英》的剧本是我有感而发的；我四下铁岭拜访乔安山，才编写出了《离开雷锋的日子》；我有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的生活，才把握好了《建国大业》的创作。

　　我坚守着“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电影剧本是“用脚写出来的”原则，只有到生活里充电，才能在银幕上发光。深入生活说到底是深入人心，只有深入人心才能让作品打动人心，这是我实践过的真理。

　　深入生活是要成本的，现在大部分编剧都是自由职业者，连一个工作证都没有，下去采访，谁来接待，谁出经费？现在制片人只想捡蛋，不想施米，只想买剧本，不愿支付编剧深入生活的费用。

　　缺好剧本的另一个原因，是创作者缺乏责任感。医生开处方，要看治病的效果。写剧本同样要看社会效果。总不能让人看了你的电影对生活感到绝望而自杀，也不能看了你的电影产生一种杀戮快感而去杀人，更不能俯就低级趣味，用倚门卖笑的媚俗态度，博取他人一笑了之。艺术必须给人以真善美，尤其是对陷入困境的人们，给他们生活的勇气和意志。一个饱受苦难的中华民族，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革，一个向前发展奋争的民族，需要催人奋进的鼓声，需要照亮心灵的阳光。

　　一位影评家在评论《蒋筑英》时，为我树下“责任”的路标，他说：“即使《蒋筑英》电影只有一个人看，也比那些打打杀杀的影片拥有众多观众更有价值。岳母只给岳飞一个人刺上‘精忠报国’，岳飞却带起了千军万马。从长远的意义来看，一部电影的社会效益比经济效益更重要。”

　　电影产业要发展，打击侵权和盗版

　　国家广电总局在《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电影立项要求提供“电影剧本版权的协议(授权)书”。没有编剧对剧本的授权书是不能立项的，剧本授权书等于一部影片的合法出生证。

　　由此，编剧是制片者的前位授权人，制片人购买剧本的拍摄使用权，授权导演、演员使用，从版权层面看，站在最前端的是剧本版权拥有者——作家和编剧。

　　剧本的版权是电影的原生版权，是支撑电影版权的基础。提起影片盗版，我们视为产业发展的死敌和公害。同样，抄袭、剽窃、践踏、侵害剧本著作权也是当今的公害。未经编剧同意，随意发表和倒卖剧本、随意剥夺原创的修改权、随意篡改歪曲作者原意，某导演竟然公开宣扬“加戏加出个女主角”，使法律赋予作者的“修改权”和“保持作品完整权”等于空文。纵观世界上凡影视产业良性发展的国家，必是对著作权保护极其严格的国家。

　　电影产业是靠版权吃饭的，必须是一手打击盗版，一手惩罚侵权。我创作我拥有，保障了我的拥有，我更加去创造。否则，中国影视版权必然是长期贫血。我为编剧呼吁，实质是为电影产业呐喊，依法创造电影生产的团结和谐，消除行业歧视，营造平等合作，保护剧本的版权就是保护电影创作的命脉。

　　为此，我有三点建议：

　　1.行政执法要维护编剧和作家的法定权益。剧本著作权的合法性决定影片的合法性，电影电视备案立项，要严格履行剧本授权书制度，希望国家出台规范的影视字幕标准，完善各种奖励优质剧本的制度，增设“剧本改编奖”，激励和吸引更多的作家提供文学成果，提高文学改编权在影视中的地位。

　　要求各级政府主管影视部门、电视台、出版社依法行政，凡侵害编剧和作家权益的影视作品，一律不给予审查许可和播放。

　　2.重点影视项目实施国家扶植政策。建议国家设立重点项目扶植申报制度，凡有助提升国家形象的重点选题，由国家预支编剧深入生活开发产品的经费，像对待重大科研选题一样，集中优势，整合力量，做好重大项目的开发与摄制。

　　3.中国电影走出去，编剧先要走出去。多年来，很少有编剧带着影片出国参加电影节，一部影片的设计者和开发者，不了解国际市场、不了解他国风土人情，怎么能够创作“走出去”的剧本？没有能够进入国内外市场的剧本，怎么能够走出去？中国作家协会率作家们去法兰克福参加书展，迈出了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我建议，组织中国编剧代表团，有目的地去一些国家，寻找合作题材和项目，美国影片源源不绝打进来，我们必须要打出去。

　　影视文化作为软实力，展示着国家的综合力量。面对着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面对着国际上强大的竞争对手，中国能不能创造震动世界感动世人的电影？由夏衍先生创建的这支中国电影编剧队伍，是中国电影的脊梁。只要依法保障剧作家的权益，在全社会造成尊重原创、爱护首创的风气，一切有才华的剧作家，都会满怀激情地为中国电影源源不绝地开发新剧本，创造新故事，我们必将会从文化资源的大国转化成影视产业的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