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其祥的小说给我带来了惊喜。前些年零星地看过他一些散文、通讯类的文字，印象停留在了那儿。一个师里的宣传部长、文联主席，要搞新闻报道，要写小说，这在兵团的基层很普遍。细想，其实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新闻讲究真实，而小说全凭虚构，下笔时动的心思是不一样的，如何转换两种不同的思维和视角？我自己做过多年记者，深刻地体会到记者这一职业带给作家的种种好处，比如接触的生活面宽，掌握的素材多，还有一点是，记者对宏观的把握，使他们拥有许多作家并不具备的政治敏锐和眼光。但是，新闻的“新”决定了新闻必须是一场体现速度的短跑运动，它用不着也不可能穿越时光的隧道追寻一种古老。而小说承担了人生的这场探险，小说为一切梦想插上翅膀。我们不乏看到一些小说，虽以真实自居，却终让人生疑，觉得跟通讯和报告文学接近。原来，真实的东西并不那么可信，甚至是不美的。而文学的真实讲究的是本质的真实，思想的真实。

　　再来看曾其祥的新著《东方风来》(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就觉得它的可贵。研读这部作品，除了被他直面人生，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所感动，你还会发现作家选择和提炼生活的本领，即在虚与实的结合上下的功夫。《东方风来》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一批被称为“先驱者”的企业家的一段经历。这个题材应该说并不新鲜，甚至你连故事也能够想象出来。在眼下这个崇尚市场的消费年代，官场小说、猎奇小说、言情小说和心灵鸡汤小说，纷纷登场。曾其祥写这样一部充满政治色彩，又是工业题材的小说，是需要相当勇气的。纵观我国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和影视剧创作，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十分稀缺，原因有两个，一是难写，二是写出来不好看(当然也有优秀的)。所以当我看到这是一部反映毛纺织厂搞改革的小说后，捧在手里又放下了。

　　我是放了些日子，才再次打开这本30万字的小说的。看了三节，就发现用我以往的阅读经验来看这部小说完全错了，曾其祥和他的《东方风来》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想。

　　首先，这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创业史之类的作品，它没有我们在很多文艺作品中看到的那种出神入化、智勇双全的英雄，没有传奇，也没有三角恋爱。《东方风来》写的是一个牺牲者，一段孤独的岁月，一颗无处诉说的灵魂于暗夜哭泣。这位牺牲者叫钟英，他年轻英俊，才华横溢，同时又不失天真，满怀梦想。他是整个农牧局业绩出众最有前程的青年干部，拥有让同龄人艳羡的一切，因而他也势必成为某些人打击的对象。黄权宗，一位新调来的上司，与钟英素昧平生，仅仅是几年前一同外出考察，在探讨一个理论问题时，钟英提出过自己的不同见解，这便成为埋在黄权宗心底的恨，让他日后想方设法要挑起一场战争，并发誓要彻底打垮这个部下。此后，黄权宗借改革之名，明里暗里，处处设阻，甚至于置国家和人民利益不顾，不择手段加害钟英，致使这位年轻有为的改革先锋被迫调离。

　　故事人物集中，线索清晰，笔墨疏淡，淡中却透着浓烈的爱和撕心扯肺的痛。在这部作品中，作家没有正面写如何进行改革，而是把笔墨放在了揭示人物的内心上，放在了以钟英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黄权宗为首的顽固分子之间的斗争上。《东方风来》与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它的独到之处，是把生活放大到了一个历史的真实之中，放到了人物的情感世界里。因而在我们看来不该发生的事情，比如黄权宗这样一位颇有城府的领导干部是否真的会因为曾经的一句话而记恨一个小青年一辈子，并要把他打入地狱，这些都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改革就是一场新旧思想的较量，这种较量虽不见刀光剑影，却是你死我活的，因为它隐藏在人的内心。

　　罗曼·罗兰把人分为两类：一种是向上的，追求光明；一种是向下的，自甘堕落。现实生活中，那些勇于追求正义和光明的人总是孤独者，他们逆水行舟，遍体鳞伤地往前走。而随波逐流者却往往活得顺利。曾其祥遵循这一现实法则，塑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两种人性，两种人生，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并让这一矛盾体贯穿始终，成为小说中最大的看点和痛点。作品充满了来自内心的激情和源自生活真实的力量。

　　《东方风来》始终透出一种坚韧和冷峻。作者以他的体验、思想甚至是信仰穿越那段在中国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岁月，因此他才可能建构出作品激情四溢的叙事。作者的语言也是犀利的，是一种不回避自我的语言，一直保持着应有的温度。在描摹现实之惨状时，有人会保持一定的距离，采取旁观者的态度，而曾其祥是那样旗帜鲜明地高扬起一个作家的正义感。

　　另外，官道与商道的同构，也成为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也是作者一次较为成功的结合与尝试。曾其祥从过政，经过商，对基层和基层的政治生态了如指掌，若不是在仕途和商圈蹚过很难写得如此周密。他是一位社会参与型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富有眼光的作家。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举世瞩目的变化，非常值得大书特书，应该有一大批反映这段史实的作品。如何艺术地表现生活的真实，是对写作者思想与技巧的一次检验。作者把这一历史变革与个人的命运，把社会与人生扭结在一起，构成了繁复多彩的关系，为故事增添了厚重感，使得这部小说有广阔的背景，悠远的视野。

　　当然，《东方风来》不是没有欠缺。坦率地说，相对于对商场、官场的丰富描述，作品在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重性方面，还有再提升的空间。作者写了一个寻求光明的钟英，又写了一个制造黑暗的黄权宗，从戏剧的角度看，“恶人”身上最出戏，不仅有看点，他还会把我们的好奇心和我们认知生活的全部经验调动起来，但是对这个人物的书写却略显苍白，有一种漫画式的处理。长篇小说的关键就在于写好人物。对于一个文学人物，作家的笔下多少应该保留一点悲悯。人是立体的，我们不仅要在社会学的层面上理解认识他，还要切入人性世界的幽微之处，探寻那缕被烟尘湮没的光亮，这样我们的人物才具有更丰富的文学性。

　　此外，结尾仓促了，用的是电视剧的思路和节奏。在《东方风来》中，作者对现实是持批判态度的，现实显然不是他理想中的现实，从改革先锋钟英的不幸遭遇便可略见一斑。于是，作者把希望寄托于“上级”——因为有了郑局长这样一个“救命稻草”，有了那篇著名的南巡讲话做“尚方宝剑”，钟英的命运竟很快有了可喜的转机。这是中国的国情和现状，也是中国式的解决方式，好像没错。但是我以为这种“真实”大约不是艺术的真实。我相信，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大潮中，一个黄权宗消失了，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而钟英的悲剧远远没有结束，钟英式的牺牲者每天都会出现。

　　不管怎么说，《东方风来》不失为一部有力度且大气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