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月初，喜讯传来：海军政治部影视艺术中心邀请周喜明以编剧的身份，出席电影《果儿满山红》开机仪式，周喜明的电影文学即将搬上银幕。这是单县乃至菏泽市文艺界的喜事，是开先河的事。县文联、文化局、作协开会为他祝贺。　
　　《果儿满山红》是一部以果儿、满山、红儿三个主要人物的名字组成片名的电影。影片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这三个不同性格的人物以及他们凄美的爱情故事，展示了那个特定年代底层百姓的觉醒。近一二十年来，周喜明执着地进行影视剧等的创作，成绩斐然，但将剧本搬上银幕，还是第一次。
　　我与周君关系非凡，感情甚笃。早在三四十年前，我们就是同事，近一二十年来，又成为文友。他写的任何一篇作品，都要送我一份。从最初的过蓝纸的复写稿，到后来的打印稿，以及发表他的作品的报刊，他都送我。有时他的底稿找不到了，就到我这里来找。因此，我成了他的作品的为数不多的第一批读者。我看他的作品，多数是为了欣赏和学习，有时也提些不同看法，让他修改时作参考。几次，他要我为他的戏曲写唱词，我似乎也答应过，但终因琐事缠身，没能实现。在２００９年我出版第三本文集时，他写了一首七言诗赠我，我就把这首诗印在了书的前面。诗中写道：“人情世态入繁弦，相逢相识三十年。茅屋秋雨听高论，盛世年华赏新篇。无忌痴逐台上戏，有心爱守梦中天。君子之交淡如水，感佩自藏一笑间。”三十年的沧桑岁月，使友情与日俱增，三十年的无私互助，使事业同步奋进。我在和他的一首诗中写道：“怎忘庭前同信步，常思陋室共讨研。勤耕艺苑春常在，善管群花色更艳。”这是我们友情的真实写照。
　　那年，他去贵州领“五个一工程”奖，当时任贵阳市市委书记的他的同村老乡王三运，送给他两瓶茅台酒。他从贵州扛回家，视如珍宝。一天被给他送书的两个青年作者发现了，有品尝之意。他说：“这酒王同光不在场，是不能喝的。”这话两个青年人传给了我，我听了非常感动。后来，我真的和几位文友，在他家喝了这两瓶茅台酒。
　　周喜明的文艺创作硕果累累。作为山东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县作协理事的他，是县里影视剧、话剧、广播剧的一面旗帜。１９８９年他就在权威杂志《剧本》上就发表了话剧《幸亡者的儿子和幸存者》，标志着他进入了剧本创作的舞台。之后，他一发不可收拾，相继发表了话剧剧本《山上有座白牌坊》、《市场上》，影视剧《考验》、《西瓜伯乐》。１９９１年，他在山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建党七十周年征文活动中，以一部大型话剧《共产党人》获得剧本二等奖，该剧又赢得了１９９１年度华东田汉戏剧奖二等奖，标志着他在剧本创作方面的成熟。１９９８年，他又涉猎广播剧创作。他的《滚滚延河水》，在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出后一炮打响，一举赢得１９９９年度贵州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首届贵州省文艺创作二等奖。２００１年，由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三集广播剧《风雨将军楼》，又荣获贵州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２００２年，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又录制播放了他的三集广播剧《历史的选择》，２００４年该台又录播了他的三集广播剧《平民邓小平》，之后又相继录播了他的《周恩来与遵义会议》、《春天的故事》，可谓好戏连台，佳作频出。２００３年，他根据我县平民英雄孟昭良的事迹创作的广播剧《三千里路云和月》，在菏泽电台录制播出后，反响强烈。２００９年，他的电影文学剧本《平民邓小平》，获山西省电影剧本征文一等奖。
　　周喜明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探讨一下他成功的原因，或许会对大家有所教益。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总结一下他的成功经验。
　　周喜明办任何事都很执着，有一种不成功誓不罢休的决心。他勤奋好学，潜心创作。平时除经常自费订阅着四五种报刊外，还每周不少于三次地往县图书馆阅览室和书店跑，并经常从外地邮购图书。博览群书成为他的习惯，博览群书为他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曾在一篇题为《品味生活》的散文中写道：“有一位和我年龄相当的朋友，每天早起骑自行车去五里外的幵山公园，在张堌堆上引吭高歌。他唱的大都是五六十年前的老歌。这时，他目中无人，有人听也好，无人听也罢；有人赞美也好，有人嗤之以鼻也罢，他全不在乎。他每天坚持唱一个小时。唱歌时，他沉浸在‘解放区的天’里，欢愉在‘那遥远的地方’，畅游在万马奔腾的大草原，表达着‘我爱北京天门’的热情。渐渐地，有人来了，麻雀引来了金凤凰，唱豫剧的来了，唱两夹弦的来了，这里渐渐形成吹拉弹唱的场所。晚上，在剧院蒙古包，在湖西体育场，在湖西公园，他参加‘不如跳舞’的群体，由不会基本的舞步，常踩舞伴的脚，逐步成为舞星，成为不少美女老太的追逐对象，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这里所说的一个朋友，就是周喜明。他的唱歌、跳舞的精神和他孜孜不倦的写作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他在写作中，甘于寂寞，乐守清贫。为集中精力写好一部作品，可以坚持一个月不出门，常做三更灯火五更鸡。
    周喜明的创作有敢碰重大主题和有争议题材的勇气。他写毛泽东，写邓小平，写毛岸英，写党史上的某些失误，都是要经过层层审查，非常不易被通过的。他写别人不敢涉足的题材，这要有办大事的勇气，有不怕犯错误和被追究责任的胸怀。这类题材往往比较敏感，弄不好会犯忌讳。但为了文学事业，为了真理，他不怕。如对“反右”斗争，“刮五风”问题，他敢于接触。他写《越王鉴》，写越王在卧薪尝胆之后，重新得了天下，就骄奢淫逸起来，后又被吴国打败。越王的一面镜子，应让人们借鉴。当被一个省级剧团选作备演节目送审后，被刷了下来。他觉得这样的作品，即使一时得不到认可，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出头之日。
　　他在写作中巧妙地运用夹缝哲学。别人不写的，他去写，如写领袖人物，人家写毛泽东、周恩来，他写邓小平；人家写邓小平的叱咤风云的政坛生涯，他写邓小平的退休生活。这退休生活，对于领袖级的人物来说，却是少有的，斯大林没有，毛泽东也没有，只有邓小平有。人家写邓小平的辉煌时刻，他却写邓小平在江西“劳改”的生活。他还让邓小平这样的领袖人物开口唱戏，也是少见的。从体裁上讲，人家写小说、写诗歌，他却写剧本，人家写话剧、歌剧，他却写广播剧，这也是个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夹缝哲学的运用，使他的作品有更广泛的被选余地，增加了成功的机遇。
　　周喜明现在还不能算作有较大成就的剧作家，但他的前途无量。他虽已年近七旬，但大器晚成的他，一定会写出更多被人称赞且有广泛影响的佳作来。在县里文艺界举行的为他的电影开机庆贺的会议上，他在发言中即兴作了一首十六言诗，诗中写道：“六十有八，铁树开花。老骥伏枥，志在天涯。”这正表达了他的老骥伏枥、壮志不已的可贵精神。他会成功的。
　　我们翘首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