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对于文学有如大浪淘沙，对于随时产生的文学作品，不断地冲洗，不断地淘汰，以至百不余一。能为时人广泛阅读并传递下去的作品，这些大多为文学精品。因此可以说，文学精品就是在历史淘洗过程中留存下来的极富于文学独创性并显现人与社会丰富复杂特点的作品。这些作品最早的(如史诗)多是集体创作的，其后则是属于作家作品，存在于文学各类体式之中。

　　就作家创作的文学精品来说，很多作品我们都知道作家对它的创造过程。这是我们可以破解精品之谜的钥匙。

　　成为精品的文学作品，其作者都是从特殊角度发现和选取生活，转而实现为题材创造的特殊性作品。这是创造文学精品的前提条件，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由此而生。那种对生活浮光掠影，只见人所共见的泛泛现象，没有自己的发现和表现的特殊角度的写作，只能写出生活流水账式的短命作品。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是有口皆碑的精品。作者吴承恩是明代担任过县承的小官，他对于明代开国以来从朝廷到地方官官相护、裙带勾连的腐败风气十分不满，为官不久即“耻折腰，遂拂袖而归”，在“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时，他搜求材料，注入现实，写出孙悟空保唐僧取经路上扫荡的种种妖魔，虽属幻想，但却极真：那些上边没保护伞的土生土长的小妖精们全葬身于金箍棒下；而那些从上边下来的大妖精们，在孙悟空举棒打下时，总有神仙来救护，一句“悟空住手！”哪个也未伤着半根毫毛。这就是明代官场的现实。小说中没有这个历史根基，只是写一些神妖斗法，不论在何时出现，写得如何怪诞，也只能算消闲文化。其实四大名著的另三部小说，也都是各有题材独创的充分特点，并且都是以历史与现实的悲剧收场的作品。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是俄国文学中的精品，其题材来自检察官柯尼给他讲的一个真实事件：一个贵族青年对于一个身为婢女的农奴女儿始乱终弃、最后又悔罪欲娶的故事。托尔斯泰最初对此曾有感动，如实写成第一稿，但却是未经深入思考的写作。当他重新审视作品的“终成眷属”结局时，他感到自己写的是“谎言”。他又以俄国社会中贵族与下层民众的矛盾与对立检视作品，最终将其放置于俄国 “专制的可怕”和“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欺骗”的背景下，写成了玛丝洛娃与聂赫留朵夫的决裂，全面暴露和批判了专制社会。从《西游记》与《复活》可以看到，其作者如果不是对于社会历史具有深入的感知，并以独有的艺术情节展开为形象体系，就不能写成传世的文学精品。

　　创造文学精品的作家都是以独特的眼光审视生活，并善于从历史潮流中汲取心灵的感动，表现对于形象的特殊意义的展示。

　　作家所面对的历史是与人共同的，但他却能看到和写出别人看不到并且也写不出来的东西，有自己独有的思想表现。唐代天宝年间发生的 “安史之乱”，李白和杜甫都是直接经历者，他们的诗作有不少都是写这个动乱的祸国殃民性的。李白在 《北上行》《赠张相镐》《南奔书怀》和“古风”中揭露胡兵杀掠，抒发的是抗敌壮心，豪情感慨。杜甫则以“三吏”、“三别”之作反映了战乱中人民的各种不幸，成为时代的 “诗史”。“五四”新文学运动中，鲁迅以冷峻的现实主义揭露社会的病态，大声呐喊，催人觉醒，以求疗救；郭沫若则狂放疾呼，以浪漫主义著成《女神》，必欲彻底摧毁旧世界这个牢笼。《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继承明清之际的启蒙主义思想传统，深感封建制度这座大厦即将倾倒，他能在生活中发现这个制度下极少有的 “不肖子孙”，看到像贾宝玉这样“富贵闲人”的身上属于未来的东西，因此塑造了前不见古人的新的人物形象。而书中的各种异样女子及其命运的展示，也都是“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写出了在封建礼教下众多女性的不幸命运。这与当时盛行的“千部一腔”、“千人一面”才子佳人小说的写法相比是完全不同的艺术独创。

　　凡是文学精品，在作品中都烙印着作者特有的审美个性，使作品显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

　　我们知道，艺术风格是作家思想与艺术特点在作品中的综合表现。形成为风格，是作家成熟的标志，也是作品具有独立艺术生命的立身条件。如此重要的艺术风格，就作家的为人风格来说，有主客体的诸多制约条件，如时代历史的原因，思想意识的原因，命运遭遇的原因，师承与潮流追随的原因，题材对象的原因等，此中的主体性的存在是可以自己主动选择的，因此风格的形成有相当的主动性。如鲁迅小说的师承，对外是东欧和俄国的以现实主义小说的冷峻为主导；郭沫若的师承，对外是以英美的浪漫主义诗风为主导，但自我的存在和生活题材却是中国的现实。以风格的表现来说，是由风格的制约条件决定的，因为风格是作家主客体存在条件的外化表现，所以才说“风格即人”。作家受主客体制约，他在题材上有特殊选择性，不应是见什么写什么。鲁迅的《呐喊》写的主要是浙东的农村生活情景；巴金的《家》《春》《秋》写的是自己熟悉的封建大家庭的没落。他们的艺术奠基之作，都有自身丰厚的题材基地。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都是“述往事，思来者”的古为今用的题材，立意于引古事以讽今，消解心中的郁结；杜甫的《秋兴八首》，都是写秋景以系时事，超以象外地寄托沉郁的诗情。作品中的题材凝炼过程，可以渗透和承载自然而然的情思，形成为个人的风格与作品的特有格调。至于风格表现中的思想意义的指归，既来自于题材的多义性，更决定于作家的作品立意的倾向。立意的倾向是对题材多义性的一种实现于主体态度的强调。而文学精品中的主体态度的强调，则是向真善美方向的靠拢。美国小说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以写大城市中小人物的悲苦命运见长，许多篇都强调小人物在穷困病苦中能相濡以沫地得以慰安。而俄国契诃夫的小说，则完全强调小人物的不幸，除了被侮辱被损害则没有别的命运。还有包括法国的莫泊桑和德国史托姆的短篇小说在内，他们四人的小说即使不署作者名，大致也可以认出是谁写的，这就是风格特点的作用。

　　文学的独创性规定了作品的精品度，也是作品的生命力的决定性条件。作家不贴近生活，不贴近时代现实，创造不出有独创性的文学精品；但是对生活只知堆码现象，不知独创的作家，也创作不出精品来，而只有像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所说的“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才有可能创成文学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