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帝纪第一》

          1、“高祖......姓刘氏，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诗经》里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反映的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故以天人感应来解释男祖的出世。而对于高祖的天人感应的描述显然不再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问题，而是后人杜撰其出身，以示君权神授。其实这样的描述在正史中比比皆是，都是出自同样的目的。
 
          2、“高祖尝繇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大息：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
 
             这不过是任何普通人都有可能发出的羡慕之情。不能理解为现今有的文章中所说的“展现了高祖的大志”之类的。
 
　　　　　３、“沛公旦日从百余骑见羽鸿门，谢曰：‘......今者有小人言，令将军与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毋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当此天下大乱，正值用人之际，项羽出卖的表面上是一个曹毋伤，带来的却是人心的离散。由此可看出项羽在这场群雄逐鹿的斗争中，政治上还是相当的幼稚。如果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项羽之所以失败，也就绝非偶然。这与他不成熟的心理有很大的关系。
 
　　　　　　４、“......汉王道逢孝惠、鲁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二子。滕公下收载，遂得脱......”
 
　　　　　　　为保全自己的性命，亲手把自己的亲身儿女推下车，弃子女的生民不顾。厚黑教主李宗吾说刘邦这个人不仅脸厚，而且心黑。心黑的确是实实在在的。有人说刘邦就是一流氓。从他的表现来看，即使是一流氓，也不是一普通的流氓。老百姓听到或见到这样的事情总是说“虎毒不食子”，其实，再凶猛的动物有怎么能与人相比呢？
 
　　　　　５、“上曰：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这正是刘邦的过人之处。常人总是极力彰显自己的功劳，夸大自己的优点，更有甚者，夺他人之功劳，贬低他人以增加晋级的砝码。刘邦却是把功劳明确地赋予属下，反而给人以大度，洒脱之感。同时又利用＂士为知己者死“这一士人的传统心理，顺理成章地收取了人心。正如老子所说“后其身而身先”。
 
　　　　　６、“九年冬十月，......置酒前殿，上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熟与仲多？”
　　　　刘邦志得意满的神情跃然纸上，倒也符合他的出身与性格。不能不承认一个人的心理状态，行为习惯，处事方式等等和自身成长的家庭环境、教育环境有着巨大的关系。虽然克制力会起到一时的掩盖作用，但绝不会是一世！
 
　　　　　７、诏曰：“......朕欲复立吴王，其议可者。”长沙王臣等言：“沛侯濞重厚，请立为王。”已拜，上召谓濞曰：“汝状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汝也？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顿首曰：“不敢。”
 
　　　　　此条应为附会之说，因后来果有刘濞发动的七国之乱，以此来描述刘邦的前瞻性的眼光。如果刘邦真有此预见，必然不能明知刘濞有反相，仍然使其镇守吴地，拿自己的江山社稷开玩笑，或是印证自己的预见。另外，“同姓一家”说明刘邦之所以大封同姓为王，正是因为他对越来越多的人存有戒心。这种戒心导致不得已的“同姓”选择，从亲疏程度看，他当然认为有血缘关系比没有血缘关系应该更可靠一些，但并不意味着对血缘亲情的放心。
 
　　　　　８、“......食其言绾有反端，春三月，使樊哙、周勃将兵击绾，诏曰：燕王绾与吾有故，爱之如子，闻与陈睎有谋，吾以为亡有，故使人迎绾，绾称疾不来，谋反明矣......诏诸侯王议可立为燕王者。”
 
　　　　　欲立同姓王的手段而已，所谓谋反，多是因猜忌而逼就的“事实”。

 
　　《惠帝纪第二》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人口政策。多生多育与计划生育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不考虑人的因素。也就是说，多生还是少生或是不生，都不完全由自己，都在国家政策的范畴内。

 
　　《高后纪第三》

　　　　　赞曰：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女主执政，自然会引起更多的非议和指责，有意夸大缺点，掩盖或弱化功德。班固不愧是良史，对吕后中肯的评价，使后人对吕后有了较公正、客观的认识。吕后对政敌以及竞争对手的残忍，不应该掩盖她对国家的贡献。后人的错误在于，我们往往记住了细节，忽略了整体；夸大了细节，缩小了整体。

 
　　《文帝纪第四》

　　　　　１、十一月葵卯晦，日有食之。诏曰：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
 
　　　　　敬畏之心，当今之人尤其值得提倡。敬畏是一种信念，一种控制，也是一种尊重。“大无畏”往往带来的是破坏。
 
　　　　　２、二月，出孝惠帝后宫美人，令得嫁。
 
　　　　　　由此可以了解汉代的婚姻观念。“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事情，只是宋代以后朱熹等人抛出的所谓的礼教的产物，遵循着一个概念，而扼杀人的本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尤其是妇女的。
 
　　　　　３、赞曰：......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
 
　　　　　道德的感化是育化人民的最高境界，但前提是面对仍有良知的人。

 
　　《宣帝纪第八》

　　　　　１、　......孝宣帝，武帝曾孙，戾太子孙也，太子纳史良娣，生史皇孙。
 
　　　　　汉朝皇太子以母姓为称。如：卫子夫之子（即戾太子）称卫太子；卫太子与史良娣之子（刘进）称史皇孙；栗姬生子称栗太子等等。
 
　　　　　２、秋八月，诏言，吏不廉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鱼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现在有个词叫做“高薪养廉”。人的私欲虽然说不能任其膨胀，但也是不能扼杀的，合理的政策应当是在一定程度上的满足人的私欲，尤其是对官吏而言。他们手中的职权使他们掌握着比普通百姓更多的社会资源，他们获取这些资源的可能性也远远大于百姓。因此，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的欲望就极有可能出现利用手中权利鱼肉百姓的现象。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在专制体制下，“高新”只能是养廉的一种手段，不可能消除侵夺，因为人的欲望也是在不断上升的，而人的欲望的克制，一方面来自自身的修养，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有效的监督机制。但，现行体制下并没有独立有力的监督机制作保障，所以，所谓的“高薪”，在拥有权利的人看来，不过是杯水而已，因为，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利所获得的，显然要远远大于“高薪”。
 
　　　　　３、秋八月，诏曰：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度乡党之礼，今民之所乐，非所以导民也。
 
　　　　法律不应该忽视人情，事实上，合理的法律恰恰是建立在人情、事故之上的。它是人情、文化、风俗、道德等相和谐的产物。所以说，法律是庄严的，但不应失去温情。
 

　　　《陈胜项籍传第一》

 
　　　　　　１、......胜少时尝与人俑耕，辍耕之垄上，怅然甚久，曰：苟富贵，无相忘！
 
　　　　　“苟富贵”不过是一种假设，其真实是实实在在的贫穷。无相忘和富贵无关，仅仅强调的是贫穷时的相互扶持和照顾。以陈胜富贵后的表现看，也的确如此。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人啊，同患难容易，同享福太难。
 
　　　　　２、后数日，羽乃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其宫室，活三月不灭。收其宝货，略其妇女而东，秦民失望。
 
　　　　　“屠”、“杀”、“烧”、“收”、“略”鲜活地表现了项羽的行为及性格。
　　　　　　屠咸阳，烧阿房只是单纯地破坏而没有建设，杀子婴又丧失了对自己本来很有利的政治主动权。历史上，尊王攘夷在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后，英明的政治家懂得掌握政治主动权的重要性。而项羽在本拥有这一优势的情况下却轻易放弃了，却对财富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难怪范增骂他“竖子，不足与谋。”刘邦也贪财好色，但刘邦和项羽在对待财色问题上最大的不同是：刘邦知道什么时候该拿，什么时候该放。
 
　　　　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乃若何！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一幅凄美动人的画面，但于事无补，徒曾英雄末路的惆怅。项羽最大的问题是从不在自身找问题，找原因，缺乏反思的能力。
 
　　　

　《张耳陈余传第二》

　　　　１、余年少，父事耳，相与为刎颈交。
 
　　　　类似陈胜当年的“苟富贵，无相忘”。可惜，发誓的人绝对无将此进行到底者，当诚信遭遇了利益，脆弱的一败涂地。
 
　　　　２、吏尝以过笞余，余欲起，耳摄使受笞。吏去，耳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　余谢罪。
 
　　　　　小不忍则乱大谋，能忍才能负重。韩信也有胯下之辱。
　　　　　其实，这种事情往往也是两说。如果忍辱者后来成功了，出人头地了，此事就是美谈，而受辱者的行为就成了一种品德；如果忍辱者一生默默无闻，那么，对他的评价就是――窝囊。
　　　　　结果论者对事情的评价往往如此。我们一边强调着“不以成败论英雄”，一边却非常热衷于结果，甚至可以忽略过程。

 
　　《楚元王传第六》

　　　　德宽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产过百万，则以振昆弟、宾客饮食。曰：富，民之怨也。
 
　　　“仇富”现象并不是当今的产物，当贫富差距过大时，就必然会出现仇富现象。当然并不是说老百姓只要面对的是富人就一定产生仇富心理。产生心理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对富人财富来源的非正当性的推测。所以，在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里，仇富现象就很少。
　　　　“仇富”与其说是对富人的仇恨，不如说是对社会的不满。在仇富的环境里，富人更应该懂得谨慎，更需要加强自身的修养。老子说：欠受益，满招损。

　　　《张陈王周传第十》

　　　　......富人张负有女孙，五嫁夫辄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张负归，谓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孙予陈平。仲曰：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独奈何予之女？负曰：固有美如陈平长贫者乎？卒与女......负戒其孙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如事乃父，事嫂如事乃母...... 
 
　　　把婚姻作为投资，需要的不仅仅是金钱，更需要投资人的眼光。张负的确慧眼独具。

 
　　　《文三王传第十七》

　　　　　１、......是时，上未置太子，与孝王宴饮，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内心喜，太后亦然。
 
　　　　　景帝轻易的许诺，改变了梁王刘武的后来人生，它不仅破碎了刘武的帝王梦，也搅乱了正常的生活，，致使他因愤懑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同时，也使一个原本完整融洽的帝王小家庭破裂。
　　　　　权利有时候就是恶魔，虽然它总是呈现出天使般的身段。人一旦沉迷于权利，就悄然地与人本身脱离而走向魔道。天使还是虚幻地在那里招摇，恶魔缺早已经附在了人身。
　　　　　记得读《明史》，李自成入京，崇祯皇帝杀自己的女儿时，泪流满面地说：若何为生我家？　权利中心往往失去的是平静的幸福。
 
　　　　　　２、荒王女弟园子为立（刘立）舅任宝妻，宝兄子昭为立后，数过宝饮食，保宝曰：我好翁主，于得之。宝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为？遂与园子奸。
 
　　　　　这样的事例很多，而且在历代史书中几乎都能见到。仅摘取上例，借以说明，宫廷是淫荡的温床，权利，金钱是淫荡的催情剂。
 
　　　　　　３、......立惶恐，立少失父母，孤弱处深宫中，独与宦者婢妾居，渐渍小国之俗......元始中，立坐与平帝外家中山卫氏交通......徙汉中，立自杀。
 
　　　　　刘立自杀的悲剧形成，究其根本原因是教育的缺失。由此可知，教育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性。

 
　　　《贾谊传第十八》

　　　　　１、贾谊，洛阳人......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材，召置门下。
 
　　　　此处用“秀才”恐怕有疏漏。为了避汉光武帝刘秀的名讳，“秀”字应该是“茂”字。即：河南太守吴公闻其茂材。
 
　　　　　　２、......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
　　　　　“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何况贾谊，少年英才。人性中的丑恶就不用说了，只能说年轻才俊，锋芒太露。人们常说“天妒英才”，天怎么会呢？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不是天妒，是人杀。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其实出名太早未必就是件好事，尤其是在权利圈里。一是未必能承受荣耀的光辉，二是未必能抵御荣耀背后的阴暗。
 
　　　　３、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礼防患于未然，刑罚惩治于事后。相比而言，德教难于法制，其原因是法制迅速，能立竿见影，德治生效却迟缓的多。因此，管理者多以速成为务，故首推法令。但要从长远来看，非德治不足以建设和谐。我们都明白，法制利用的是人的畏惧心理，是被动状态，而不是自觉，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然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在这种情况下，法令不要说治本了，连治表都无能为力。

 
　　《张冯汲郑传第二十》

　　　　　１、上闻廉颇，李牧为人，良说，乃拊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岂忧匈奴哉！唐（冯唐）曰：主臣！陛下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也。
 
　　　　　人才难得，发现人才更难得，发现人才并能合理任用，难中之难。韩愈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正是说明用人之难，难就难在容人的胸怀上。
 
　　　　　　２、先是，下邽翟公为廷尉，宾客亦填门，及废，门外可设爵罗。后复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人情如此，人心如此。趋利避害，自古一体。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凭什么跟你混？当然是要有利可图，有名可图。无名无利可图时，自然就树倒猢狲散了。

 
　　《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

　　　　　１、文帝曰：惜不逢时。令当高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
 
　　　　　如果发现此人确实是人才，就不存在逢时不逢时的问题。主要还是用不用的问题。文帝既然能说出这样的评价，说明已经视李广为人才了，之所以不用这样的人才，不能说是嫉贤妒能，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汉初，国力较弱，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就当务之急，只有国力强大了，才能有效对抗匈奴，而不仅仅单纯依靠武力。因为军事上的胜利的保障同样与经济密不可分。
 
　　　　　２、广云：自汉击匈奴，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妄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以军功取侯者数十人，广不为人后，然终无尺寸之功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
 
　　　　李广不逢侯，与汉代奖励军功的政策有关。对于军人，军功自然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否封侯的标准。李广常年镇守边郡，名震匈奴，“广在郡，匈奴号曰‘汉飞将军’，避之，数岁不入界。”因名气太大，匈奴不敢与之正面交锋，因此李广驻守的边郡往往平安无事。从本质上讲，这是用武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但从现实上讲，没有交锋就不可能有军功，没有军功，如何封侯呢？！或者也有交锋，可匈奴迫于李广的名气，往往以数十倍的兵力冲击李广部，李广虽为悍将，毕竟寡不敌众，最终多以失败告终。总之，军功与之无缘，封侯自然无期。这的确是李广的不幸。但李广也是有幸的，历史记住了他。
 
　　　　　３、苏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 
 
　　　　苏武的气节显然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皇帝的，而是传统的忠孝教育的反映。其实每个人的性情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都与自身所长期接受的教育有关，或深或浅...... 
 
　　　　　４、李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催，士众灭兮名已馈，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
 
　　　　　苏武虽久困大漠，毕竟还是心有所属的。李陵虽欲心有所属、身有所归而不能。两人相比，苏武更多的是身苦，李陵却是心苦。我们往往把苏武牧羊看成悲剧，其实，李陵才是真正的悲剧。苏武毕竟还有一个团圆的结局，而李陵在人们心里泛起的却是永不磨灭的辛酸。

 
　　《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

 
　　　　　　１、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名犬子。相如即学，慕蔺相如之为人也，更名相如。
 
　　　　　　时至今日，四川、陕西汉中一代仍有给孩子起名用“犬”“狗”字的。取其好养活，兼有可爱的含义。
 
　　　     2、相如琴挑文君...... 
  
           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自古传为佳话。其实，事实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不过是贪色图财罢了。对于成名的人物而言，这种风流之事就成了文人逸事、才子佳人的佳话；对于无名之辈，则是道德败坏的证据。

  
     《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 
  
          今古时代虽然不同，但今古人心相同，人性相同。因其人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今之治才以古为鉴。从历史中获取经验、教训的基础正是建立在这一稳定性上的。

  
    《公孙弘波卜式儿宽传第二十八》

         武帝初即位，召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 
  
         甘罗十二拜相，霍去病弱冠封侯，自古英雄少年；姜尚八十出山，公孙弘花甲入朝，从来老当益壮。年龄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遇与不遇，是不是有才能。

  
     《张汤传第二十九》

       然谋陷汤者，三长史也。 遂自杀。
 
       张汤把自己的死归罪于朱买臣等三长史的陷害。从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从根本上看，与张汤自身的行为方式有直接关系。《张汤传》载“汤舞智以御人”。张汤喜欢卖弄自己的智慧，总觉得别人都比自己傻，并以此来治人，但他并不明白舞智以治人，必被人所治。因此，老子说“绝圣弃智”。不是智慧不好，是人错用了智慧。《张汤传》又说“汤数行丞相事，知三长史素贵，常陵折之......” 低估别人的智慧，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

         
       放下张骞出使西域的动机以及他本人所经历的苦难不说，他最大的贡献在于延伸了国人的眼光。这一点对于一个谋求强大的民族来说，尤为重要。

  
     《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

       1、朱买臣，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妻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拜为太守......入吴界，见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载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居一月，妻自经。买臣乞其夫钱，令葬。
 
       羞辱他人是自己缺乏自信的表现。朱买臣贫而乍富，贫而乍富的人的心理往往有极端的表现，极力想展现成功的一面以掩盖心里存留的失意的阴影。
 
     2、主父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耳！
 
      晋朝桓温曾说过“不能流芳百世，亦可遗臭万年”。这句话的源头应该是出自主父偃。这种人的人生观在历史中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三十六》

      1、杨恽受财五百万，及其封侯，皆以分宗族。后母无子，财亦数百万，死皆予恽，恽尽分后母昆弟...... 
  
       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社稷之幸！
 
       2、 万年（陈万年）尝病，召咸教戒床下，语至半夜，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
 
       陈万年教子陈咸谄媚。如果仅仅从教育人本身而言，显然是一位不合格的父亲。但如果从官场规则及生存角度看，陈万年的启蒙似无不可。这是不同的价值观体系（做人与做官）导致的结果。

  
   《韦贤传第四十三》

　　　　贤四子，长子方山为高寝令，早终，次子弘，至东海太守，次子舜，留鲁守坟墓，少子玄成，复以明经历位至丞相。故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
 
　　　　给子女留下什么？有句俗语说：富不过三代。可见金钱、财富不能长久，不足以成为立身的根本。只有良好的教育才能使后辈真正受益并具有持久性、传承性。所以，俗话又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

　　　　治国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则不达。经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
 
　　　　对官吏的考察，不仅要看显性的功绩，更应该注重观察其隐性的功绩。比如：民风的培养、道德的树立、教育的推行等等。此虽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利在千秋。仅仅以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为标准，往往会形成急功近利，甚至浮夸。

　　　《赵尹张两王传第四十六》

　　　　１、张敞为人敏疾，赏罚分明，见恶辄取......又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妩，有司以奏敞，上问之，对曰：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又过于画眉者。上爱其能，弗备责也。
 
　　　　张敞为夫人画眉，真乃有趣味之人。铁汉柔情，可爱！可爱！
 
　　　　２、尹翁归为政虽任刑，其在公卿间，清洁自守，语不及私，然，温良谦退，不以行能骄人，甚得名誉于朝廷。
 
　　　　尹翁归身居高位，手握杀伐，而不遭人嫉妒，不及中伤，惟其守法，廉洁，温良，恭谦。此乃保身之道。

 
　　　《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第四十七》

　      诸葛丰以春夏系治人，在位多言其短。
 
　　　中国古代行政不违天时，故有“月令”。郑玄说：月令者，以其记十二月政之所行也。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国家的施政要与天时相顺应。《月令》载：
　　　春，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合同，草木萌生......不可以称兵，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枯，毋肆掠，止狱讼......
　　　春生夏长，春夏是生长的季节，诸葛丰在春夏治人，有违上天好生之德，所以，激起了诸多同僚的反对。

 
　　　《翟方进传第五十四》

　　　　是时，宿儒有清河胡常，与方进同经，常为先进，名誉出方进下心害其能，论议不右方进，方进知之，侯伺常大都授时，遣门下诸生至常所问大义疑难，因记其说，如是者久之。常知方进宗让己，内不自得。其后居士大夫之间未尝不称述方进，遂相亲友。
 
　　　　孔子讲“恕”，佛家说“大肚能容”，海所以能纳百川是因为它能容，人的心胸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大。人不能容纳别人，主要还是因为容纳不下自己。

 
　　　《循吏传第五十九》

 
　　１、自《史记》、《汉书》以至后世历代正史均有循吏传。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循吏呢？
　　　　能入循吏之中者，必具备三个条件。首先，作为地方官吏，代表国家在地方严格遵守并执行国家的法律，不徇私，不枉法。同时，引导民众遵纪守法。其次，督生产，劝农耕。在地方，率领民众发展生产，以农耕为主，兼有工商，如：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进工具，经营盐铁等等，保障国家收入，提高民众的生活。第三，施教化，弘扬道德。如：建设学校，开启民智，树立伦理，倡导忠孝等。
　　　　三者具备，才能称之为“循吏”，缺一不可。
 
 
　　　２、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燃温火，待温气乃生。召信臣以为此皆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宜以奉供养，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罢，省费岁数千万。
 
　　　此段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温室种植技术，并栽培发季节蔬菜，从技术层面讲，蔬菜栽培技术多样化了。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让我们更多了解一些汉代农业技术的发展。二是对于反季节蔬菜种植的利弊的认识。召信臣显然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反季节蔬菜的出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的选择，但本季节蔬菜本身是违法时节的，是逆天时的，不顺应自然，必然弊大于利。即“有伤于人”。古圣云：顺天则昌，逆天则亡。天人伦理是召信臣坚持反对意见的主要理论依据。

 
　　　《游侠传第六十二》

　　　张鋉曰：人各有性，长短自裁，子欲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败矣。
 
　　　为人之难不仅仅在于认识自己，更在于坚持做自己。当我们把迷失自我归罪于社会的万变时，其实是自己早已丢弃了自己的那份坚持。谁也无法抛弃你，除非自己抛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