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的一天上午，我还在沉睡，一个声音在窗外大声响起，叽里咕噜了好长时间。他说的不是中文，不是藏语，显然也不是英语或者日语。我努力的分辨着，陷入巨大的恍惚之中。我在哪里，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声音消退了很长时间，才清醒过来。我在西藏阿里，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在世界屋脊的屋脊。因为文学，我来到了这里。

    出了房间，向左100米的地方，就是孔繁森曾经住过的红房子，门上挂着铁锁。右侧50米开外，则是阿里军区。我走了进去，院子里长满了整齐的红柳，这是整个狮泉河镇红柳最集中，长势最茂盛的一片绿地。一幢两层小楼的顶上，闪烁着红色的十字，我用手压了压剧烈跳动的心脏，面对小楼点了一下头，算是对军人毕淑敏的致敬。官兵们热情的迎接了我，每位官兵都向我讲述毕淑敏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讲述毕淑敏某篇小说中出现的雪山、冰河、戈壁滩。

    一个战士对我说：你如果去北京，一定请毕淑敏老师回阿里看看，她离开阿里已经30年了，现在的卫生所比原来漂亮多了。

    望着战士由于高原缺氧，强烈的紫外线照射而变得黢黑又干裂的脸庞，问他大多年龄，他用军人特有的洪亮之声告诉我：十九岁。

    在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间，不需要抬头仰望，就能看见山顶上邻国的白色哨所，不用望远镜就能看清对方国家同样寸草不生的河谷和行人。我忐忑的望着邻国高高的山峦和醒目的哨所，问一位十六岁的战士：现在正用望远镜注视着我们，并能看清我们鼻子眼睛的人，都是职业军人，而且年龄都比你们大，你害怕吗？

    他眯起眼睛，笑得合不拢嘴，反问我一句：有什么害怕的？咱们是在中国的领土上。

    我问他有害怕的时候吗？他说出去巡逻的时候，遇到狂风大作，漫天飞雪，冰雹打得脑袋发闷，风雪的声音比狼嚎都可怕，冻得人和马缩成一团。巡逻的夜晚好漫长，没有新鲜的故事可讲，没有新歌好唱，大家就借着手电筒的光亮轮流朗读，读《昆仑殇》《孔繁森》《进藏英雄先前连》，也读《战争与和平》《水煮三国》等等。战士边讲边领我走近两个书架，书架上不但有大部头的中外作品，还有多种杂志和报纸，从报纸的日期来看，最新报纸也是半个月以前的。

    离开哨所的时候，一个战士羞怯的对我说：阿姨，非常感谢你。

    我茫然的问他为什么要感谢我。他闪动着长长的睫毛，眼里有波光滑过。他说：你是我半年来见到的第一个陌生人，也是我在这里当兵的两年中，见到的第一个女人。

    在一位三十年前就来阿里工作的干部家里，我惊讶的发现房间内竟然没有任何暖气设备，要知道阿里的冬天会在-30℃多度。他显然看出了我的不解，连忙解释。阿里的冬天的确难过，停电停水是家常便饭，没有水做饭，就凿开狮泉河的结冰取水。由于高寒缺氧，焦炭燃得不旺，就从牧民家里买来牦牛粪烧火取暖。

    我用很低的声音问他：三十个冬天你都是伴着牦牛粪和铁皮炉子度过的吗？

    他沉默了好一会，顺手抓过一本黑得不能再黑，破烂得不能再破烂的书对我说：喔，还有我的红颜知己啊。

    我好奇得伸手去接，没有接住，只抓住了两页碎纸。他拾起书，在空气中荡了荡，说道：《红楼梦》啊。

    握着破烂不堪的《红楼梦》，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有人说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一个民族的形象。对此，我体会不深，但在西藏阿里，在旷野无人的茫茫雪山和大漠戈壁之上，我真切的理解了文学的温暖和文学的力量，真切的懂得，只要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就会有文学的旗帜高高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