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历史。随着国家民主政治进程的不断推进，观众对历史的知情权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才使得艺术家有可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若干年来，逐步地把历史的本原告诉观众。从2000年的《长征》开始，由《井冈山》到《红色摇篮》，我导演的“红军三部曲”经历了十年的创作过程。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感谢我们国家正在做的许多跟政治民主和生活民主有关系的事情。作为艺术家，我们要真诚地面对中华民族足以让我们自豪的历史。

　　主题定位

　　“红军三部曲”的主题就是“红军精神”。我强调利用外在的戏剧结构和形式，在内在意义的博大精深上做文章，借助艺术形象的巨大张力揭开历史的原本面目，同时弘扬一种人类精神。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红军精神”就是这样的一种人类精神。

　　“红军精神”是什么？我把“红军精神”归纳为6句话、24个字：坚定信仰，探索开创，实事求是，团结和谐，依靠人民，勇于奋斗。这是我把自己的心投入到这块鲜血浸染的土地之后，从真实的感受中提炼出来的。这是我的“红军三部曲”精神的核。

　　“用长征精神拍摄《长征》”，曾经是影视界尽人皆知的佳话。“红军三部曲”的创作，就是这种精神。

　　创作原则

　　创作原则定位即创作“红军三部曲”总的观念。以唯物史观作为“红军三部曲”的第一原则。用最感动人的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事情、人物，告诉人民我们要叙述的主题、要弘扬的精神。艺术是需要典型化的，典型化的过程就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在典型化的前提之下，我们应该做到，“以史为鉴、传承精神、尊重人民、追求崇高”。典型化的过程，是创作者对生活、对历史、对自己的感受进行再创造和筛选的过程。按照作品本身的艺术逻辑去重新体现生活。它的创作依托的是历史本身，体现出的是我们对生活和人生的一些思考，也会反映创作者自身的文化品位，即拥有创作个性的浪漫主义色彩。本着重大题材创作“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一定要把历史的焦点对实。具体的情节、细节、行为便给创作者在可能的天地之内提供广阔的创作空间。所谓可能，就是要在这个原则下进行努力；所谓广阔，就是创作者本身的艺术想象力。要在审视历史的时候观照今天，要把80年前产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类精神和民族精神以及它所展示出来的崇高注入现实生活。我以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在任何时刻都必须用崇高和人类精神来驱动历史前进，这是民族进步巨大的精神支柱。这就足以说明我们创作这部电视剧所负载的历史任务。要尊重历史，特别要尊重历史精神；用革命现实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贯穿创作的始终；用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原则观照、把握作品，勇于进行艺术创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尊重历史，就要尊重创造历史的人民；用历史观照现实，用民族精神和人类精神的崇高，鼓励我们的民族或是每一个人走向未来。

　　文化定位

　　“红军三部曲”要创造的是一个系列的文化作品。这种文化作品的定位就是通俗的、为大众所能接受的视听文化形态。电视剧本身就是一种通俗艺术，你无论把自己提升到什么样的高度都不可能脱离这一点。脱离了，你就不可能真正面对观众。因此，我强调它一定是通俗的、是为大众所易于接受的视听文化形态。具体地说，就是要利用电视剧的审美特点，依据电视剧创作的美学规律，博采众长、不拘一格，用丰富的艺术手段，不但叙述一个历史时段的故事，而且要依此提升电视观众的观赏品位和审美层次，使重大题材的历史作品能够确立在不同时期的里程碑意义。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前面的创作原则，那我们的这部电视剧是不允许“三俗”存在的。对通俗的、易于广大观众所接受的视听文化形态，一定要给予特别的重视。通俗是一种文化努力。重视自己在“红军三部曲”的创作中可能要迸发出来的创作灵感和创作意念，捕捉到每一个哪怕是朦胧的艺术信号，成为我们这部电视剧的创作元素。我提醒自己，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传承不能忽略，这可能成为“红军三部曲”的文化载体。一个是毛泽东在革命斗争时期留下来的光辉诗篇；一个是一直流传到今天依然被根据地广大群众甚至是全国观众所熟悉的革命歌曲。毛泽东的诗词博大精深，不但展示了一个政治家宽广的胸怀，同时也展示了他作为文学家、诗人的风采，后人望尘莫及。毛泽东的诗词一定要在“红军三部曲”中用各种最合适的形态、最合适的艺术方法展示出来。“红军三部曲”中的革命歌曲能够传唱到今天，是因为它有着巨大的凝聚力。一首《十送红军》极大地提升了《长征》的文化品格，“红军三部曲”都做了这样的努力，将这些特殊段落形成视听相互交融的旋律性。我希望能通过“红军三部曲”感动整个民族，把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怀渗透到典型化的创作当中去。

　　风格定位

　　“红军三部曲”的风格定位是具有史诗品格的以革命现实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为创作原则的抒情正剧。史诗性的作品需具备下面几点。第一，民族历史的叙述和民族历史性的超越。民族历史和民族性一定是这个民族具有历史性或者重大历史性的命运转折点；第二，史诗里的主要人物一定具有扭转乾坤的作用和充分的民族性与人民性，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都无一例外地从他们人格的发展中传达出对时代、哲学、民族的思考；第三，史诗性的作品一定要有规模与气势，有恢弘的场面，个性相对完整地融合这样大的场面；第四，有寓言和隐喻作用，举重若轻，说一件小事其实隐含的是大事；第五，有文化品格。别林斯基曾说，“要使一部历史作品既成为历史的写照，同时要让它成为具有充分文化性的文艺作品。”我对“红军三部曲”的理解及艺术处理的总和，是能否把它拍成具有史诗品格作品的关键。

　　创作遗憾

　　“红军三部曲”历经十年，分别成为建党80周年(《长征》)、建军80周年(《井冈山》)、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红色摇篮》)的献礼作品，并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取得了较高的收视率和良好的社会评价。十年艰辛、十年历练，有成功的喜悦、创作的磨砺、拍摄的辛劳，也有深深的遗憾。最大的遗憾就是《井冈山》和《红色摇篮》没能完成我主观上努力追求的对《长征》的超越。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主创责任感和创造力的缺失。特别是一些历史细节的表述失实，比如，“苏区反贪第一案”中的左宝云当时被判处死刑，在《红色摇篮》剧中则表现为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苏区的第一张“苏钞”上原本印有毛泽东的头像，《红色摇篮》剧中毛泽民的解释是“货币上印元首头像是国际惯例，英镑上就是印的丘吉尔……”丘吉尔是在剧中时间6年后才任的首相，而且历史上英镑从来没有印过女王之外的头像……《红色摇篮》播出后，一些观众提出批评，令我无地自容。我根据观众的意见再次进行修改，但仍为没能对剧本进行全面细致的考证和审读而自责。《长征》创作态度的严谨则更好地体现出创作者的历史责任感。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足以让我们自豪的，我们红色的革命历史是中华文明和历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五千年历史中产生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值得我们传承下去的。在学习了历史和革命的精神之后，我们一定要提高审美志趣和艺术价值观，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