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的文字是文人气与市民气的融合。中文系出身的人对叶兆言总是不敢小瞧，因为他的祖父，他的语文世家背景。虽然写作是个人的精神事业，与七大姑八大姨关系不大，叶兆言也不是那种吃老本的人，但是，他无法改变书香门第的精神烙印和成长经历。在小说里他可以尽情虚构，先锋也好，新写实也好，全凭自己做主。写散文时却不能只字不提，否则就无法呈现真实的自我。散文集《群莺乱飞》中，他就多次提到祖父叶圣陶、父亲叶至诚以及伯母、姑姑等家人。

　　叶兆言有滋有味地谈论祖父和父亲的种种生活细节，这些掌故不是来自报章的东抄西摘，而是自己家里的事情。他记忆中的祖父有着老派人的古板做法，却让人感到古道热肠。“文革”后期，叶圣陶去上海看望郭绍虞先生，市里要派一辆小车给他，他却担心老朋友感到陌生而决定坐三轮车前往。1976年，叶圣陶去看望朱自清先生的遗孀，这位80岁老人乘公共汽车往返4小时方完成多年积愿。叶兆言在谈到友谊之美的时候，不经意间提到祖父乘车看老友这一朴素的例子，便省却了许多修饰。

　　叶兆言的成长与家庭的文化底蕴密切相关。1937年，叶兆言的父亲才11岁，逃难路过白马湖僻远乡间，被夏丏尊的藏书吸引住了。这种吸引是遗传性的。“父亲和后来的我一样，自从见识了白马湖，从此就对它赞不绝口。”当了几年钳工又考上中文系的叶兆言，经历了社会熔炉与科班教育的培养，其写作难说是“家传”，但性情、趣好却无法摆脱家庭的影响。“祖父留给父亲的高大的书橱，把一面墙堵得严严实实。这面由书砌成的墙，成了我童年时代最先面对的世界。”在那个普遍贫苦的年代，坐拥书城的童年无疑是最好的素质教育。

　　文学是一种渗透心灵的东西，既需要机缘，又需要土壤。但是，如果是一颗不发芽的种子，无论如何播种也都无济于事。在大师的光环下成长也是一件很压抑的事情。叶兆言并没有因为祖父而对中国现代文学情有独钟，恰恰相反，他坦言：“在我的阅读印象中，整体的现代文学似乎并不怎么样。”这话说得很直白，并没有因为生长在现代文学世家就对现代文学有过度美化。这可能与“文革”那个特殊年代的生活历练有关。叶至诚被政治运动彻底改变了性格，由一个文学狂士变成了一个点头哈腰的老好人。一个文人的毕恭毕敬、小心翼翼是何等别扭和郁闷，但是这又是规避政治风险的惟一办法。叶兆言说：“父亲的遭遇，使我很小就鄙视作家这一职业。”但是，苦难不是文学之敌，在卑微与窝囊后面是一颗不屈的心，写作成为一种内在的抵抗方式。他写道：“父亲即使死到临头，仍然顽固地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好作家。”

　　叶兆言的文章中常常提及祖父、父亲与文化名人的交往，也提到自己曾经在场，但是，叙述中没有炫耀的成分，只不过是日常记忆的一种铺陈。在写到父辈从“反右”开始所承受的炼狱经历时，没有夸大个人意志的力量，更没有诗化苦难，在他的笔下，那一代文人是脆弱的，虽然骨子里有傲气，表现出来的却是胆小怕事。他说：“苦难从来就不是必须的。”在苦难中学会生活，远比在生活中回忆苦难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