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我与诗友吴登翔创办星潭诗社，创办之初，就得到了家乡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组缃先生赞成与支持。先生亲自题写诗一首：“青山碧水有星潭，忠国雄风盛事传。李白游踪寻不得，诗心今日写新篇。”先生的诗成了诗社创刊号的开卷篇，并博得了家乡其他著名学者台湾诗画社社长羊令野、宁夏文联副主席吴淮生等前辈积极响应和参与，诗稿纷至踏来。星潭诗社的诞生，成为泾县有史以来第一个民间文学团体，在80年代初林立而起的全国文学社团中，她因吴组缃先生亲自题诗支持而得名。记得当年我将先生亲笔在宣纸之上挥毫题写的诗稿拿去县城裱坊纸裱，据裱坊师傅后来对我说，县里一些人说它肯定是假的，就一个乡下小文学青年怎么可能得到大名家吴组缃先生的真迹宝墨，不相信！

    与吴组缃先生结识，确实有一段不平常的来历。那因为自己的二舅的义父、老师吴葆萼先生引荐的，吴葆萼先生是茂林人，早年留俄国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肖劲光、任弼时、蒋光慈、曹靖华、韦素园等同班同学，文化大革命中，吴葆萼先生受牵连惨遭迫害，被赶出教育界——安徽师范大学，在家乡茂林接受管制。二舅是1947年与吴葆萼先生以父子身份作掩护前往台湾为我党做地下工作，1949年蒋介石逃往台湾前，他们奉命撤回。因为那段历史，当医生的二舅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牵连，由省级医院被下放到歙县医院。1975年下半年，我刚刚参加工作在章渡卫生院，二舅就给我来信，要我给培养他的老师、义父葆萼先生送药并常去看望。那时，要与这样的老人接触，还要送药，如被发现，那还了得！所以我每次去茂林给老人送药都是掩人耳目悄悄行动。时间久了，与吴葆萼先生老夫妇有了感情，老人见我对文学感兴趣，于是就教起了我，他叮嘱我说：“世界上许多文学家大都是由医投文的，因为医生与人民最贴近，最了解人们民的疾苦。”又将他的挚友吴组缃送给他的书籍赠予我，勉励我在文学上下功夫，在逆境中刻苦磨练。我称他们为“爹爹，奶奶”，他们见我敢作敢为，也不拿我当外人看，不仅教我文学，还教我如何做人，老人最注重的就是人生要淡泊名利，他写的诗多以此为内容，如老人在一首《赞陶渊明》诗中写道：“ 陶令高风世所钦，诗情淡泊古今闻。樊笼飞出归故土， 种豆南山卧白云。”就是一种明志的表露。老人常将我推荐给他在逆境中依然保持来往的学者教授，如安徽大学吴寿祺教授等。吴组缃先生也就是在期间通过书信认识的。1980年，吴葆萼先生终于得到平反，由于他的特殊背景，看望他的人特多，北京的上海的，全国各地都有，每天接待好几十人。这时候，他有了公费医疗的保障，我除了买些食品去看望，就不需再送药了。老人一天下来，感觉很累，仍不忘嘱咐我不要走吃政治饭的路，在文学道路上刻苦钻研下去。后来，吴组缃先生回乡看望葆萼爹爹，我得到了老人郑重推荐，从此，我与吴组缃先生直接交往多了起来。这时候，葆萼爹爹因疲于不停歇的接待，终因患高血压中风倒下再没有醒过来。我整理着他的那些用废纸烟盒写下的近百首诗文，用钢板刻写编成《吴葆萼诗集》。我向吴组缃先生征题到了诗稿二首：“昨年短晤故园时，历尽苍桑慰梦思。方看夕阳无限好，何期恸悼长睽离。”“生于长夜不见天，十月炮声震少年。钢骨柔肠垂典范，荣龄八秩自昭然。”

    我的文学渐露萌芽，常与要好的诗友章渡邮电局职工吴登翔聊起创办诗社，我们以身边的名胜蓝山“落星潭”为诗社名，向吴组缃先生发出了求题诗社名书信，不久，吴组缃先生从北京来信，建议诗社取名“星潭诗社”,并作诗亲自挥毫题写诗文。

    一九八七年，我因参加吉林作家进修学院函授高级班学习，创作王稼祥电视剧本，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得到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同志的肯定与支持。一九八九年夏，应朱仲丽同志之邀，与该剧本辅导老师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兼《电影世界》主编赵子明前往北京，特地到北京大学拜访吴组缃先生，但此时的他不在北京，据他的侄儿说先生去了厦门讲学。吴组缃从外地回到北京朗润园公寓住处，得知我在创作王稼祥电视剧本，十分高兴，马上给我回信，支持和勉励我创作成功，表达了先生对家乡文学青年的关怀与厚爱。

                                                               2010年10月23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