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诗歌曾经“安乐地死去”。 一些诗人走向世俗，走向物化的坚冰。深圳需要文化的良心和精神走向。

　　但是在大工业化冲击语境下，深圳诗人最终没有退出“江湖”， 最终能为诗歌“守节”，深圳诗歌“反季节”地“绝地”开放并且无比灿烂。

　　在能够创作史诗的当下，深圳诗人在延续着汉语诗歌的辉煌之旅。深圳创造了如此的诗意人生：

　　“世界处处皆诗意，每一位有心人都在诗般的境界中，过着诗意的人生。”

　　一、深圳诗歌曾经“安乐地死去”

　　(一)、中国诗人已死活着的诗人不再“守节”

　　诗人已死，我们已经堕落 。比如海子、顾城、骆一禾、戈麦等诗人之死。写诗的人纷纷叛逃，乒乒乓乓地扔下诗句，毅然决然地走向世俗，走向物化的坚冰。或坠入生命的渊薮，作别于人世。

　　“诗人”， 这个曾经置身于社会声望之巅峰、引领时代之潮流、尊严而荣光的辉煌之词汇，已被人列入“十年消失的词汇”之中，其如美人之迟暮之黯淡，只能常常无奈地回忆起那已经逝去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光芒，以及已经显得久远的才子佳人之浪漫情怀，我们没有见到其华丽转身的动人心魂之时刻，只见到其夕阳底下失去了魅力和光彩的隐隐约约的仓惶、凄凉的背影以及其太息，诗人的伟岸和傲立于人群中的姿态渐行渐远欲说还休。

　　于是，诗人死了、活着的诗人不再“守节”之类似是而非之论甚嚣尘上。甚至有人抛出网文，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诗歌尚存吗？诗歌会死亡吗？

　　(二)、创作“史诗”年代和大工业化冲击语境下深圳诗人退出“江湖”

　　深圳诗歌曾经“安乐地死去”。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歌身体的倒下、肉体的死亡和灵魂的安息。

　　这里有两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诗歌写作艺术上的继承问题。深圳诗坛曾经经历过全部欧化和对传统的全盘否定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当时在深圳诗人笔下体无完肤、荡然无存。

　　二是诗歌本身和诗人数量的问题。严格意义上讲，深圳30年前基本无诗歌可言——我说的是具有国际视野的、能够拷问灵魂的、会关照人性的、谢绝文字的“口水”的现代主义诗歌，几乎为零。经过蒙胧诗运动后诗坛一段时间的寂静无声。大工业化冲击下、全民言商大语境下诗人“变节”、诗歌退出“江湖”。

　　这时候的深圳，可以说有文学而无诗歌，有作家而无诗人。诗歌和诗人籍籍无名、微乎其微，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尤其在靠生活阅历加战斗激情创作“史诗”的年代，“浮出水面”的诗人和作品，并无前瞻性和指导性以及创作的心灵实绩。

　　诗人享受安乐，因此“安乐地死去”。

　　二、诞生过唐诗宋词的国度仍有汉语诗歌辉煌之旅

　　(一)深圳需要文化良心和走向的诗歌

　　真正具有诗歌情怀的人，无论他在哪里，无论他处于何种境遇，都不会放弃诗歌。诗歌在自己心里，如身体的肌能，不可剥裂。因为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暂时的停笔，只能是一种写作的“战略转移”，绝对不是放弃，绝对不是诗人在向世俗投诚。

　　在大时代急遽变革的过程中，需要诗歌来指引。如果说文化是国家的灯塔，诗歌就应该是文化的良心和走向。激情澎湃和青春燃烧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深圳需要诗人和诗歌。

　　所以，在深圳，诗歌不会走向没落和消亡。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年来，诗歌从来没有死亡，诗人的诗歌事业也没有终结。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如破土之新芽，新诗人和新诗歌都在不断产生。

　　(二)“归来派诗人”穿过生活雨林动情歌唱

　　盛世出佳作、繁荣出诗歌。唱着春天的故事创造了历史的辉煌的深圳诗人，责无旁贷地创作了和正在创作着经得起时间和历史双重检验的精品力作。真正优秀的诗歌作品是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如唐诗、宋词、元曲，歌德、拜伦、普希金、帕斯、惠特曼、艾略特、雪莱、艾伦坡、波德莱尔、卡明斯等的大量作品。这些优秀的诗作流传久远，历久不衰。

　　深圳数量最少在千人以上的诗人团队，这些对汉语诗歌心存热情和幻想的“码字的人”，这些对诗歌坚定持有看多态度诚恳的坚守者，在越来越多的人远离诗歌对诗神惟恐避之不及的“非常时期”，拾起诗歌的火把，开始或坚持艰苦但快乐的诗歌朝圣旅行。其中诞生了一批“归来派诗人”。比如停笔10多年的樊子、王凤国、唐成茂、张三中、孙家志等一批诗人穿过生活的雨林，热情地“归来”。

　　正如广东著名评论家谢有顺说的那样，一个曾经诞生过唐诗宋词的国度，总会有人选择留在诗歌的腹地，继续汉语诗歌的辉煌之旅。

　　写诗是对人生的承诺，这个承诺从年轻时就已经开始，诗歌以及诗歌精神已与自己的生命紧紧相随，是不应该在某一天像丢掉一个廉价的职业一样将其丢掉的。

　　北岛就说，在中国商业化的冲击下，非常高比例的诗歌人群改行，放弃诗歌写作。这很不能理解。

　　真正具有诗歌情怀的人，无论他在哪里，无论他处于何种境遇，都不会放弃诗歌。诗歌在自己心里，如身体的肌能，不可剥裂。因为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暂时的停笔，只能是一种写作的“战略转移”，绝对不是放弃，绝对不是诗人在向世俗投诚。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诗歌的狂热时期、鼎盛时期，诗人樊子、王凤国在那时依靠当时属于中国一流诗歌报刊的《诗歌报》出名，之后的一段时间，他们因故停笔，而且一停就是10多年。新世纪以来，他们转战深圳，重新拾起诗歌的火把，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在近期的《诗选刊》、《诗潮》、《诗歌月刊》等大刊上，他们频繁地展示和发声。大草也是“归来派诗人”，他停笔将近10年，一回归就势不可挡、佳作不断。曾经一段时间，他是《诗生活》的主要主持人。停笔12年后归来的唐成茂，到本月为止，已出版8本作品集。近期，他的作品在《十月》、《诗刊》、《花城》、《诗潮》、《诗歌月刊》、《诗选刊》等名刊推出，还获评加拿大国际知名华语诗刊《中国诗歌在线》杂志2009“年度诗人”。他的长篇诗歌评论《一鹤凌云，智性诗人的人本情怀》在菲律宾《世界日报》分期连载。停笔10余年后再入诗坛的张三中，去年以来，一鼓作气出版了3本诗集，又自出资金创办诗刊、诗歌网站，还动笔开始撰写纪实文本诗人介绍书《中国诗歌好汉108将》(暂名)，为附近的诗人编印诗歌丛书，诗歌热情可谓之高昂。

　　(三)、生态各异深圳诗歌坚守者诗歌呈多样性发展态势

　　王成钊、冯永杰、王丛飚、李松樟、黄永健、程学源、关飞、谢宏、王熙远、荒虎、大侠、郭洪义、江冠宇、阿翔、叶耳、胡建雄、张军、赵婧、孙夜、夏子、陈浩、黄萍、王光明、凌春杰、彭先发、温木楼、李跃、郭海鸿、王远洋、客人、刘虹、谷雪儿、莱耳、张尔、孙夜、赖运添、米国琛、田力、老船、胖荣、黄海、洪江、刘国威、从容、旧海棠、大草、吴永彤……

　　在深圳，随手就可以列出长长的一排诗歌坚守者和诗歌“归来者”的名字。

　　用心写作、以散文诗成名的王成钊，融于生活的诗歌洒脱而又温馨。

　　受到过余怒和伊沙双重影响又能走出别人阴影而用自己的声音说话的阿翔，童年时期就开始的听力障碍，使他对语言的感受异乎寻常地真切而深入。他用凌乱生活的有序片段，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锐利的视力、孱弱的听觉和敏感的心灵感知能力。他的诗歌感觉特别好，诗的意象新奇，想象特别大胆，诗句像雪花一样纯净、轻盈和空灵。“争吵声一点一点/扩大，胃在胃的抽搐里。/一个人蹲在暗处，抖缩，/手很冷，烟头明明灭灭，黑发变白。”(《绝望》)意象的叠加，转场的自如，诗意的绵密，让人称奇。深圳、茂名、合肥，很多地方留下了阿翔诗人和诗歌活动家的足迹。通过《大象诗志》、《诗歌月刊》等载体，让深圳诗人在全国诗歌的坐标系上标注名字和发声。

　　《诗林》深圳版同仁张尔、旧海棠，《诗生活》网当家人莱耳，《深圳青年诗选》、《深圳诗人报》主持人李晃等人，也以诗歌活动家和深圳诗人双重身份与世界对话。

　　诗歌(含散文诗)、评论、散文等文体均涉足并经苦心经营已有大成的多料作家(诗人)黄永健，前不久就诗歌究竟能走多久、能走多远等问题，在深圳大学PK美国学界权威，其强调的诗歌的在场感与诗意的弥发；用诗一样的心境看世界；“诗意地栖居”会唤起人们心中对诗歌的感动；月下凝思，黄昏遐想，坐享空谷，秋叶下落，一切一切，都是诗意的弥发，诗歌从来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心中，不曾走远过等等观点，获得中外诗家和学者的强烈认同感。他的新诗《朽木在歌唱》是他的“世界处处皆诗意，每一位有心人都在诗般的境界中，过着诗意的人生”的最好诠释。

　　曾经在北京《青年文学》杂志社、《长篇小说选刊》编辑部工作，现主编深圳市宝安区《打工文学》周刊的徐东，有诗歌60余首、小说100余篇散见于《大家》、《作品》、《广州文艺》、《青年文学》、《星星》诗刊、《小说选刊》等大刊。出版有小说集《欧珠的远方》、诗集《白云朵朵》等。曾获新浪最佳短篇小说奖、首届全国鲲鹏文学奖等文学奖项。他走的是一条先锋的、智性的、属于灵魂写真的纯粹诗歌之路，他《白云朵朵》等轻柔、温情而美丽的诗歌作品撞击着读者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因此能在读者中广泛传颂。

　　“冷藏过的心好似探案小说的情节／还未展开，便无数次地设计结局／不，你不必每个夜晚临渊歌唱／清晨醒来，或许正逢花期／相信最后相许的时刻将会再生——／尽管知道，我是你开满鲜花的墓地／——”《最后一次》

　　这是深圳女诗人刘虹众多好诗中的几行，这几行诗一定程度地代表了她的女性意识和诗性特色。已经坚持诗歌创作20余年的刘虹，具有独特的诗思敏锐性和批判力、思想力。她的大量作品反映着现代女性意识对当下道德观念的反思，对既定生活状态的审视，对社会秩序的追问。她的诗歌里表现着尖锐的疼痛感，承接着太多的历史负累，特别是反映她死死坚守着互为感召、互为感动、互为死生、互为平等的爱情道德的诗作，凝重、真诚而动人。

　　谢湘南、樊子、孙夜、王顺建、夏子、谷雪儿、莱耳、张尔、旧海棠等诗人以情感宣泄和过滤情感后抒怀的方式，建立起在内心世界的对外部世界的精神响应，表达个人立场的宽域诗歌主张。他们的诗作大多精巧、雅致、委婉、明丽、深情而动人。

　　冯永杰、祈念曾、王远洋、客人等的诗作已不是太多，可是创作态度更为严肃，思想更趋成熟，作品的个性也更加鲜明。他们已经结束了90年代或更早一些时候的“青春期写作”，进入了更加沉毅的“中年写作”，知性的写作节制了“语言的冲动”，并且在遣词造语上不再刻意追求“语言的惊人程度”，诗作更有内涵和厚度。题材多由浪漫的爱情转入严肃的社会沉思。

　　深圳诗歌的坚守者成分复杂、生态各异，他们本来就还年轻，或正直壮年，怀着崇高的诗歌理想，以骨子里的文字品质，血脉里的精神气度，心灵深处的颤抖呼号，沉睡但思想着的风花雪月，渗透思想气节的人间温情人生晴明，一同汇入深圳诗歌的激越“江湖”，我以我手写我心。

　　因为成分、生态的不同，深圳这批诗歌的信徒的作品，呈多样性发展的态势。他们主要有如下的诗味特色以及诗歌文化向度：

　　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自然融合嫁接，葆有古典主义文化精华又连接现实主义命脉过程中提升的现代主义审美质量，后传统母性文化的语境与文化的本土性命题，以介入现实的热情与冷凝深切融入海外文化而闪耀的文化光华，以意象的新奇、智性语言的灵巧构建显示本土文化的归位意识、平民意识、怀乡情结……

　　三、深圳“诗歌风暴”促进诗歌常态化发展与复兴

　　(一)“宝安兵团”有扛大旗实力诗人

　　在深圳市，尤其在深圳市宝安区，诗歌回暖复兴迹象明显。

　　宝安区这个人口达六七百万、经济总量超过大量内地中等城市甚至一些边远省份的现代化经济文化大区，目前在纸质和网络诗歌媒体活跃着、已具一定艺术力思想力影响力的诗人一两百人，不少已在国内省内知名，部分属于中国南方诗坛扛大旗的实力诗人。比如徐东、程鹏、温木楼、李晃、凌春杰、范明、彭先发、楚中剑、李邵平、阿北、一回、李双鱼、小兵小卒、苏省、高旗、萧相风、吕布布、巴蚕、艾华林等等青年诗人，活跃、有文化底蕴、上升态势明显，假以时日，可有大成。

　　(二)深圳诗歌事件具有强大的冲击力

　　深圳诗歌回暖复兴特征表现在多个方面，我感觉诗歌写作队伍的壮大、诗歌活动的频密，诗歌文化化、常态化、扇状化、生态化发展趋势的出现，等等，可资佐证这一现象。

　　深圳诗歌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不断有诗歌事件冲击中外诗坛，不断有新的、具备一定影响力的诗人涌现或来到深圳，促进深圳诗歌的回暖复兴。1986年，深圳诗人徐敬亚等与安徽《诗歌报》、《深圳青年报》举办的“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 以及1994年12月由深圳作协举办的“首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均向全国展示了深圳诗歌先锋的精神内核，成为中国诗歌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催生了一群诗人到深圳寻求诗歌理想。在诗歌界影响力类似搜狐、新浪的门户网站“诗生活”以及“广东诗人俱乐部”就在深圳诞生和发展，它已经成为国内重要的诗歌策源地之一，证明了深圳诗歌力量的强大。《外遇》和《白诗歌》诗歌文本，曾经成为中国民间诗歌文本中的蓝本之一。一年前，《诗林》引入深圳。这是北方诗歌“新嫁”到南方，其在北方南方花开两朵，一桥南北飞架，这样的自然融合促使南北诗歌交流更加频繁。

　　《深圳诗人报》已创刊20年，证明深圳诗歌顽强的生命力。

　　《好汉坡诗刊》(诗歌季刊)一创刊即受到《人民文学》、《诗刊》、中国诗歌学会、《诗潮》、《诗选刊》、《星星》诗刊、《诗林》诗刊等诗歌专业机构以及省市文联或作协负责人的关注支持和肯定。《深圳诗词》较为关注深圳本土自然生态描绘、更多地停表现以人为主体的诗歌创作意识，其鲜明的办刊特色使其在深圳诗歌界具有了受到尊重的独立的地位。

　　(三)深圳“诗歌图式”和陆地、海上、空中诗歌“丝绸之路”

　　20世纪初，格迪斯提出了“生活图式”。我们从地理学、经济学、人文学等的观点出发，来综合分析深圳城市诗歌发展的可能性：

　　深圳已经形成了连接大陆与香港，具有海、陆、空立体口岸的综合交通枢纽，从深圳的“港口区位优势”、京九九铁路通过深圳与香港接轨、深港城市功能衔接等发展趋势看，深圳区域交通枢纽的职能将进一步得到强化。

　　深圳具有“创新型综合经济特区、华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大都会”的城市性质定义，其已经形成了连接大陆与香港，具有海、陆、空立体口岸的综合交通枢纽，地缘优势明显。作为我国发展最成功的特区城市，深圳以经济运行机制“示范”和“试验”作用，具有全国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其因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而与全国各地形成了密不可分的“人缘”关系。两者的相互作用，使深圳具有服务全国、依靠全国的城市职能。在经济特区的“二次创业”期，深圳以特有的“移民文化优势”，并增创新优势，将更加强其全国意义。

　　正因为如此，深圳形成了连接内地、衔接港澳台以及海外地区的重要陆地、海上、空中的诗歌“丝绸之路”。

　　目前，在深圳，至少有5家全国性诗歌大刊建立了联络点，有很多活跃的民间人士负责与全国一些重点民刊的联系。内地和港澳台以及海外地区的重要诗人频繁往来。比如作为《人民文学》、《诗刊》等大刊大报“当家人“的李敬泽、李小雨、商震、李秀珊等大家，都来过深圳。美国《文化论坛》总编辑王静初，台湾中国诗歌协会《丁香花诗刊》、《艺文论坛》总编林静助和台湾《葡萄园》诗刊总编台客等名家也到深圳参加过诗歌交流活动。《丁香花诗刊》还聘任刘虹、唐成茂、张三中为编委。《新大陆》诗刊(美国)、《丁香花诗刊》(台湾)、《艺文论坛》(台湾)、《葡萄园》诗刊(台湾)、《圆桌诗刊》(香港)、《诗选刊》(河北)、《诗歌月刊》(安徽)等名刊均推出过深圳诗歌、评论专辑或深圳宝安现代主义诗群作品(含评论作品)专辑。

　　(四)深圳已成为诗歌大容器

　　深圳已经成为正在扩大的诗歌容器，盛容着各种理论冲撞交流的新诗歌理念和新诗歌作品。如此大容器下的深圳诗歌，不仅诗人在不断“复活”和“归来”，不仅诗歌文化圈在不断发展壮大，不仅大量思想先锋和写作愤青涌入改写诗歌孤独、寂寞又无聊的历史，特别是在社会急遽发展变迁的大时代能够诞生与时代发展同步的大诗歌——宏大叙事、历史反映、生命礼赞、人性关怀……

　　四、先锋移民诗人改变深圳诗歌质量和向度

　　30年来，大量移民诗人的涌入，大量思想先锋的到来和崛起，改写了深圳诗歌孤独、寂寞又无聊的历史“惨状”。尤其是王小妮、徐敬亚、黄淮、吕贵品、季平等人的辗转入深或回深，让中国诗坛开始聚焦深圳诗歌。深圳诗歌真正实现“已死方生”。

　　为深圳诗歌的精神领袖之一、在深圳呆了18年、见证并惊喜于深圳的发展的王小妮表示，深圳从一片红土、一片植物，已经变成了大森林大都市。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从不同角度暗中打磨着生活在其中的人，有前瞻性的社会学家应当关注有多重复杂性“深圳人”这个概念，并将深圳精神发扬光大。她表示就中国而言，深圳意味着“前窗”而非“后窗”的价值，深圳处处都是风景。她有兴趣通过独立的文字形式观察和欣赏深圳的新文化新景观。

　　曾有人疑惑于在深圳这个“喧嚣的城市”如何能不受金钱干扰、平静地写作。王小妮的回答是：深圳的生活成本并不高，诗人也可以在深圳诗意地栖居。

　　写诗对于王小妮而言，只是纯属个人的爱好，可以说与别人无关，这是她的一种需要，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她比别人多了一个安静的去处，一个“自言自语的空间”。她主张，生活不是诗，我们要先把自己活成一个正常人。

　　在深圳，有许多已经出名的诗人，像王小妮一样，不太把自己当诗人，大家随兴而写，没有严格固定的写字时间和计划，但有为这个城市为更多的城市为社会的发展进步抒发感情的欲望。

　　所以才有徐敬亚的“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 所以才有王顺建的小梅沙万人赛诗，所以才有安石榴举着诗歌的火把开展“心灵诗化”的接力，所以才有莱尔、张尔、张三中、李晃等人自掏腰包办诗刊诗报的惊人之举，所以才有深圳风起云涌的诗歌活动以及诗歌的走强和繁荣以及奋发有为。

　　这批思想先锋和写作前锋，以充满自信的、具有浩然之气的、目不斜视的诗歌生态，扭转一些人曾经迷失的方向，并与世俗化、庸懒性进行过搏斗与论争，旁若无人、大步流星地从诗歌的深邃与深远中走来，优雅而自信、尊荣而从容。

　　鼓荡着青春和激情，如朝阳之初升，如大地之回春。这批诗人保持着强大的生产力和思想力、意志力，其作品展现了写作的丰富和辽远，他们的经验、思想、才华和创造力，使深圳诗歌更加鲜活不断获得新的延伸的生命。

　　将极大的包容性和独立精神相溶于水并归于无形，以新锐、新觉、新思、新话语品质，隐于改革开放的洪大激流，经诗歌的旧工业化改造，以原始能耗的最初级商业阶段的粗放型话语权和话语方式，汲取东西方文化相碰撞形成的思想营养以及大深圳文化诗歌的可作为艺术原料、养分的宏大气场的鼓舞，在隐性“沉没“中激烈发酵膨胀，脱颖而出于划破长空的显性闪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