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值班室回来的时候，鲁师傅正在宿舍洗脸。那是早上六点刚过，天还黑乎乎的。鲁师傅说，洗个脸我们就走，今天倒班赶上好天气了。他的声音很低，在幽静的暮色里像一只苍蝇，嗡嗡的。

我走进宿舍，我的两个室友睡得很沉。其间铁皮门吱呀响了一声，有一个就翻了个身，含含糊糊地说了句什么。我借着手电光收拾东西。这时隔壁宿舍的鲁师傅把活动板房的墙壁敲的砰砰响。我压着声问咋了。他说，穿厚点。

我把几本书和最近写的一些草稿装进手提包里，刷了个牙，又把靠着墙的被子往床中间挪了挪。石灰板的墙壁潮湿得能捏出水来，被子挨墙的地方已经湿了。做完这些，我出来时，鲁师傅正在脱裤子。确切地说，是把外头的裤子脱下来，在里面加上一条绒裤，再穿上。然后，他从墙上一只塑料袋里取出一套迷彩绿的雨衣，又套在身上。他戴上头盔的时候我感觉他像个宇航员，要往太空飞了。

他一边往下巴上系头盔的带子，一边瞅着我，说没洗脸么？我说没，电炉子烧坏了，没热水。他把摩托车推出厂铺大院，我们站在厂门口撒了泡尿。后来我点上一支烟，他歪过头打了个尿颤，看着我说，一早就吸啊。我吹了吹烟灰，把尿滋的老远。鲁师傅说，到底是年轻人，顶风尿三丈。

临上车时他问我穿了多少。我拍拍胸，说，夹克里边是绒衣；下面，牛仔裤里面是内裤。

没了？

没了。

那冷哩，去再穿点，我等着。他把车撑好，说。

我说算了，想穿也没衣服，就带这么多，全套身上着呢。

他哦了一声，用脚蹬启动杆，蹬了十来下，摩托车像头奄奄一息的老牛一样；喘了一口气，又睡了。天冷，他解释说，车不爱着火。又蹬了几脚，摩托车还是吭哧吭哧地半死不活。鲁师傅说，溜吧。

眼前就是下山的路，长长地陡坡盘在半山上，像许多个“Z”字。鲁师傅用脚划船似地划了几下，摩托车就凭惯性顺着陡坡往下跑。速度慢慢加快，风在我耳边呼呼地响起来。我说，鲁师，慢点，慢点。鲁师傅似乎没听清楚，转过头大声啊了两声，说，啥？我没说话，风在耳边吼得更厉害了。

这段坡经常溜车。矿上的车子如果打不着火，就借坡溜。我想起一个月以前，那个姓赵的年轻司机开着他的柳特翻斗车也从这坡上溜下去，就再没回来。因为车没有着火，没有气压，也就没有刹车。那是个中午，在白晃晃的阳光里，我看着他的尸体，从车厢底下被慌乱人群拉出，变形的脸上沾满血与土的泥糊糊。他的尸体开始流血，衣服和盖在身体上的床单就被渗出的血染红。天却就阴了，风呼呼地在我耳边刮个不停。料理后事的亲属晚饭时才感到，有人嚎哭了几声。然后，我在远处看着那里点起一团火，也许是在烧纸，火光诡异地在暮色里跳跃。白色的棺木——崭新的，还来不及刷上黑漆——从一辆车里抬下来，栽着尸体，呼呼远去，像一阵风一样刮向远处。

那天夜里我一直睡不着。宿舍的同事没有关灯，刺眼的灯光里，他们翻身，叹气，一直到深夜。反复说着诸如“如果不怎样，他就不会出事”之类的假设，可假设终归只是假设，那个人，已经确确实实地不在了。半夜里风又刮起来。活动板房到处都是缝隙，风一阵紧一阵慢。紧的时候像疯了一样，似乎要把这摇摇欲坠的简易房屋掀掉。屋顶上压着油毛毡的砖头被风掀起来，重重砸在地上。几只饮料瓶在风中噼里啪啦乱响个不停。依旧是呼呼的风，从我枕头侧面的墙缝里灌进来，凉凉的，灌进我的被窝。

摩托车快到那次事故的地点时，鲁师傅踩了脚刹车，挂上档，车幽幽地喘了几声，启动了。我回头看看白生生的路面，那曾停放过尸体的地方，已经看不出任何迹象，只有路旁烧过的纸灰，黑乎乎的一个椭圆，扎眼地夯在那里。

风依旧呼呼地在我耳边吹着，只有风，不知厌倦的风，无所不在的风，呼呼作响的风。摩托车风一样下山。在山沟里时，我看着两边黑压压的山，似随时都要滚落下来一样。我回了回头，薄暮里厂铺的院子像死人一样安静，或者，像一所古老的庄园，透过皑皑的雾气，朦胧而苍白地，随着摩托车的颠簸忽闪忽闪着，渐渐小而模糊了。

鲁师傅又跟我说了句什么，风大，我没听清。我侧过头把左耳转向他的脑后，说，啊？他问我冷不冷。我说还行。他就轰了油门，速度又快了。路面残破不堪，摩托车跳得厉害，我双手抓紧了车尾的铁架。呼呼的风在摩托车错乱而无休止的跳跃里变成了一支打击乐，歇斯底里地撞击着我的耳膜，像一个疯子敲击出的节奏，抑或，是重金属或者野兽派。

十几分钟以后，摩托车跳跃着走出山沟。黑黝黝的沥青路安静着，一头在我的眼前，另一头隐匿在暮色里。天稍微白了些，依旧安静，安静的路边小卖铺和几所破破烂烂的矮泥房。路上没有车也没有人，空空的。在这样的旷野里摩托车的突突突的吼声显得更响亮了。鲁师傅松了松油门，有些担忧地问我，领导不会下来吧？我说估计不会，领导这阵睡的屁眼里脉都没有。鲁师傅说，难说。

我们的领导行踪难以捉摸。他是我们这家隐匿在深山里的破烂国营金矿的头头，掌握着所有工人的生杀大权。除非你背景过硬，跟县里某位高官有关系。不然，如我和鲁师傅这种，挤破了脑袋才混进来的员工，只消他老人家一句话，便能砸掉这饭碗。没有开除这样的说法，那叫待岗，卷铺盖回家，等着上班通知。通常这一等就遥遥无期了。

鲁师傅的忧虑让我想起老陈。那个沉默寡言的五十多岁男人，上班的时候他总会拿一只锈得暗红的茶缸，一边喝茶一边低头想事。他不怎么说话，一说话准是骂人。咒骂。骂所有的同事，若有人上班迟到了几分钟，他会独自嘀咕：日他娘去了吗？！还是跌崖底下绊死了？！他上班几乎不怎么管事，凭着斑白的头发，他有资历。跟我和鲁师傅一样，他在夏天的一个早上，提前下班两小时，骑着摩托车回家。在山沟里时，跟厂长的三菱越野车碰个正着。这事的后果是，领导认为老陈早退，月底扣工资的十分之一即两百元，然后待岗。老陈来单位收拾铺盖那天，依旧独自小声嘀咕，说是哪个不得好死的东西告密之类。之后全厂员工都趿拉着拖鞋站在厂铺大院里，目送着老陈把铺盖卷绑在摩托车后架上，缓缓走出厂铺。与此同时，风轻轻地吹起来，我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此后我再也没见过老陈，据说他有两个女儿，都考上了大学。老婆似乎没有工作，老陈曾不止一次跟别人借钱，说是给女儿寄生活费。事后我们纷纷猜测，为什么厂长会天不亮就来矿上？从县城到这里，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的路程，这样说来，他是在早上四点多从城里出发的。怪，真怪。猜测的结果是有人告密，但也不排除这次碰面是心血来潮之后的一个巧合。

有人曾经算过一回，每个月，我们倒班回家跟厂长碰面的概率在百分之一以下。九天倒班一次，一个月三次，而大半年里厂长只有两次六七点来单位的情况。（另一次是半夜有人抢矿，他是跟警察一起赶到的。）这样算来，我们跟厂长碰面的概率小于百分之一。而倒霉的老陈，偏偏就栽在了这百分之一上头。

摩托车上了柏油马路。前面是一座大山，盘山公路像蛇一样拧来拐去，但很平整。随着公路的平坦，风不再是呼呼跳跃的打击乐节奏，而是平缓的，像一条河一样平稳流动。持续的呼呼声，只在摩托车加速或踩刹车的时候，才有一些缓慢的波动，这就是抒情乐的节奏了。对面偶尔会有飞驰而来摩托车，看不清对方的脸，速度奇快。

我的身体被冰冷而潮湿的寒气吹着，膝盖和手臂发麻了。我动了动身体，说，身子都硬了。鲁师傅说你别动，车速快，容易飘出去。冰冷沿着膝盖，像打了麻药一样往腿的两头蔓延。牛仔裤沾上了雾气，潮乎乎地沾在腿上。我说，鲁师，咋这么潮啊。鲁师傅说这还潮啊？比值班室好多了。

值班室是简易的军用帐篷，就搭在铲去荒草后的稍微平缓的山地上。下雨的时候，山上会起雾，那里地势高，雾就比公路上浓厚了很多。这种时候能见度只有五米左右。雾气包裹着所有的东西，帐篷是湿的，脚地是湿的，被褥是湿的，床板也是湿的。最怕的是上夜班。我们的工作是三班倒，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是白班，四点到晚上十二点是小夜班，晚上十二点到早上八点是大夜班。

我们会在查岗的间隙抓紧时间眯一会。当睡眠像洪水一样袭来，人是无法对环境做出挑剔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适应。冰冷而潮湿的床板，在躺上去之后牙齿打颤，哆嗦几分钟，也就渐渐睡着了。睡着便不感觉到冷，只有在醒来以后，身体的僵硬和酸痛隐约透露出对环境的不满。但这种僵硬和酸痛很快也会消失——下班之后，回宿舍睡到中午。当然，这只是暂时的缓解。多年以后，关节炎或者风湿病发作的时候（这样的先例很多），我们会想起，那间破烂的帐篷，还有潮湿，无所不在的潮湿，以及，冰冷的床板。

那应该是世上最简易的床了。几块两公分厚的板子订成，一张单人床，四角用空心砖支起。姓赵的年轻司机死后，也是在这样一张床板上，安放他的尸体。我想过我们跟他的床板一定不同，但具体不同在哪里，我找不出来。也许只是，他的床板下面，少了四角支高的空心砖吧。

鲁师傅把车骑上柏油马路以后，明显放松了许多。鲁师傅不抽烟，却爱看别人吸烟，这时他问我，你咋不吸根烟？我说吸，停车。我们在路边停下摩托车。下车后我先在马路上跺脚，等双腿活泛了，然后才摸出烟来，说鲁师你也来一根吧？鲁师傅挥着他那套了两双手套的姓张一样厚重的手，说不吸不吸。我点上一支烟站在路边往山上看，抬头的时候山沟里的过堂风吹掉了烟灰，烟灰呛进了我的鼻子。我说妈的，风！鲁师傅也学着我说，妈的。又说，咋搞的，每回摩托车往路边一停，我就想尿尿。

鲁师傅的家远在一百多公里以外的边远乡村，到县城之后，他还要往南再走两个多小时。鲁师傅说他一个人骑摩托车回家的时候，路上准要停几次车，下来撒尿。没想到这样过了几年，鲁师傅养成了习惯，摩托车一停，就条件反射似地尿急。

鲁师傅背过身象征性地抖出几滴液体，叹了口气说走吧，上山了。又是盘山公路。翻过这座大山，再走差不多一个小时，我就到家了。第一次来矿上上班的时候，我坐着班车感觉路特别远，似乎走了好久。现在走惯了，倒觉得挺近。摩托车发动的时候我说，鲁师，我估计你这撒尿的毛病，是前列腺有问题，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鲁师傅笑了，说，不疼不痒的，看什么呢，没毛病的。

我说，尿不出来就是毛病，耽搁下就怕严重了。

鲁师傅加强了语调，像开玩笑那样夸张地说，切，咱常年跟氰化钠打交道，百毒不侵，哪能这么容易有病？要身子真这么经不起折腾，氰化钠早把咱放倒啦！

我觉得鲁师傅这话不对，但又一时找不到反驳的话句。我没话可说。在矿山上，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金庸小说里那个百毒不侵的段誉。因为这种百毒不侵，身体就跟铁打的一样，对任何疾病都有了防御能力。这种疯子一样的想法既幼稚又荒诞。

我们的工作是炼金子。几千吨加了生石灰的矿石码在堆场上，我们在一个大水池里加氰化钠，用氰化钠溶液经过电泵，喷头喷洒在上面，使其反应，液体的金就生出来，流进另一个大水池里。众所周知，氰化钠是剧毒。0.1-0.3克就能将人致死。我们接触的任何东西，水泵，管道，喷头，上面都沾有氰化钠。四周的空气里，也是刺鼻的氰化钠的味道。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哈，也许那真是百毒不侵的吧。

据说，有一同事，在堆场周围被蛇咬了。结果是我的同事安然无恙，可那蛇却死了。我的同事们为此感到自豪不已，时常是逢人就吹这点子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每当我在值班室呆着时，我的肺会发出呼哧呼哧的响声，不断地咳嗽。呼出的气体，带有一股苦而腥的味道，我不知道这是否与氰化钠有关。

我常常有一个担忧。我害怕食物和水里有人下毒。我们喝的是泉水，就在厂铺后边。氰化钠管制如此松散，如果有心里变态者或其他许多人因为不为人知的原因，在水里下毒——不需很多，只需纽扣大一颗，那全厂人都得倒霉。我不知道这种担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每次喝水之前，我总会下意识地闻闻那水的味道，看有没有氰化钠的气息。我感觉水里始终有一些东西，冰冷的，阴阴的，飘着，像一些鬼魂。

事实证明我的担忧是多余的。从我来矿山一年多以来，这样的事，从未发生。倒是，周边的乡村里，经常有命案。凶器是氰化钠。去年夏天，后山一个女人毒死了自己的丈夫。那妻子有了人，就一心想毒死丈夫，苦于没有机会。后来丈夫生病，她把氰化钠放进中药里，将那男人毒死。这是真的。

上山的时候摩托车速度明显慢了。一些不知道什么树的叶子落在公路上，斑斑驳驳像一坨坨的鸟屎。其间有一片落在我脸上，把我的鼻子刮疼了。车速一慢，风就小了，不是呼呼地吹着，而是咝咝的细声细气地响。

由于风小，说话能听得清楚些。于是我跟鲁师傅开始讨论十一假期会不会给加班费的问题。鲁师傅说估计有戏。最近厂里到处风传，国庆六十周年嘛，又跟中秋赶一块了。八天，一天发三天的工资呢。一天多给一百五，八天就要多给一千二。我说这是瞎传，不可能，因为厂里就没这么个规矩，多少年了，啥时候发过？五一清明不也是法定假日吗？多一毛都没！鲁师傅说这次可能是真的，万一破例呢？

鲁师傅说万一，大家都说万一。是的，我们指望着万一，虽然我打心眼里并不相信会有这么好的事，但对这个万一，总抱有希望。而且，每次临近节假日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讨论，一讨论就是好几天。那种时候，大家会坐在电视机旁一边不紧不慢地抽着烟，一边开始讨论。通常开始的方式都是这样：有人试探性地询问，听说今年要给加班费。然后讨论就开始了。我们的人员每次都会自然地分成正方和反方，激辩内容也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正方和反方的人员总是变动。这次你是正方，下次你也可能是反方，随意变换。而不管正方反方，用的都是老掉牙的论材，摆事实讲道理，不厌其烦地说啊说的。正方赢的可能性大，每次都是有板有眼了，说这次准没错，要发加班费呢。结果工资发下来一看，多一毛没有。正方的人就蔫了。

尽管这样，每次节假日临近，总能让我们兴奋。我知道，那是因为有一个“万一”在我们心里盘桓，甚至已经扎根了。这种讨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而在这种常年无意义的讨论当中，也许有没有加班费这回事并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讨论这个事能让我们兴奋，能让我们浮肿的脸和灰暗的眼神放光，给那些无聊而枯燥的日子加上点作料，刺激感官罢了。也许讨论的趣味带给我们的兴奋，已经远远大于那个叫做“万一”的希望了吧。

我知道这样的讨论没有结果，鲁师傅也知道。但我们还是要说，因为除此之外就是无聊，嘴巴紧闭像个哑巴，我们谁也受不了这个。

摩托车爬上山顶的时候，天大亮了。从山梁上往下看，山涧里一朵浮云，在我们的眼下。那朵云像一大块轻薄的纱，飘渺着，很好看。我想让鲁师傅停下车，用手机拍几张照。鲁师傅说算了，路还远着哩，咋能耽搁哩？

鲁师傅看我不说话，故意没话找话，说这会快下班了吧。我依旧不言语。鲁师傅就一脚刹车把摩托车停在路边，说拍吧，也用不了几分钟。当我跳下摩托车，刚刚启动手机的拍摄功能时，呼呼地就有一阵风吹来，那浮云便跟着消散了。我跟鲁师傅相互看了一眼，叹了口气，说走。

路上来往的车渐渐多起来。车子带起的大团大团的尘土把我们包裹着。两边的庄稼灰头土脸的在淡淡的阳光里瑟瑟发抖。一只麻雀在路上跳了几跳，又飞走了。

摩托车此时在下山的陡坡上，速度飞快。风里夹杂的沙子打得我脸疼，也打得摩托车车罩叭叭响。我开始骂，狗日的尘土真多，太多了。鲁师傅不理我，专注地拧着摩托车的手把。

摩托车走到一段笔直而平缓的路面时，鲁师傅踩了脚刹车，摩托车的速度慢下来，像一头牛一样磨叽开了。我正诧异鲁师傅为何在前边的陡坡速度飞快，而到了平路上反而慢了时，鲁师傅说话了。鲁师傅有些神秘地说，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说，魏家山么。鲁师傅说，我们厂里的一个人，去年就死在这里。

鲁师傅说的是马云。这事我听说过。去年夏天，跟我们一样，他前一天倒班回家。第二天一早，骑着摩托车赶来上班。他走得晚了些，为了赶时间不至于迟到，他骑得飞快。在超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的，就在这个地方，钻进一辆卡车的后轮子里。当场死亡。每次回家，鲁师傅总会在这里降慢车速，小心翼翼。如果对面有车过来，他甚至会停下摩托车，等车过去了再走。我说鲁师傅你还有这个忌讳啊？鲁师傅沉默不语，等走过了这段路面，他才开始说话。他说，邪得很呐。害怕，一骑上摩托车就害怕。人的命，有时候脆得就像一只玻璃杯子，稍有不慎，落地就是稀巴烂啊。

我说那你别回呀。鲁师傅苦笑，说那你咋别回呢？我说，不回我呆不住，心急，憋得慌。鲁师傅说我也是，要是我像老瓜那样就好了。老瓜是我们单位唯一一个光棍，三十多岁，还找不上老婆。他是瓜子，说话颠三倒四，心眼也死。但他是一个奇迹，可以在矿上呆上一两个月不回家，最多的一次是三个月。这个记录没人能打破。

老瓜他跟我一块上班，特别爱看A片。每当我把笔记本抱进值班室，他总用那发音模糊的嘴巴嚷着：“整点黄的看……整点黄的看。”他是全厂唯一一个不爱回家的人。他的家里有什么人我不清楚。也许没人吧，我想。

我跟鲁师傅说，鲁师，马上就可以回家抱老婆了。鲁师傅说，哪有你好，刚结婚几个月，正热乎着。我说，切，你就不热乎？鲁师傅笑了。顿了顿，鲁师傅说，身上这问题，不隔三差五解决一下还真扛不住。我们哈哈大笑。

我经常听到鲁师傅在电话里跟老婆吵架的声音。也许他的婚姻并不如意，也许是别的，我不知道。后来有一次，鲁师傅半夜在屋后打电话，正好我起来上厕所，就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我听到鲁师傅问，家里就你一个人。不知道电话那头怎么回答，鲁师傅突然冷笑了一声，这笑声在黑夜里显得极其古怪，像一只大鸟发出的叫声。可是他每天半夜都打电话给老婆，问些家里的琐事，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选择半夜，老婆睡下以后。有时候，他们会在电话里吵，不为别的，就为他搅了她的梦。在这方面他像个精神分裂者，而我，不至于偏执到这种地步。我每天睡前给老婆打个电话，当然，有时我会产生一些极坏的猜测，比如，她此时是否在家里的床上。当然，信任，除了信任，只有信任。我知道鲁师傅在山里已经干了近十五年。十五年之后我会不会跟他一样地神经质，甚至比他还严重，我不敢说。但我无时无刻不想着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问鲁师傅，明天早上几点走？鲁师傅说，六点，你在家门口等着，过来我给你打电话。接着鲁师傅又骂了句，日他妈的厂长，整得咱一个囫囵觉都睡不好。我也说了句日他妈的，就问他怎么改六点了？鲁师傅说，我四点从家出发，六点就到你那了。我说，走这么早？鲁师傅说，早啥呀，就早走半个钟头。咱走早些，路上慢点。这被鬼撵着一样地赶时间，我实在是怕了。

我说那好，明天六点我等你。

摩托车下山后拐个弯，沉睡的小城出现在远处。尘土越来越重，迷得我无法睁眼。在呛鼻的尘土里，我看到不远处的小城像一个梦一样安静地卧在灰蒙蒙的雾气里。那雾气被太阳照得闪光，走近了我才渐渐发现，那不是雾，而是尘土。

就要到家了，我想。

风又呼呼地吹起来，我们在风中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