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岭的诉说》以对幸存者口述实录的方式，还原了王家岭矿难发生、逃生、求生的全过程，再一次对读者心灵强烈震撼。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的鲁迅笔下所谓的国民健忘本能悄然发生时，它以一种画面替代不了的独特品质证明着生命的陨落。那些假面开始层层剥离，矿工艰难的困窘处境渐渐公开——
　　“河南矿工李国宇说：我们正在那里打锚杆，水就突然涌来了。谁都跑不脱了。一个矿车罐突然冲过来，里面装着一车渣，让水冲得咣当咣当的。我的老乡张小坡领着我前后瞎跑。水在涨，我们只能往高爬。水涨得离巷顶不到半米的空间，我只好抓住钢丝，把自己吊起来。”
　　“张小坡说，你可要活着啊，你要是活不了，我也跳下去淹死算了。还有几个山西垣曲人，也抓住巷顶锚索，把自己吊起来。吊着吊着，就把裤子脱了，用裤带把自己绑在上边。这一吊就是好几天……”
　　“另一名矿工是武林果，河北藁城人，被困在另一个巷道中。他说：我们运输队的人比较分散，那天中午，突然停电了，打电话问上边，上边说没事儿，搞维修，一会儿就来电了。事实上那时已经出了事。在正式煤矿，一旦停风停电，肯定是出事故了，应该马上撤。这个矿不正常，停风停电了，还说是搞维修，结果电没来，大水淹过来了。”
　　《王家岭的诉说》的深层价值，还在于以王家岭矿难为切入点，对于近百年来中国矿难史进行深入反思，读来令人振聋发聩。如，从王家岭矿难追溯到发生于1949年的山东淄博矿难，再追溯到发生于“大跃进”期间可谓惨绝人寰的大同老白沟矿难，其意图正在于对矿难形成的相同成因进行鞭辟入里的批判与反思。
　　只要简单地联系对比一下就不难发现，这几次大的矿难的成因，实际上都与我们的领导者不顾客观规律，漠视矿工生命，一味盲目地追求进度和产量有直接关系。关于这一点，赵瑜等在作品中其实已经有着深刻的揭示：“我想到，这场发生于1960年的‘大同矿难’与1949年的‘车七矿难’，其成因虽然多有差异，然而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激进的政治革命背景下，急功近利，漠视生命，以严重的官僚主义代替崇高的科学精神”，“违反客观规律瞎指挥，必将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盲目跃进，争抢速度，恶果便会突来，生命便会成为牺牲品。而今天的现实，依然沉重。”如果说，此前发生的大同和车七两次矿难的成因，更多地与当时的激进政治存在着紧密关系的话，那么，这一次的王家岭矿难实际上就是过分追求经济效益所导致的严重恶果。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归根到底，还是对于普通人生命的漠视！
　　如果进一步地追究下去，就会涉及现实社会更加内在深层的社会机制问题。只要比较一下作品中所举出的一组数据，就不难得出相应的结论来。“我国的百万吨死亡率为2.4，即每产200万吨煤，要死5个人。这一比率高于印度10倍，高于俄罗斯50倍，高于美国100倍。我国每年实际死于矿难人数7000人，美国则在30人左右，在许多国家，某些年份已经达到‘零死亡’。”必须承认，这些冷冰冰的数字既是残酷的，同时也是真实有力的。这样一组可谓反差极大的数字对比，到底意味着什么，结论其实已经不需要再说出来了。赵瑜等合著的《王家岭的诉说》实际上在提问社会：什么时候彻底与矿难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