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时代，也需停下来等灵魂”

　　他们的长相很普通，衣着很平凡，偶尔出门一趟，自己提着绝非名牌的公文包，没有秘书，没有助理，没有司机，没有保镖。可是百姓的电视机离了他们可不行，影视大鳄和演艺明星也指望着他们无中生有、点石成金。他们是中国的电视剧编剧。

　　昨天，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2010电视剧编剧年会”，云集了朱苏进、陆天明、高满堂、王丽萍、宁财神、六六等45名活跃在当下的“金牌”编剧。会上，他们不讲“故事”，而讲起了心里话。

　　扪心自问“魂不附体”

　　写的是剧本，供应的是一本万利的影视制作，编剧是离商人最近的文人。《闯关东》编剧高满堂乐呵呵地“自曝”，昨天一晚上接了七八个电话，“都是各个公司老板打来的，让我当个‘探子’，把这些编剧的名单和手机号码提供给他们，他们在北京等着，过后赏我一笔‘银子’。”

　　十几年前，想和电视台的责编吃个饭还得排队，如今情形反过来，“央老大”派专人到剧组来请你吃饭，高满堂自嘲“受宠若惊”、“惊慌失措”。玩笑开罢，他同时又感到一丝真正的惊慌：“拿稿酬，应对制片商，一天到晚一路小跑地写剧本，你会不会魂不附体？”他看过一个非洲探险家的回忆录，“土著人往山上跑，每跑一段就停一会儿，他说我的身体跑得太快，我要等一等我的灵魂”。高满堂提醒自己的定位，不仅为千百万电视观众娱乐服务，还要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真实反映人民的追求。

　　曾经写过《亲兄热弟》、《半路夫妻》等电视剧本的作家彭三源认为，当人类进入读图时代后，电视剧正在慢慢取代文学对于人心的教化作用，“一定不要让市场的迷魂汤淹没了我们整个行业应该担当的社会道义与责任”。在一次制片人的会议上，彭三源希望把人文情怀的理想带入剧本，遭到制片人的嘲笑，她针锋相对地坚持：“我是编剧，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人……”

　　《南下》、《北方有佳人》的编剧赵冬苓则坦言：“在编剧界已经20年，但是我不把自己看成是娱乐界人士，我希望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商品社会上保持知识分子的姿态。虽然做的是娱乐产品，但是我不想纯粹地娱乐观众。”

　　共同抵制“强行克隆”

　　尽管高满堂对老板们的情报要求答曰“不可能”，他却由此萌生了“搞一个中国电视剧编剧协会”的创意。

　　人们可能想不到，编剧们有着关乎根系、异于寻常的敏感与痛楚：

　　——《神医喜来乐》、《玉碎》等片的编剧周振天说：“对编剧的尊重我觉得还没有达到符合艺术规律的程度，你看海报上永远没有编剧，出来就是主演、导演。电视剧《三国演义》片头字幕，罗贯中排在第16位。”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建国大业》、《辛亥革命》编剧王兴东说：“我们要尊重创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编剧应该第一个出场。现在不仅总策划、总监制、总顾问、部长、区长，一大堆都出来挤在片头，而且导演永远是画面时间最长的，并且堂而皇之地把一部影视作品统称为‘导演的作品’。”

　　联合起来，维护利益，保护原创，几乎是所有与会编剧明确表达的渴望。周振天无奈地说，有些编剧或许出名了，但这个行业整体仍然处于弱势，被剥削、被左右。“在我们影视界有强行克隆之风，递上去的本子没有回音，过两天克隆的来了，内容完全一样，都没有时间打官司。这是我们电视剧大量一窝蜂的根源。”

　　谍战剧就是一个大量克隆的典型。对此，策划过热播剧《亮剑》、《士兵突击》的李洋大校给出一个确切的佐证：“近两年来，谍战剧已占据军事类型剧目70%以上的市场。”

　　都有一颗“玻璃心”

　　“现在整个大市场环境不像过去，过去是把作品做完了需要验货，现在是没开拍，很多作品就已经进入了销售环节。我们的文化已经进入了‘期货时代’，很多作品开拍之前就已经有下家了，的确是非常残酷的竞争。”周振天感慨地说。

　　然而，在残酷竞争中搏击的编剧们，却都有着一颗玻璃般的心。朋友间的一个电话、一个短信，能让在家中辛勤写作的赵冬苓十分动容。她说：“我觉得编剧是一项很孤独的工作。编剧表面上看起来有时候很坚强，其实内心非常脆弱。当你孤独劳动的时候，非常渴望有人鼓励你一声，哪怕关注你一下。”

　　“编剧就是这样，你对他尊重了，以后他会觉得心里特别惭愧，就要为你做一些什么。我非常感恩遇到电视剧好的时代。”一向走“温情路线”的《媳妇的美好时代》的编剧王丽萍说。她透露这部剧已入围东京电视节。她说，自己擅长的就是“让一家老小坐在电视机前看了你写的剧集后，会心一笑，很温暖的”，以后就会踏踏实实地这样走下去。

　　中国编剧，在商业与文学之间趟出了一条路，家事、国事、天下事，就这样变成荧屏上的真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