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曙光的《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史》以开阔的视野、全新的史学维度，静静地去记录一个充满动荡和转折的电影发展历史，在电影史学领域独树一帜。本书延续了中国史学秉笔直书、史论并重的优良作风，以举重若轻的姿态对百余年的中国电影进行了一次深情俯瞰，对中国电影史上浩瀚如海的电影人、电影作品、公司影院、政策体制、文化思潮进行了一次细致深刻的梳理。作者试图超越传统研究方式的中心范畴，重点勾画了电影市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沿革，以集大成式的著史风格和深入电影本体的新维度，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宏观描述和微观探索。

　　过去写电影史著作大多重在“作家作品史”、“修正史”或“平反史”的范畴内进行，本书独辟蹊径，以市场入手进行剖析和整合。这种角度的研发和采用是具有深刻根源和重要价值意义的：在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快速变化的浪潮中，电影的生存方式、电影市场之沿革、观影群体的演变等问题都成为了重要的探究对象。从根本上讲，这一走向及其本质是由电影的商业属性所决定的。电影是一种工业化的艺术，其发展首先受制于资本；同时，电影又是一种商业，其发展也受制于市场。因此，市场是整个电影产业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对于市场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有利于整个电影产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发展。在市场经济浪潮和消费主义的冲击下，电影创作必须在个性表达、艺术审美和商业利润之间寻求制衡点，而电影人也必须培养对电影本体的自觉意识，建构一种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电影观念，这也是目前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所面临的最根本和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该书的另一创新之处就是在市场发展这一独特视角内，以全新的史学维度阐释和建构中国电影史。恩格斯说过：“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重修中国电影史应建立在电影自身的本体特征之上，结合其所诞生时代背景、政治话语、经济环境和社会思潮来加以宏观的描述和立体的叙写。该书正是以这种基本架构对1895年到2009年之间的中国电影发展历程进行重新梳理和概括：作者于追根溯源之中，与文学、戏剧、美术等相关文艺形式的发展相联系，以电影市场嬗变为枝干，探究电影体制在不同阶段的改革，又从受众需求、影院建设、资金配置、销售情况、法规条例、明星效应、票房收益以及制片公司经营状况等多重层面出发，结合着电影人、影片作品、电影运动和历史事件等重要环节，在牵丝攀藤之中形成一个复杂而完整的历史体系。作者以极具发展性和现代性的史学观念建构历史，描述出中国电影的沿革与变化，又直指本质，透视出电影市场发展的历史脉络，在中国电影史学研究中是一次充分贴近电影本体，又形成较为完整历史系统的有益尝试，体现了作者的治史智慧和学术水准。

　　此外，对于一些问题迭出的历史死角和争议之处，作者俯首沉思、执著体悟，努力摆脱传统的观念窠臼，以史学家的高蹈无畏气概还历史以本真面目：对于一些具有争议的电影人，如制片家张善琨、严春堂、柳中亮，编导朱石麟、卜万苍、李萍倩，摄影师黄绍芬、薛伯青、周达明以及演员夏佩珍、陈云裳、李丽华、周璇、刘琼、高占非等人，作者都强调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电影人在不同的政治话语驱使和社会文化语境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着自我适应市场，维系着民族电影的生命之火，在历史阶段的裂变中使艺术的精神血脉仍然在延续。作者对这些人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的对于价值观念和民族立场的坚守，以及在各自领域内保存民族思想血脉的努力抗争都给予了恰当地肯定，这充分体现了史学家的真知灼见和客观公正的著史态度。再如第九章中谈到袁牧之的企业化思想和“电影村的构想”时，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历史发展观为基础进行深入剖析，回顾了这一构想的产生、讨论和夭折的原因：上世纪50年代高度的政治一体化和一元化所导致电影从业人员在思想上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性，并内化为一种自觉意识，对于和好莱坞电影有关的一切都具有高度恐惧感，并毫不保留地加以否定和批判，因而袁牧之的电影村构想被定性为“垄断思想”，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和批判。如今，怀柔地区建立电影集团和影视城，意图打造中国“好莱坞”的计划似乎恰恰符合袁牧之当初的电影村设想，这充分说明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实践始终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袁牧之的设想是符合现代电影大生产潮流的。

　　总的来看，该书在著述的过程中以马克思历史学和经济学观点为基础，坚持完整全面、严谨求实的原则，尊重历史真相的存在；同时坚持在理论学术和历史视角的基础之上，努力增加新的理解维度。在光影浮动和历史钩沉之中体现了学者的良知和真诚，以富于人文性发自内心的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在电影史学与实践中开辟出了一条新鲜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