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喜欢斜躺在椅子上，抽着烟，翘着腿，翻看一大摞报纸，一副幸福指数很高的样子。

　　醒来的时候看了看表，2:59,心里一激灵，这大约是希全昨天离开尘世的时刻。

　　我睡意全无，枯坐在书房里。他的诗集在书桌上。我不忍打开这些书，扉页上还有他题写的赠言，扉页背面还有他用力书写的痕迹。我不忍重读那些诗，那些诗句在跳进眼帘的同时，他的声音也在暗夜中浮起。

　　在中秋节的凌晨，我偏坐在幸福大街的一隅，远远地为一个不幸福的亡灵守夜。

　　在中秋节的前一天，也就是公元2010年9月21日的凌晨，希全走了，没有和大家告别。他走得很痛苦，心脏病突发。闻讯赶到医院的同事，看到心电图显示着一条直线。他的体温，在初凉的秋雨中渐渐弥散，直到冰冷。

　　因为只能承受，所以，我能接受任何人的死，包括他。每个人的一生，起点是子宫，终点是墓地。到站了，就得下车，没人有特权。生命脆弱，我们每天行走的地带，都在生死之间。

　　但我仍然很难说服自己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在希全去世前的9小时，也就是9月20日的下午六点，正巧在报社一楼大厅碰到了他。他调离报社去《诗刊》已有一个多月，见一次，少一次。

　　“希全，这两天找个时间咱们聚聚吧？”我打算找几个老哥们陪他提前过个中秋。

　　他说节前很忙，犹豫片刻，说：“那就明天中午吧。”

　　他还说《诗刊》那边不好停车，还是他回报社吧。

　　谁能料到，这是永诀，留下一场永远无法相逢的聚会。

　　一直在下雨。雨从他去世前的晚上一直下到他离去后的早晨。

　　得到消息，我开车去他家。雨打在车的前挡上，模糊一片，不知是谁的眼泪。没有悲伤，只是木然。一种虚无感攫住了我。好几次险些追尾，像梦游。

　　顶梁柱垮塌后的家充满了悲伤。没有工作的妻子。上中学的儿子。远在美国的被瞒住了儿子死讯的老母亲和患病的小妹。

　　他乘过的电梯。他开过的门。他坐过的椅子。他看过的书。他用过的碗。他写过字的信封。他眺望过的窗口。他思念过的远方。他喃喃自语的言辞——到处都是亡灵的气息，和着绵绵不尽的秋雨。

　　他的遗体，还在医院里，孤零零的；陪着他遗体的，是他告别了人世的灵魂。

　　我有些透不过气来。

　　从他家回来，雨停了。天边有一种诡异的白。

　　回到报社，我在办公室对面的吸烟室呆了一会，那是希全经常呆的地方。他喜欢斜躺在椅子上，抽着烟，翘着腿，翻看一大摞报纸，一副幸福指数很高的德性。大伙儿常常在中饭后把他撵到一边，他也乖乖地腾出地方给我们打牌。

　　这个和我们几乎朝夕相处的人，再也不会在那里看报了。

　　突然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悲伤。

　　他比我整整大一轮。他是诗人。我在中学时代开始写诗的时候就知道了他，上大学的时候偶尔会在同一本刊物上发表作品。大学毕业到了光明日报，有人介绍起他，我在心里错愕：哦——这就是刘希全。这个黑不溜秋的家伙！

　　他朴素得像胶东半岛的一棵红高粱。

　　和他做同事的12年里，说来也怪，我们很少交流所谓的“诗艺”。大概我们都觉得诗歌是一种很个人化很内心的东西吧。他只是在出版新诗集的时候故作谦虚、半推半就地送我一本：“多指正啊！”我刚来报社的几年里甚至和他没有过多的社会层面的交往，但总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就像一大堆动物里，其中两只闻到了彼此熟悉的气味，就会自然而然地亲近起来。

　　也有调侃他的时候。一帮哥们喝酒，背几句据说是他早年的情诗：“我宁愿瘸着一条腿/走进你的婚礼/看你成为别人的新娘”，他则涨红着脸辨白。黑里透红的脸，不知是酒劲还是其他。我也趁势恶搞一下：“希全一个猛子扎进爱河/又洗又涮”，多么有趣的庸俗啊。

　　虽然腼腆，但他真有得意的时候。中午喝完酒，一般步行回报社。路上他就会念几句得意的诗：“那些瞬间，还在那里：/一边是清凉的晚风/一边是你波动低回的迷人体香/多年之后，两者依然美不胜收——”他似乎对“美不胜收”这个词极为满意，重复了好几遍。阳光照在他黝黑的脸上，却有明亮的笑容。

　　希全的这一点让我自惭形秽：从大学时代起，他一直没有放下笔。他甚至在开会时随便在破纸片上划拉几句诗。他还不无得意地对老部下说：“计亚男，你看我又能写诗，又能搞报纸发行！”想一想，他说这话时该有多么爽。而我呢，大学一毕业就扔下笔，搞得自己好像“一心扑在工作上”，听凭缪斯的幽灵一直在心底游荡。因此，我曾经给他的诗集《慰藉》写诗评时把他比作“阿甘”，不知为什么他给删了，大概觉得阿甘像个傻子吧。

　　一直觉得希全是个幸福的人，因为他有诗歌。在一个物欲横流、内心彷徨的世界里，当他失控，当他摇晃，诗歌以一种简洁的方式使他平衡；当他憋屈，当他忧郁，诗歌是他最好的出口。

　　无需交流，不必揣度，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读读他的诗歌就好。诗是最好的显影液，随着时间的过滤，能清晰凸显一个人的本色。无论是“少年听雨歌楼上”的年少轻狂也好，还是“中年听雨客舟中”的沉稳持重也好，还是“暮年听雨僧庐下”的心如止水也好，诗歌总会以它特有的温度、气息、声音、脉动和张力，还原一个人的另一种人生。

　　读希全的诗，你就会知道，他是一个敏感的自然主义者：“清晨，浓雾漫无边际……/一两声鸟鸣，模糊、凌乱，而又/与往常有所不同：被拽紧，被压低”；他是一个爱情的理想主义者：“——我用没有写出的文字爱你/用不能平静下来的灵魂、惦念爱你/用我越来越少的时光/用我的呼吸、脸上的风霜爱你”；他是一个顾影自怜者：“我的胸中，有两颗心在跳动/一颗是我的，一颗是世界的……”；他是一个悲天悯人者：“我用一支笔，在一张白纸上/为他们设灵堂/我写下：安继坤，女，90岁，北川曲山镇水磨漆厂……在这个月夜，我写下这些名字/我一边写，一边掉眼泪/——我没有给这些名字加上黑框/我做不到，我不能让黑框/再把他们压住”；他是一个顽固的怀乡病患者：“在南宋村，我感到阵阵的恍惚/好像不是我回来，而是亲人们/终于找到了我/好像田野、水塘找到了我/他们把什么都带来了，比如/这些树、这些山、这些门、这些碗——”；他还是一个爱心满溢的父亲：“乐乐，我常常喊你，有时是无缘无故地/喊你，甚至是恶作剧般地喊你/其实没什么事，我就是/想听到你亮脆、稚气的声音——”。

　　在深夜重读这些诗，我感到一阵阵悸动。

　　他有着一颗敏感而柔软的心，他的世界是向内的，是自省的，是自言自语的，或者说，他是在用诗向这个世界倾诉，他倾诉的对象更多是精神性的，是虚无的。他在用诗重构了一个小宇宙，他栖身其间，自得其乐，那是他的幸福天堂，他是那里的酋长，是字母中的A,是四季里的春天。

　　当然，写诗不是他的职业，他赖以谋生的身份是新闻工作者。1983年，他大学毕业来到光明日报，27年了，工作认真，严谨，写的稿子，编的版面，得过不少大大小小的奖。

　　他，一个山东汉子，侠骨热肠，如果有梦，能够把他移植到水泊梁山，他一定是个聚啸山林、抱打不平的侠士。在《党建》杂志总编辑刘汉俊心中，希全是个“正直善良的好人”，他们曾在光明日报政法军事部共事，几只秃笔，如长戟直刺世间不平。1999年，光明日报拿了三个中国新闻奖，两篇出自政法军事部。他协助刘汉俊策划的长篇报道《为了解救守礁战士被拐卖的妹妹》，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他年长于汉俊，却丝毫不以年长妄自尊大，而是齐心戮力辅助汉俊，汉俊有句非常诚恳的话：“他是一个可以把盛装脱给你而且为你的华丽出场把巴掌拍成几掰的人。”可惜，多年的兄弟情谊，化成阴阳相隔的两行清泪。

　　他刚主持发行部工作时，发行部还没有其他编辑，我常常看他亲自画版，我称之为“光明日报唯一亲自画版的局级干部”。他干得很认真，拿尺子比划，每篇稿子多少字，占多少行，他用计算器算得清清楚楚。看他有板有眼的样子，你很难相信他是一个有着20多年丰富经验的老编辑，倒像是一个刚改行的入门者。后来，在希全分到报社工作那年才出生的小姑娘曲一琳来到发行部，他才有了一个版面上的帮手。小曲说：“我调到发行部的两年中，他带着我拼了两百多个版面，从没出过一点错。他话不多，也很少告诉我‘要认真要仔细’,其实却是处理每一稿每一版时，都在教我‘认真负责’究竟为何义。每一版付印前，他都要全版认真读上一遍再签字。我常在下班路上接到他的电话，确认的内容只是标题字号、作者署名之类的事情。我也因此向他学来一个习惯——版面付印后，带一份大样回家备着，想起问题时拿出来看看。他确实经此检查出两次错。有时我大胆地跟他开玩笑说：‘我现在被您带得有点强迫症的倾向了。’他也不生气，只是笑着说‘稿子再急，版面再多，也坚决不能出错儿’”。

　　因为发行版没有固定版面，随机性大，属于游击队，偏偏各地需要配合发行的稿件又多如过江之鲫，双重困境，愁人。希全常常把稿子拼在预备版上，然后四处“化缘”，要版。说实话，报社各个专业部自身职责很重，富余版面并不多，“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呀”，好在大家彼此体谅，互相支持，2009年，希全居然做了110多块发行版，个中辛苦，他不说，你不知。一天到晚，总能听到他与各地记者站打电话，他的手机是名副其实的“热线”，烫手。他总能设身处地为各个记者站着想，急人所急，为他们排忧解难。几年下来，他与记者站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他调离报社去《诗刊》，记者站的同志惋惜；他的意外辞世，记者站的同志垂泪。

　　对于一个报社的发行部主任而言，出差比家常便饭还要家常。小曲说，希全的办公室里有两样东西是必备的：拉杆箱和血压计，“我相信，那只拉杆箱如果拿到机场托运，我应该会在众多长相相似的箱子中一眼认出它来。”有好多次，他在陪同报社领导去外省布置发行工作的间隙，还赶紧飞回来处理稿件，处理完马上飞过去——是只鸟也会累得够呛啊。何况还有各种各样的应酬。酒量好又如何？身体总是自己的呀。

　　每年12月31日，他都会在报社呆一宿，常常是坐卧不宁。因为这一天会从邮政局拿到报纸的确切订数。一年的辛劳不说了，一年的收成如何，这一天见分晓。难怪他像个要面试的小学生，惴惴不安。

　　这几年，报纸发行量稳步增长，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化时代，何其不易。

　　希全太累了。本以为去了《诗刊》可以轻松些了，因为杂志社一周上三天班，又是他喜欢的行当——爱好成了职业。谁曾想天不遂人愿。

　　想念我们几个人在小酒馆喝酒的时光。人松弛下来，没有了顾忌，话就多了起来。他是一个直率的人，把你当朋友，就会掏心窝子对你，尽管他也不是那么善于表达。

　　他非常爱他的儿子。我见过他的儿子乐乐，四五岁的时候，憨憨的，整个儿一个刘希全二世。有一次他满头大汗地找我帮忙，原来是老师把他儿子的家庭作业从网上发给他，他不会收发——一个父亲的笨拙让我感动。

　　他给儿子写了不少诗，其中有这么一首《生日、拐棍和其他——写给乐乐》：

　　十月二十六日，你的生日。你四岁了

　　今夜，这四只小小的蜡烛

　　不照耀别的。

　　他只照耀你的四岁生日。

　　就这样，窗外的一切都暗淡下来。

　　我看见了那些夜色。

　　我看见了那些大风。

　　它们在窗外，我把它们挡在窗外。

　　后来，你昂起头来，问我：

　　“爸爸，你几岁了？”

　　我告诉了你。你又问：

　　“我三十岁你几岁了？”

　　我告诉了你。你又问：

　　“我一百岁你几岁了？”

　　我告诉了你：“一百三十七岁。”

　　……哦，在烛光中，你的眼睛

　　比黑还黑，比亮还亮。

　　你有些急切地说：

　　“一百三十七岁就成了老爷爷了

　　他们有拐棍，要不，就摔倒了

　　我要给你买一个拐棍。”

　　——你的脸，在说话时

　　憋得通红——

　　一百三十七岁、拐棍……

　　我望着窗外，我看见

　　——那广大、浩渺的星空

　　也在微微地倾斜、颤抖……

　　我轻轻地拍了拍你的脸。

　　你脸上的温热传到了我的手上。

　　哦，孩子，我要努力活到一百三十七岁。

　　我要等你送我

　　那一根拐棍——

　　这一次，他的承诺没有兑现。

　　我想起了布罗茨基的《诗悼托·斯·艾略特》中的一句：“死神不做鬼脸，不含恶意/在厚厚的勾魂簿中选择了/诗人”。然而，他又说：“如此说来，飞升是爱。/一劳永逸。飞向黑夜”。

　　让我们原谅希全的不辞而别。但愿他一劳永逸，飞向极乐世界。

　　但愿天堂有他熟悉的风景，但愿香草能传颂他的芳名。

　　刘希全，男，1962年12月6日出生，山东莱西县南术公社南宋村人氏。2010年9月21日凌晨3:30辞世，享年4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