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文学批评可以说走过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三个向度。

　　一个是古典主义阶段，是向着作者回归，着重研究和评论作者写什么，他为什么要写这些，目的是什么，作者和他表现的生活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能写出这些生活内容，他写出这些生活内容要实现什么作用。这种古典主义研究方法的理论结晶以孟子“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知言养气”为代表。所谓“知言”，也就是擅长揣摩作者的意图；所谓“逆志”也就是追寻作者写作的心志。为了“逆作者之志”“知作者之言”当然要“知人论世”，即知作者其人，知他的生活背景和社会状况。《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本是说要提升自己的境界，不但与今人为友，而且要与古人为友。与古人为友，就要读他的书，了解这个人。孟子的话因为对认知和评论有普遍意义，所以成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准则。

　　一切以研究作者为中心的批评，一切研究作者写作动机、作者与作品关系的批评，都属于这种古典主义的研究。其最典型的可以以《红楼梦》研究的旧红学派为代表，他们挖空心思地研究作者，研究曹雪芹，研究写作意图等等。但是他们研究的对吗？他们不可能成为曹雪芹肚子里的蛔虫，所以很多成了痴人说梦。

　　第二个是现实主义阶段，是向着作品发掘，发掘文本的客观意义。不在于作者主观上要写什么，而在于作品客观上写出了什么，又呈现出怎样的客观意义和价值。作品一旦发表，就脱离了作者，成为独立的客观存在，有着自己独立的内涵和命运。作者思想中未必有，而作品客观上未必没有。生活远远大于思想，形象远远大于概念。

　　这种研究就是作品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它是以文本为鹄的，揭示作品的客观意义。一切研究作品中的人物、人物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作品的社会意义的研究，都属于这一类。最突出的例如俄罗斯十九世纪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中国人简称车别杜，就属于这一类。别林斯基评论果戈理，评论《死魂灵》，很多是果戈理根本想不到的。中国的很多文学批评都走这个路数，甚至越走越偏，如毛泽东评《红楼梦》，就是阶级斗争，封建主义衰亡的必然命运。

　　第三个，是现代主义阶段，是批评者主体意识的觉醒，这也是现阶段的文学观念。文学批评是一种独立的文体，有着独特的艺术性，批评者的写作也是一种创作。批评者在评论对象，其实是写出他自己。这种批评的写作、批评的艺术是以原作品和作者为素材，运用这些材料，写出批评者自己。评论者当“同情地了解”他的研究对象，入乎其内；又当超越他，“居高临下地霸占”，出乎其外。虽然也描述，也分析，也褒贬研究对象，为研究对象“树碑立传”，但写出的是批评者根据自己的思想高度对原作品和作者的把握和评骘，当然也更是批评者自己思想和文采的显现。原作者的真实意图难以索解，原作品的意义其“生命”也是随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一切都不是一个定数，不是一个定论。这样，这种写作就不是“跪着写”，而是在被研究者对面“站着写”，是与对方“交流着写”。这体现出批评者人格的觉醒，批评艺术本质的觉醒。最后，你写出了一个你，我写出了一个我，我们成了共生的“亲兄弟”。

　　这种批评的写作，我想以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为范例。作者是写柳如是，同时也是写作者自己，他描述柳如是，评点和揭示柳如是的价值意义，其实也是弘扬自己的见识、主张，表述自己深隐难言而顽强坚决的思想意志。他是评柳如是，他也是通过柳如是写自己，这种批评达到了合二而一的高度，是批评的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