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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一位作家，往往从文字开始。
最先知道韩少功，是读他和韩刚（韩少功的姐姐）翻译的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精彩的小说加上一流的译笔，真是天衣无缝、相得益彰。那书实在好看，后来再看别家的译本，就读不下去了。我有次跟朋友说起，对方答，当然了，韩少功自己是小说家，所以翻译得好嘛！其实也不尽然。不久之前，我在小思家里看到七十年代张爱玲翻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一书，有李欧梵的“导读”和蔡浩泉的插画——真是无可取代的一时之选。我央小思老师借我一阅。李欧梵的“导读”写得潇洒，笔意纵横，今天读来依然很好，蔡浩泉的插图线条老练简洁，很有味道，也不会过时。反而是张爱玲的译文，左看右看都不很对劲。我后来想，有可能是《老人与海》渔民题材以及海明威这样很阳刚的文字不符合张爱玲细腻的风格，读者看到译者很卖力，甚至吃力，可惜做不到信马由缰、挥洒自如。
八九十年代是内地“寻根”派小说最红的时期，作为它的代表人物之一，韩少功更是风靡一时。他也从不叫读者失望，《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诱惑》《鞋癖》等，篇篇掷地有声——然后就到了《马桥词典》。
当初我读的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初版《马桥词典》，那份惊喜和兴奋至今记得很清楚，真是“惊为天人”。读小说读得着魔入迷，一生没几次。一次是读阿城的《棋王》，我坐上巴士开始读，读到下了车，双眼仍然不肯离开手中的杂志，结果差点被英皇道上飞驰的的士撞死。我尴尬地站在路边，让肥佬司机把我训斥了一顿。而《马桥词典》则令我不知下车，到终站了我才如梦初醒。
后来我向当时三联老总赵斌极力推荐出繁体字版，获得支持。设计师洪清淇帮忙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封面。我认定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寄给好几位香港专栏名家，落力推广。可惜这部小说在香港就是红不起来。繁体版是1997年4月出的，到了韩少功2008年4月来香港浸会大学当驻校作家，我查了一下数字：十一年前印的两千本，还没有卖完。唯一值得安慰的是《马桥词典》于2000年入选由海内外专家共同推选的“二十世纪华文小说一百强”，被译成英文、荷兰文、法文、韩文、波兰文、越南文等多种文字，可庆幸自己的眼光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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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作家从文字开始。可是有的作家，读他的作品时印象好，到了接触本人，就大打折扣了。有的当然不是，作品和本人一样优秀。
见过韩少功几次，包括在他的第二故乡海南岛。韩少功总是笑眯眯，人很和气，也很风趣，有问必答。但全都是有着许多人的场合，没可能深入话题。今年四月，韩少功来港任驻校作家，可呆一个月，我就想找时间跟他聊聊。一来，我实在对韩少功的作品和人感兴趣，二来也可以尽一下“地主之谊”。
在他临走前才找到时间聊天。而话题则是从之前聚会韩少功的一句话开始：“其实做人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不要的是什么？”
韩少功先说他不要的：“1996年我当海南作协主席时，是全国最年轻的省作协主席。上面有领导看重，下面有群众支持，很多朋友都认为我仕途很好。假如我肯在这方面努力，有人说我还可以混到更高的位置上去。可这并不是我要的。”
“为什么？”
“假如我要向上爬，那么我必须跟很多人搞好关系，包括有权有势而我又很不喜欢的人——春节该去拜拜年吧？有事没事总要请示拜访，吃吃饭，联络联络感情吧？如果我无求于人，那我对我不喜欢的人就不必做这些事不必笑脸相迎，是不是？”我这才知道韩少功并非对每一个人都是笑眯眯的。
我接着问：“还有什么是你不要的？”
韩少功想了想说：“1988年我办《海南纪实》，很成功，销量节节上升，后来到一百多万份。钱多得不知怎么花。当然那是公家的钱，不能放进自己的口袋。杂志因一些原因给禁了。但这之后，许多人来找我办杂志，出很多钱，给很多优厚的条件，我一一谢绝了。”
“那又是为什么？”
“找上门的人都以为我很会办杂志，他们给我很多钱是要我挣更多的钱。”韩少功笑着说，“可是我认为《海南纪实》的成功不是自己的成功，我自己都弄不懂为什么可卖一百多万份。没把握可以再令一份杂志畅销，那我为什么要接受那么高的薪水而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呢？”
多少人毕生拼命追求的金钱和地位都不要，那韩少功要的究竟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在韩少功心目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
“首先责任很重要。家庭、父母、孩子很重要。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我们又把孩子带到世上来，这些责任都得尽。”
“我父亲是‘文革’期间自杀的。也没怎么挨斗，但他胆子小，熬不过。我一直照顾母亲，她也去世了。女儿美国留学回来，学的是环境保护，现在海南工作，有个很好的家庭，我已经当外公了。”
韩少功从外表和精神状态来看都很年轻，一点不像“外公”。因为人生大部分责任已尽，没有拖累，他才可以一年有半年时间和太太呆在湖南乡下，过现代陶渊明的生活。这在当今中国作家里也好像没有第二个。
“写作重不重要？”这是我关心的话题。
“重要。我还是喜欢写作。仍然很有兴趣。”
在他看来，写作是兴趣而不是以写作来换取名和利。我提起中国作家的“诺奖情结”，韩少功说为得奖而写作是悲哀的。他说他跟作家朋友一起时，说起某某人某某人，大家面面相觑，“我说这个作家得过某某大奖啊”，大家仍然丈二金刚摸不着脑。“可见得什么奖没人记得。让读者记得的只是好的作品。我在海南当主席的时候，跟海南作协的人讲，我的书一律不要拿去参加评奖。”
聊天中我发现韩少功对政治也很有兴趣。说到政治制度，他说：“现在两岸三地正好可以互相参照。台湾的选举，香港的法制，内地一党执政，可以再观察一段，相互借鉴和比较优劣。主要是看哪种制度更适合中国人社会。”他说了一些政治书，可惜是“对牛弹琴”。
送韩少功到北角码头乘船，目送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在想，这真是一位作品和人都令人敬重令人欢喜的作家。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朱天文在今年书展上的演讲就感慨说：年纪越大越懂得一个人的一生，可做的事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正因为如此，选择才重要，韩少功的要什么和不要什么才如此重要啊！
认识一位作家，往往从文字开始。
最先知道韩少功，是读他和韩刚（韩少功的姐姐）翻译的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精彩的小说加上一流的译笔，真是天衣无缝、相得益彰。那书实在好看，后来再看别家的译本，就读不下去了。我有次跟朋友说起，对方答，当然了，韩少功自己是小说家，所以翻译得好嘛！其实也不尽然。不久之前，我在小思家里看到七十年代张爱玲翻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一书，有李欧梵的“导读”和蔡浩泉的插画——真是无可取代的一时之选。我央小思老师借我一阅。李欧梵的“导读”写得潇洒，笔意纵横，今天读来依然很好，蔡浩泉的插图线条老练简洁，很有味道，也不会过时。反而是张爱玲的译文，左看右看都不很对劲。我后来想，有可能是《老人与海》渔民题材以及海明威这样很阳刚的文字不符合张爱玲细腻的风格，读者看到译者很卖力，甚至吃力，可惜做不到信马由缰、挥洒自如。
八九十年代是内地“寻根”派小说最红的时期，作为它的代表人物之一，韩少功更是风靡一时。他也从不叫读者失望，《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诱惑》《鞋癖》等，篇篇掷地有声——然后就到了《马桥词典》。
当初我读的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初版《马桥词典》，那份惊喜和兴奋至今记得很清楚，真是“惊为天人”。读小说读得着魔入迷，一生没几次。一次是读阿城的《棋王》，我坐上巴士开始读，读到下了车，双眼仍然不肯离开手中的杂志，结果差点被英皇道上飞驰的的士撞死。我尴尬地站在路边，让肥佬司机把我训斥了一顿。而《马桥词典》则令我不知下车，到终站了我才如梦初醒。
后来我向当时三联老总赵斌极力推荐出繁体字版，获得支持。设计师洪清淇帮忙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封面。我认定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寄给好几位香港专栏名家，落力推广。可惜这部小说在香港就是红不起来。繁体版是1997年4月出的，到了韩少功2008年4月来香港浸会大学当驻校作家，我查了一下数字：十一年前印的两千本，还没有卖完。唯一值得安慰的是《马桥词典》于2000年入选由海内外专家共同推选的“二十世纪华文小说一百强”，被译成英文、荷兰文、法文、韩文、波兰文、越南文等多种文字，可庆幸自己的眼光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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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作家从文字开始。可是有的作家，读他的作品时印象好，到了接触本人，就大打折扣了。有的当然不是，作品和本人一样优秀。
见过韩少功几次，包括在他的第二故乡海南岛。韩少功总是笑眯眯，人很和气，也很风趣，有问必答。但全都是有着许多人的场合，没可能深入话题。今年四月，韩少功来港任驻校作家，可呆一个月，我就想找时间跟他聊聊。一来，我实在对韩少功的作品和人感兴趣，二来也可以尽一下“地主之谊”。
在他临走前才找到时间聊天。而话题则是从之前聚会韩少功的一句话开始：“其实做人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不要的是什么？”
韩少功先说他不要的：“1996年我当海南作协主席时，是全国最年轻的省作协主席。上面有领导看重，下面有群众支持，很多朋友都认为我仕途很好。假如我肯在这方面努力，有人说我还可以混到更高的位置上去。可这并不是我要的。”
“为什么？”
“假如我要向上爬，那么我必须跟很多人搞好关系，包括有权有势而我又很不喜欢的人——春节该去拜拜年吧？有事没事总要请示拜访，吃吃饭，联络联络感情吧？如果我无求于人，那我对我不喜欢的人就不必做这些事不必笑脸相迎，是不是？”我这才知道韩少功并非对每一个人都是笑眯眯的。
我接着问：“还有什么是你不要的？”
韩少功想了想说：“1988年我办《海南纪实》，很成功，销量节节上升，后来到一百多万份。钱多得不知怎么花。当然那是公家的钱，不能放进自己的口袋。杂志因一些原因给禁了。但这之后，许多人来找我办杂志，出很多钱，给很多优厚的条件，我一一谢绝了。”
“那又是为什么？”
“找上门的人都以为我很会办杂志，他们给我很多钱是要我挣更多的钱。”韩少功笑着说，“可是我认为《海南纪实》的成功不是自己的成功，我自己都弄不懂为什么可卖一百多万份。没把握可以再令一份杂志畅销，那我为什么要接受那么高的薪水而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呢？”
多少人毕生拼命追求的金钱和地位都不要，那韩少功要的究竟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在韩少功心目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
“首先责任很重要。家庭、父母、孩子很重要。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我们又把孩子带到世上来，这些责任都得尽。”
“我父亲是‘文革’期间自杀的。也没怎么挨斗，但他胆子小，熬不过。我一直照顾母亲，她也去世了。女儿美国留学回来，学的是环境保护，现在海南工作，有个很好的家庭，我已经当外公了。”
韩少功从外表和精神状态来看都很年轻，一点不像“外公”。因为人生大部分责任已尽，没有拖累，他才可以一年有半年时间和太太呆在湖南乡下，过现代陶渊明的生活。这在当今中国作家里也好像没有第二个。
“写作重不重要？”这是我关心的话题。
“重要。我还是喜欢写作。仍然很有兴趣。”
在他看来，写作是兴趣而不是以写作来换取名和利。我提起中国作家的“诺奖情结”，韩少功说为得奖而写作是悲哀的。他说他跟作家朋友一起时，说起某某人某某人，大家面面相觑，“我说这个作家得过某某大奖啊”，大家仍然丈二金刚摸不着脑。“可见得什么奖没人记得。让读者记得的只是好的作品。我在海南当主席的时候，跟海南作协的人讲，我的书一律不要拿去参加评奖。”
聊天中我发现韩少功对政治也很有兴趣。说到政治制度，他说：“现在两岸三地正好可以互相参照。台湾的选举，香港的法制，内地一党执政，可以再观察一段，相互借鉴和比较优劣。主要是看哪种制度更适合中国人社会。”他说了一些政治书，可惜是“对牛弹琴”。
送韩少功到北角码头乘船，目送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在想，这真是一位作品和人都令人敬重令人欢喜的作家。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朱天文在今年书展上的演讲就感慨说：年纪越大越懂得一个人的一生，可做的事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正因为如此，选择才重要，韩少功的要什么和不要什么才如此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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