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的逝世，不仅使美国中国学界损失了一位声誉隆隆的中国史专家和学者，更丧失了为一种独一无二写作风格和研究类型奠基的先驱者。《讲述中国历史》由魏斐德遗孀担任主编，梁禾遴选出魏斐德生前14篇文章，以资与读者重温魏斐德四十年之思想历程。从1960六十年代中期魏斐德初入学界到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正是中国学界质问与摆脱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从而开创出以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为主导的新潮流之四十年，而魏斐德以其身体力行引领了这一学术新走向。

　　让历史著作成为文学杰作

　　魏斐德出生于学者家庭，父亲是一名古典文学史家。从小，父亲便要求他阅读希罗多德与修西底斯等众多古希腊与罗马时期文学与历史作品，并在餐桌前向全家做口头读书报告。此后父亲引导他阅读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史家爱德华·吉本 (Edward Gibbon)、托马斯·卡莱尔 (Thomas Carlyle)、托马斯·麦考利 (Thomas Macauley) 等人的作品。少年魏斐德又在法国接触到了包括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以及路易·阿道夫·梯也尔(Louis-Adolphe Thiers) 在内的19世纪早期法国历史学家的作品。在哈佛大学，魏斐德在课堂中又读到了德国历史哲学家，诸如弗兰德里希· 梅尼克 (Friedrich Meinecke) 和威廉·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 的作品与思想。广泛的历史与文学阅读不仅使魏斐德对于历史叙述着了魔，而且使他深信，具有历史重要性的叙述，必须深深植根于历史情境当中。(第413页)然而让少年魏斐德费解的却是，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限难以区分。在哈佛学院，魏斐德兼修历史与文学。甚至后来在博士论文选题时，魏斐德仍然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摇摆，不知道是着力于研究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的起源，还是五四时期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在本书最为理论化的《反思》一章中，在回答这一问题的同时，魏斐德以自身几十年的历史写作宣明了他对于历史和历史家的理解。对于魏斐德来讲，历史与文学的互相贯通正是伟大历史作品的禀赋与标记，而历史叙述正是小说家与历史学家工作的中间地带 (the middle ground)。 在这里，历史学家们通过判断材料的“可靠性”，把想象与事实、虚构与历史圆满地融合起来。同时，历史学家又将历史当中不同的声音调和起来，以自己能够掌控的步调，与历史分析融为一体，从而重构出一个连贯的、自圆其说的全新的整体性 (totalization)。这样，这一具有整体性的历史叙述不仅包含了历史的具体情境、事例，描述与呈现了特殊的历史性(historicity)，也同时彰显了历史学家的思想逻辑与理论架构。魏斐德引用麦考利写于1828年对于历史的思考，认为文学与历史同时具有两个主人：理性与想象。正是基于上述特征，魏斐德把这一类型的历史写作视为历史思考的一种特殊类型，它是“历史研究的技艺概念”(the craft notion of historical studies)。

　　在全书14篇文章中，魏斐德对于李自成入京到满族入关后的溃败以及江阴屠城“故事”的重新演绎，正是这一“历史研究技艺概念”的典范之作。在这两篇文章中，魏斐德借助文学的笔调，把按历史的脉动，在文学与历史的边界之间游走。通过展现上述历史时刻纷繁复杂的多种层面，《明清过渡期——1644年的大顺政权》直击了李自成入京后惊心动魄的历史，力图回答为什么李自成会对明朝官员采取过激策略，从而功亏一篑而饮恨离京。魏斐德指出，李自成与崇祯事实上对明王朝败亡的原因有着近似的理解。当闯王面对崇祯的尸身无限惋惜之时，他将崇祯之死与国家丧亡归结于明官员的腐败无能，这也就顺理成章地解释了为什么李自成会纵容刘宗敏针对明官员进行劫富济贫式的掠夺乃至屠杀。《清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江阴悲剧》则描述了在清大军压境以及围城断粮之时，各个历史人物迥然不同的反应与命运。其中有凛然就义与誓死不降者，有临阵脱逃与变节者，有趁火打劫者，更有众多无辜被屠者。暗含在所谓“忠义不屈”的官方言说之下的是种种历史的潜流。正是历史学家让这些看似零散、琐碎的历史现象互相生发出意义，从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历史语境(context)。魏斐德引用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话这样写道，“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正像半历史的小说生动地唤醒了过去一样，也是同样的东西让一本伟大的历史书成为一本文学杰作。”(第424页)在这一意义上，魏斐德可以同史景迁并列为西方世界最杰出的中国史作家与历史学家。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历史细密的针脚当中缝合出历史的意义，让历史激发出引人入胜的文学兴致。这也难怪魏斐德在本书中对史景迁不吝褒扬之词。

　　新社会史范式与“市民社会”论争

　　不过，与更像通俗小说家的史景迁不同，在中国学界的领军人物当中，魏斐德的研究与写作风格似乎更接近孔斐力与周锡瑞。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伴随着中国大陆历史档案的陆续开放，魏斐德、孔斐力、周锡瑞与其它学者在中国学界内部开创与引导了一种以地方史为基础的新社会史范式。在本书《中国档案以及美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一文中，魏斐德描述了档案利用与学术范式转型之间有趣的互动关系。作为费正清之后第二代美国中国学者，魏斐德1966年关于太平天国起源的研究、孔斐力1979年关于乡团的研究、以及周锡瑞1976年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均利用了数量众多的中国地方志以及外国外交档案(特别是英国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掠取的两广总督档案以及日本驻外使节报告)。在中国档案开放之初，这一系列著作不仅让美国中国学界得以首窥中国地方档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催生出一种全新的地方社会史写作。(第317页)这一新社会史范式以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为中心议题，考察社会士绅与精英阶层与国家的斗争中如何控制地方资源、维持既有社会格局(或推动社会转型)、建立自治型的统治类型得以承担在国家权力退化(或增强)后更广泛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职责。这一新社会史在1980年代吸引了巨大的学术兴趣，产生了众多优秀的研究著作(比如杜赞奇关于华北农村的研究便是其中的典范)。

　　美国中国学界对地方社会史的关注引发了学者于1993年在《现代中国》杂志19期上展开大论争，集中讨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两概念是否适用于研究一个与欧洲有着迥异文化与政治传统的中国社会，特别是考虑到公与私在中国有着极其特殊的含义与界定。作为论辩的反方，魏斐德运用对立的史实极力批驳了罗威廉关于汉口的研究，指责罗牵强附会地制造出一个与国家相互对立的汉口商会组织。与此相反，魏斐德指出，从20世纪开始，虽然公共领域确实在中国不断扩张，然而至少在1930年代之前，国家与精英阶层在各个层面的互相渗透使得我们无法清晰界定一个与国家相对抗的“公民权力”(civic power)。收录于本书的《晚期帝国以及现代中国的市民社会》，也成为关于“市民社会”论争的经典文献。

　　近代上海研究成为中国学界的显学

　　对于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的关注，使得魏斐德移步于研究中国现代警察制度。对于魏斐德来说，新近引入中国都市的警察制度及其所承担的社会规范与校正功能正是研究现代社会控制的最佳课题。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家赋予警察消除社会“毒害”以及创造新民族文化的功用，警察研究不可避免地需要讨论赌博、鸦片、妓女以及与之相关的都市商业与消费文化。这样一来，魏斐德以及其它学者不仅将新社会史推向了所谓的“贱民研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以都市(特别是上海)为社会与文化背景，贱民研究又将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进行了自然而然的衔接。新社会史以及新文化史以文化与现代性为重点，尤其关注殖民主义语境中都市文化的形成与转变，特殊群体的文化生活与社会身份，消费文化与通俗文化的互渗与紧张。魏斐德这一次学术纵深于是启动或者引导了中国学界又一次巨大的范式更新，使得上海研究成为中国学界的显学。本书中收录的两篇魏斐德关于上海走私业和妓女业纵览式的回顾——《向休闲业发放执照：中国国民党管理上海的尝试，1927—1949》以及《上海走私》，虽然在今天看来已经太过粗略，但在1990年代初期所具有的先导和旗帜性作用却不可小视。正因为魏斐德对于发展中国学术所起到的不可估量的作用，这部选集可视为一部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史文献。

　　近来，美国中国学界展现出一种新的动向，通过不断置疑中国中心论的理论模式，学者们试图从世界史和边疆史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文明的边界和重新解读中国文明(及中国性)的形成与发展史。本书以“在世界史语境当中的中国”作为开篇，不仅是对这一新动向的回应，而且编者和作序人似乎意在表明魏斐德对这一新动向的前见，从而试图颠覆魏斐德所代表的中国中心论形象。在此部分中，在《中国与十七世纪世界的危机》一文中，魏斐德从十七世纪世界经济危机的角度理解了明清皇朝交替的物质基础；在《中国之鉴：普遍价值与特殊社会》中，魏斐德不仅追溯了中国意象(及其所代表的中国特殊价值)如何参与了欧洲自我建构的过程，也回顾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截取特定的中国价值来容纳与再定义西方普遍价值的双向过程。虽然上述文章反映了魏斐德研究当中的世界意识，然而，这一意识却是零散的、无结构的。换言之，世界意识从未成为魏斐德历史写作当中的结构性因素，而呈现在某部作品的整体框架之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被人们记住的魏斐德，是一位中国思想史、社会史与文化史家，更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历史家。谨以此文纪念这位影响了几代中国史学者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