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根于贫瘠的土壤，以其顽强的生命，倔强地破土而出，以其不择地而生的性格孳生蔓延，人间开始出现一片新绿。这片新绿的种子随风披靡遐迩，造成了绿色的世界。春风助其生，野火遏其长，然则它带给人间的喜悦，是毋庸置疑的。诗人最是敏感，描写草的莽翰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草带来的幽情逸趣：“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可以调素琴，阅金经。”以草状离愁别绪：“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当然草也不尽富诗意，苟自甘堕落，则为腐草；挡道塞路则为崩榛；生无伦次则为荒葛。

　　将草比附于文艺，则有“草根文化”，这一般是中性词，言其自生自灭、言其土生土长、言其质亦且野。粗陋不等于鄙俗，野莽亦非指卑劣。这其间没有划一的属性。草根文化甚至可以说是民族文化的沃土，是不可忽视的普世同享的文化，它无所不在地注入整个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之中。

　　专业的文艺家们从草根文化汲取丰富的营养，远在春秋之世，孔子删诗，留下诗三百，剔除桑间濮上之音，删去郑卫淫逸之词，目的只有一个，即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这“思无邪”正是“心诚”、“意正”(《大学》)的前提。历史上凡是得以流传的经典文化著述，都不会忘记这精神上根本的追求，而这“根本善”本是与生俱来的，只是发掘则有之，不发掘则消遁。

　　目前反对文艺领域出现的非主流倾向——“三俗”即所谓：“低俗、庸俗、媚俗”。“三俗”文化正是违背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而必以刈之的塞道崩榛和罥途荒葛，它们正日复一日地浸淫以致损害着我们民族的灵魂。

　　草根文化倘若是真的、善的、美的，那就有着不息的生命力，它们可能成长为葳蕤的文化大树，我们可以举出东、西方的两株大树作为比列：中国的赵本山和美国的卓别林。

　　他们的相同之处是：生于贫贱，衣食无告，在生活的底层跌打滚爬，最初饱受过人们鄙视的尴尬。然而他们的相同处是都有一颗皭然不滓的纯美心灵，同时无可否认他们于艺术上有着超凡脱俗的天才。

　　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在资本主义上升期的美国，工业化带给人类好处的同时，卓别林别具慧眼地看到资本给社会带来的不公，机械化所自具的盲目性和对人类智慧的漠视，他用夫复何言的哑剧、用幽默滑稽的形体，展现他淋漓尽致的批判。《淘金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凡尔杜先生》都成为了经典之作，他对小人物的恻隐之心，包含了大师的广大悲怀，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本性的思考。

　　而赵本山则处于中国社会伟大的转型时期，一个备受帝国主义侵凌、宰割，饱受屈辱的民族在站起来的过程中，生活在最底层的族群，欢欣鼓舞地迎接中国自强、自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潮。他们有着一种对新事物的热爱和追逐，尽管其中包含了他们的幼稚、误解和小小的虚荣心，但其主导精神则是质朴、纯良和信心。赵本山的名作《相亲》《昨天、今天、明天》《火炬手》，都代表了亿万农民的心愿，它也引发了人们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性的思考。

　　有人说赵本山的作品只是“真”，谈不上“善”，更谈不上“美”，这是我所不能苟同的。真、善、美是三位一体的艺术存在，这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美学的问题了，“真”之反为“伪”，“伪”为不善，“真”为善。真、善具之矣，美必在其中。

　　卓别林平足前行，罗圈腿；赵本山佝偻彳亍，拖沓身，这都不碍其内质之美。最肤浅的审美，乃是视电视广告以剔透晶莹、袅娜作态为美，其实那正是丑的所在。

　　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那希莫多，奇丑之人也。驼背、眼疾、歪嘴、行步怪谲可笑，然而雨果的伟大在于他把一个最美的灵魂渗透于其怪丑的身躯，使之千古留芳。

　　赵本山由于文化的缺漏，正在努力读书练字，以其睿识培养人才。而学生中亦有不能尽如人意的，染上“三俗”之病的，恐不能归咎于赵本山。赵本山对学生的忧虑和时时的提醒，可谓用心良苦。

　　卓别林和赵本山都是天才的喜剧演员，亘古以还，一个节目能使亿万人同一时间捧腹不禁，迄今为止只有这两个人。能如此，于喜剧演员亦足可自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