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用户名: 密码:
  • 网站首页
  • 文化中国
  • 诗歌高地
  • 小说• 散文
  • 理论在场
  • 主编评诗
  • 图书出版
  • 字画收藏
  • • 中国东方作家创作中心
  • 联系我们
  • 您的位置:首页 >> 理论在场 >>  理论在场 >> 秦万里:关于小说 阅读漫记三题
    秦万里:关于小说 阅读漫记三题
    • 作者:秦万里 更新时间:2010-08-23 04:49:57 来源:东方文学网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1265

      我喜欢读小说,后来成为一名职业读者,主要任务就是读小说,这真的是很幸运。成为职业的就与普通读者不同了,普通读者喜欢就看,不喜欢就仍。我不行,喜欢的要读,不喜欢的也要读,吃着一份俸禄呢。而且,优与劣,有的时候并不那么界限鲜明。于是就要花一些心思,久而久之,再笨的人,只要花了心思,也会看出一些门道,甚至还会发现小说家们密不传人的手艺——我常常说,小说创作是艺术,也是一门手艺。
      我把这些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关于小说之一  发生了一个事件,你在现场吗?

      许多小说在开头的时候,会发生一个事件,事件引来了故事,也构成了故事。一个个相互关联的事件让故事充满悬念地向纵深发展,使读者欲罢不能,这是小说的制作方法之一。小说家在叙述事件或结构故事的时候,常常要设置一个场地,或者说要制造一个“现场”,以便铺展故事,演绎人物。在现场里面,“发生”十分重要,从哪个角度讲述发生,怎样讲述才会使发生的过程鲜活而又真切,让读者如身临其境一般地来到小说的现场?或许,越是有经验的小说家,就越会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中篇小说《马嘶岭血案》中,陈应松的讲述触目惊心——两个为勘探队搬运行李的挑夫,因为见财起意,把勘探队的人全部杀死了。故事的结局被放在了前面,让我们随着两位挑夫艰辛的足迹,眼睁睁看着他们一步一步走向了贪婪,走向了仇恨,走向了凶残。陈应松制造了一个犯罪现场,通篇的叙述都没有离开马嘶岭,没有离开那血腥的现场。假设这是一个有生活原型的真正的案件,如果写成一篇通讯报道,也同样会吸引人的眼球。那位写通讯的记者是一定要亲临现场的,在写作的时候,也一定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做出是与非的评判。陈应松写的是小说,所以他并不在现场,不但不在现场,而且通篇让罪犯之一的“我”作为叙述人:“必须赶快灭口。这容不下我多想,也容不下九财叔多想,就听见有人喊:‘小王,小王!’话音未落,斧头就落到了祝队长头上。只见祝队长头上有白花花的东西飞溅出来……”“接着又响起了小杜的几声连续的尖叫……我最后看见九财叔直起了他的腰杆,在扬眉吐气,手上拿着一个红彤彤的东西,是一只发卡!”一篇通讯恐怕不会涉及一支发卡,而在一篇小说中,这支红彤彤的发卡,却似乎是可以照射出无尽的含意。
      这篇小说是从结局走向过程,在这过程的沿途我们焦虑,在悲剧发生以后我们又会设想,这支勘探队,这帮给大山带来异样色彩的城里人,这些知识与财富的拥有者,如果他们稍微施舍一点点关爱与同情,用他们高贵的手,去抚摸一下九财叔们因挑担而磨烂的肩膀,可能血案就不会发生。但是,一道难以穿透的隔膜竖立在那荒凉的山野,城里人用他们的冷漠与无情,将贫困者对富有者的仇恨,慢慢推向了极致。
      关于如果,关于隔膜,关于揭示,都是这一篇小说的阅读者从故事当中,从那个让我们信以为真的现场得到的结论,陈应松并没有做出判断,他只是下笔狠,将血腥的气息迎面泼来,让我们震惊,也使我们警醒。
      读者进入小说的现场,有时候会发现另外一个影子,这个影子正是作者本人。小说家创作小说,制造了热热闹闹、悲哀或欢乐的现场,刻画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种不同的人物,自己有时也会不由自主参与其中,受某些观念的影响,或者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一定要站出来说话。事实上,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虽然那个现场是自己布置的,人物也是自己塑造的,但自己却仍然应该是一名局外人,那个现场越热闹越动人,他就越应该免开尊口。就像一对婚姻的介绍人,人家双双进入了洞房,你喝完喜酒就回家吧,小两口今后的生活和你没有关系了,你不必去指导别人怎么样去度过幸福生活,否则你就会成为多余的人。
      重要的是拟真性,如果“拟真”是成功的,进入现场的人们至少在阅读的时刻是信以为真的,如果你给他一份“参观须知”,反而会削弱作品的拟真性。
      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也是一个与案件有关的故事,并且是多次进入案发现场——小孩的家长砍老师,发现于心亮尸体的河滩,水塘里的汽车与死尸,雨城大酒店的抓嫖行动……案子都是发生在寻常生活当中,如同在平静的水面激起一个浪花,并不惊心动魄扑朔迷离,直至写到在超市抓捕杀人犯钢渣时,才有了几分扣人心弦的味道。田耳制造了N个现场,只是为了让他的人物鲜活在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个老黄,那个老了老了还没混上一官半职的老警察。我们对他的最初印象只是一张长满了胡子的皱脸,但是,当他入情入理地分析案情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的智慧;当他冲向罪犯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的勇气;当他面对刘副局长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的性格;当他在小于理发店门前徘徊的时候,我们又会看到了他的心灵。还有钢渣,还有哑女小于。不良青年钢渣爱上了哑女小于,但是钢渣却杀了人,杀了人的钢渣很后悔也很失落:“我答应哑巴,年三十那天晚上和她一起过。但你晓得,我去不了了。妈的,我答应过她,到时候,你能不能买点讨女人喜欢的东西,替我去看她一眼?……”在故事的末尾,警察老黄是受了钢渣的委托去看望那位美丽而又可怜的哑女。原来,像钢渣一样冷酷坚硬的钢渣,心灵当中也有一小块湿润柔软的地方。
      由现场走进心灵,这是田耳的追求。
      由现场进入心灵,这恐怕不仅仅是田耳的追求。一位小说家如果能够让读者驻足他设置的心灵现场,那么他一定会受到读者的青睐。
      张忌的作品《小京》又是由一个案子开始的。一个女孩儿死了,被人杀害了,沿着这条线索走下去,本可以发展成一个曲折离奇的侦破故事,但是张忌却不让案情有一点点进展,而是在破案还没有眉目的时候,就离开了与破案有关的现场,转而去刻画几位与死者有关的人物,试图将笔锋指向内心。他努力用的平静叙述,使每一个情节和细节都沉浸在凄寒的氛围中。事件突如其来,那位失去女友的莫年,似乎还没有来得及感受死亡的真正含义,他只是在默默地追忆过去。那已经逝去的瘦弱身影,似乎正在检验这位年轻人的情感。大伯与姐夫的形象是随着情节的进展鲜活起来的,让我们看到人心与情感的多面性:“说实话大伯的这个要求让我感到有些生气……小京现在还在法医中心冻着呢,他怎么还能有心思玩呢?”“大伯指着黑人说,哈哈,红旗,这个人怎么会长得这么黑呀。姐夫听了大伯的话,也笑个不停……”当我们同样也为这样的麻木或冷漠产生不满之后,这两个人的表现又发生了变化:“大伯哽咽着跟姐夫说,红旗,烧吧,别把孩子冻坏了。姐夫也哭了,他一边流泪一边用力地点头。”“我扭过头去,一下子呆住了。我看见姐夫和大伯正一左一右地站在我的身后,他们用两只干裂的大手托住了装着骨灰盒的大旅行袋,两个人神情专注,像是捧着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由游览天安门到遗体告别,再到送别时为“我”托包,张忌逐步逐步让我们像“我”一样,走出凄寒,看到了温暖的太阳。
      须一瓜写过一个中篇,叫《淡绿色的月亮》。她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对年轻夫妇,俩人都是白领,收入不错,有房有车,而且是郎才女貌,夫妻恩爱。忽然有一天,家里来了盗贼,是两个小个子男人,而家里这位丈夫,则是高大威猛,还曾经是个体育健将,在双方碰面的那一瞬间,盗贼手里并没有拿着凶器,但是,那位伟岸的丈夫却没有反抗。结果,大个子被小个子捆了起来,妻子也差点遭到强暴。故事当中还穿插了一个小故事,一个发生在火车上的事件。有一个警察,在火车上遇到了抢劫,他为了避免流血而有条件地放弃了对抗。结果,乘客们遭到了洗劫,在匪徒们扬长而去之后,警察又遭到群众的围攻……这篇作品似乎是在争论一个问题,一个道德问题,一个面对勇敢与理智应该如何抉择的问题。那么须一瓜参加争论了吗,应该说没有,她在现场外面,她只是用一个活灵活现的现场引发了争论。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女主人公芥子心里,在她与警察谢高之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直是争论着的。这不是表面化的、就事论事的争论,而是一种穷追不舍深入骨髓令人汗颜的追问。突发的案情像一把尖刀,在女主人公芥子的内心割下一道细细的裂痕,那个现场的情境无法从记忆中抹去。她疼痛,她哭泣,她不能摆脱那可怕的设想,也害怕一个伟岸丈夫形象的破灭。但是,无论是满车的鲜花,还是那连结性爱的红绳子,都不能重新燃起激情的火苗。须一瓜选取一个独特的角度,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人物,让那“淡绿色的月亮”,照射人心深处微妙的波澜。
      乔叶写的《我承认我最怕天黑》,同样也是一个与入室盗窃有关的故事。深夜,一名偷窃者进入独身女子的房间,与《淡绿色的月亮》不同的是,偷窃者与那位独身女子发生心理碰撞,“‘其实,’刘帕说,‘你可以打开门走的,走窗户太危险了。’”只因这一瞬间的一个微妙的善意提醒,在那个发生了抢劫行为的犯罪现场,又发生了半推半就的强暴,故事也由此而进入了另外一条轨道,当那名盗窃者离开事件的现场,我们会随着刘帕的思绪产生一些联想,似乎已经能够预见到,接下来的发展仍然会偏离正常的轨道:“男人掀开窗帘,跳进屋,两个人相顾沉默。”“他抱住了刘帕,刘帕任他抱着,任他掀开她身上的浴巾。黑暗里,她看见男人眸子的亮光……”如果我们谅解了这一对男女,当警察进入了那个令人尴尬的现场,我们就会不由自主为他们忧虑。但是刘帕并没有解释什么,“知道按照被强暴女人的通常表现,自己应该哭,从而顺理成章地接受人们这样那样的抚慰。可她没有。她觉得自己似乎应该说些什么,可一时间她想不好……”后来她说了,救了那个入室抢劫又强暴的“罪犯”。作者乔叶也没有为自己的设置做出解释,她只是在情节中嵌入了几行诗句:“我的身体里有一条河,爱情一直在里面穿梭……”这条河蜿蜒在故事当中,流淌着情感,也流淌着欲望。因欲望而情感,因情感而善意,因善意而理解,因理解而宽容。乔叶不仅走出现场,而且能够从现场进入一个意识的潜流,让这种意识的潜流冲刷观念的顽石,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现代女性复杂微妙的心灵空间。
      现场可能不是“现实”,既不同于场景和时代背景,又有别于“画面”。可以是一百年前的现场,也可以是昨天的、甚至是未来的现场。关键是人物,没有人物的动作、情感、纠葛,就不会有事件的发生,没有事件的发生,现场也就成了一个空壳。一个现场可以是一个故事的局部,也可以是一篇小说的全部,有的小说只写一个现场,却也令人难忘。有的小说吸引读者从一个现场来到另一个现场。现场这个词放置在小说概念中,或许还可以说成是“现场感”,而现场感则来自拟真性,进一步说,拟真性则是由细节来完成。比如陈应松笔下那支红彤彤的发卡。
      高明的小说家把读者带到他的“现场”,自己却会悄悄撤离。


    关于小说之二  理想主义者的天堂


      如果把一个美好的境界称为天堂,那么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天堂”,这个天堂或许就是他的梦,他的幻想,他的家,他的爱,甚至就是他自己的一张窄窄的床。小说家除了拥有每个人都拥有的那个天堂之外,还可以把小说当成自己的天堂,他把他梦幻中的人物放置在那个天堂当中,让他们欢乐让他们悲伤,赋予他们鲜活的生命与个性,更会在那里寄托自己的精神,放纵或宣泄自己的情感与愤懑。
      在小说家的审美意识中,美好的境界未必总是辉煌耀眼。
      比如《旗》。作者王华描绘一面旗帜,一面破旧的旗帜,一面升起在苍凉村庄的旗帜。这旗帜的下面,是一所只有两间土房的学校,学校里只有一名教师,名叫爱墨,他十六岁就开始在这里教书,一直教到六十岁。在都市化的当下,乡间的人们都涌向了城里,那座小小的村庄,变得更加安静,就连最后两名学生,也离开了这所学校。爱墨无法忍受身边没有学生的日子,他只好动员那个名叫开花的女子,送自己智障的儿子端端来上学,为了这样一名学生,爱墨老师仍然要举行开学典礼,仍然把那一面破旧的旗帜,升起在学校的上空,他的坚守与痴迷,被一步步推向了高潮,故事中的人物,也一步步走向了哀伤的深处——爱墨可怜多病的妻子,为了支持丈夫执着的坚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爱而又令人焦虑的端端也随后离去……然而,让人叹息也让人动情的是,坚守仍然继续,旗帜照旧冉冉升起。
      在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衬托之下,这个关于乡村教师的故事,显得虚无而又遥远,像是存在于幻境当中的一个凄美的童话。王华一定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否则怎能写得出那样的坚守与痴迷,怎能写出那样让人动情的幻境。她以质朴的行文铺展着哀伤,让那面旗帜,让几个鲜活的形象凸显在虚幻当中,也让那象征意味充满了力量。
      小说是理想主义者的天堂。
      这里说的理想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目标,也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一个载体,承载着写作者的梦幻。在王华的梦幻当中,小小的木耳村便是一个天堂,是那个爱墨老师的天堂,也是师母或等开花们的天堂,这个天堂虽然清贫冷寂,却是他们无法舍弃的精神家园。
      如果要延续这个关于“理想”的命题,就不能不提到另一个中篇小说,作者叫李辉,作品叫《寻找王金叶》。我们可以猜测,小说的主人公温连起是来自一个虚无的“天堂”,因为他对人间世事几乎一无所知。这个温连起在海上救了一个人,但那个人被救之后就死了,临死前请求温连起去寻找另一个人。仅仅为了一句嘱托,一个承诺,这位温连起先生便进行了历尽艰辛的寻找,虽然艰辛而又渺茫,可他却锲而不舍,最后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温连起见一人托付一次,见一人托付一次,直到他说不出话,立不住身,咕咚倒在地上,成为一堆垃圾。”温连起是来到这个现实的世界才尝到了悲哀的滋味。他的悲哀在于寻找的无望,更在于寻找过程中的“发现”,他被现实中的丑恶与冷漠所震惊,他也带给现实世界一个美丽的童话。没有人能理解,更没有人相信这个来自虚无世界的温连起。只有那个漂亮而又尚存良知的女人,那个在世俗尘埃中饱受欺凌的吴霞是个例外,她不由自主地进入了温连起的寻找的焦虑,因为她自己,自觉不自觉的,在进行另一种寻找,她何尝不需要躺在一个纯净美丽的童话当中,歇息一下疲惫的灵魂?
      李辉设计的这个毫无指望的寻找意味深长,让我们这些在现实中拼命寻找利益的人们难免会产生几分羞愧。
      王华和李辉笔下的理想,应该说都是哀伤的理想。爱墨在寂寞中坚守,温连起为了承诺寻找。他们的理想都被浸泡在哀伤的汁液中,他们也都生活在自己精神的天堂。这样的天堂是小说家梦幻中的天堂,它往往虚无而又实在,遥远而又贴近,使小说添加了诗的情味。至于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哀伤,看似消极,其实也注入了人性的力量。
      像李辉刻画温连起一样,理想主义者笔下的理想常常是毫无指望的理想,而这样毫无指望的理想,却能够与读者产生共鸣。因为读者自己梦幻中的理想,也常常会遭到现实生活的打击;因为这样的理想虽然毫无指望,却又光芒四射,从天堂照到地下,反射出龌龊,也召唤着激情。
      当然,理想主义的写作者并不一定总是描绘哀伤,他们也渴望制造一个温暖的天堂。
      比如中篇小说《白莲浦》。在故事开始的时候,一个父亲死了,母亲在他的身边哭泣。陈旭红努力让一个女孩子忧郁的叙述感染我们,虽然父亲是继父,母亲也不是亲生的母亲,但她仍然将那哀伤的眼泪流淌在白莲浦美丽的山山水水。命运如同一条神奇的绳索,拴系了一个不幸,又拴系了另一个不幸。值得注意的是,陈旭红并不将哀伤进行到底。她让那一个又一个的不幸,引来了一个又一个亲人,组合成这样一个无血缘的特殊家庭。开始的时候我曾以为,这个故事将沿着一条苦难的通道走向悲剧的结局。但是读着读着我却又发现,善意和亲情抓住命运的绳索,牵动着不幸的人们进入一个“幸福”的氛围之中。这样的亲情让人感动,这样的“幸福”有一种别样的滋味。
      应该说陈旭红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笔下的清贫也会是多彩而动人的,况且她摈弃了罪恶与龌龊,把这善意与亲情,把那别样的幸福,写得如同行云流水,温暖而又真切。她试图用白莲浦清澈的湖水,洗涤我们的心灵。
      再说鲁敏的作品。《颠倒的时光》写乡间的大棚,大棚是温暖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是温暖的。她并不着急,而是从从容容细心地经营她的叙述,写开了“两窍”的木丹和他漂亮的妻子,写顶热心顶有水平的伊老师,写前来帮忙的乡亲们,写受了潮气的柴火和恼人的鸡粪,写绿色的枝蔓和大棚里的第一朵黄花……故事是从秋天开始的,接下来便是呼啸而来的北风,其实也没有什么故事,只是一个种瓜的过程,而那亲切的暖意和淳朴的情怀,恰恰就从这过程中,从细密的细节中,从那四季如春的大棚,从寒冷的冬季里渗透出来了,甚至让我们怀疑,在商品大潮冲击之下,在欲望之火烧红人们双眼的今天,还能看到这样美丽的情境吗,难道真的进入了颠倒的时光?
      在《颠倒的时光》中,鲁敏让那淳朴的情怀,铺展在四季如春的大棚;在《逝者的恩泽》中,她又将琼浆一样的“恩泽”,洒向东坝小镇的街头巷尾。一个男人死去了,他的情人却带着一笔抚恤金来找他的妻子,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恩泽”是逝者的抚恤金,是古丽的鲜活和美丽,更是小镇或红嫂们的宽容。古丽的突然到来,在平静的小镇激起一环环涟漪。我曾经以为,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即将开始了,这也是我所担心的,因为如果那样去写,小说很可能会进入一种俗套。值得庆幸的是,“战争”并没有发生,因为宽容把美丽抱在了怀里。不仅仅是宽容,还有青青对达吾提的呵护,更是注入了无私无怨的温情。故事发展到这里,我们的阅读似乎是要更加小心翼翼起来了,因为在这物欲横流的今天,在这缺少信任的时下,这个美丽的故事很像一个亦真亦幻的寓言。所以,当张玉才这个人物出现的时候,又会让人产生忧虑,担心他会驱散眼下温情的雾霭。然而,鲁敏却再一次避开俗套,义无反顾地把温情推向高潮。这样一来,人们的忧虑,自然而然就转向了红嫂的病情和达吾提的眼睛。鲁敏让我们在温情中微笑,也让我们在人物命运的变化中哀伤。
      鲁敏说,她曾经喜欢关注“人性中浑浊下沉的部分”,后来又感受到,那“只是人性之风景一种,既有浑浊下沉,则必有明亮与宽容,何不眷顾于后者?”是的,我们关注底层,我们会因苦难而悲伤,亦因罪恶而愤怒,我们抚摸伤痛,也要举起利剑。同时,我们还应该呼唤一些更美丽的东西。细细品味鲁敏这篇小说,我们或许会觉得她笔下的人物哀伤而又幸福,哀伤是因为命运,而幸福则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的身心,浸泡在自己酿造的“恩泽”当中。这或许恰恰是一个小说家的理想。
      在文学作品中,弘扬温暖可以表明作者的立场。同时,对人间温暖的刻意抒写,也是小说创作的一种技巧。无论得到温暖还是付出温暖,都应该是人类甚至是所有动物的一种情感需求。世态炎凉,人间百态,人们在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会渴望在文学作品中找到依托,阅读温暖也会是一种快乐一种享受。
      王华的坚守是一个梦幻一个天堂,李辉的寻找是一个梦幻一个天堂,陈旭红的亲情是一个梦幻一个天堂,鲁敏的温暖是一个梦幻一个天堂。小说家让读者进入他们理想天堂的“现场”,自己却在天堂外面微笑。
      迟子建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有一个科学家说我是傻瓜,我会心悦诚服的,因为我至今仍然认为天上的那条银河是水,我总想着有一天会喝到那里的水……”迟子建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所以在她的小说中,我们会看到多彩异样的天堂。
      比如那篇发表于九十年代的《日落碗窑》。在这篇作品中,迟子建写一个孩子去看马戏。回来后便有了一个“理想”,他要像那个马戏团的孩子一样,学会顶碗,为了学顶碗,孩子几乎摔破了家里所有的碗。然而,这一条毫无指望的追求之路,却通向了那个夕阳辉映下的碗窑,那便是关小明、关老子、王张罗们的天堂。那一只如夕阳般金红的大碗,更是给整个故事增添了异样的光彩。还有《雾月牛栏》《清水洗尘》《观慧记》《逆行精灵》,喜欢文学的读者可能都熟悉这些作品,所以不必一一复述。宝坠与牛相伴的牛栏,天灶热气腾腾的“浴室”,不就是他们各自不同的美丽天堂吗?还有那天边飘过的神秘精灵,冰雪覆盖的北极村,无不点染着迟子建独有的浪漫与哀伤,也无不浮现出宽容而又智慧的微笑。
      “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在充满哀伤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思绪,“真正的喜悦是透露着悲凉的,而我要寻找的,正是如梨花枝头的露珠一样晶莹的——喜悦尽头的那一缕悲凉!”在这篇小说中,“我”的丈夫是一名魔术师,而迟子建自己则是一位小说的魔术师,她在她所有的小说中都能变幻出奇特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她象一位泪流满面的歌者,轻轻呢喃着不幸的命运,也吟唱着天地之间月光的美丽。她抒写死亡与深深刺痛心灵的苦难,她批判她也惋惜,但她依然由衷地赞美这个万物生长的世界,“突然,我听见盒子里发出扑簌簌的声音,像风一样,好像谁在里面窃窃私语着,这让我吃惊不已……竟然是一只蝴蝶,它像精灵一样从里面飞旋而出!……”读到这里,我们似乎更加看清了一位小说家的真实面目——迟子建永远都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也永远拥有诗人的浪漫情怀,因为她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都会是一样的美丽。
      一名好作家永远都拥有梦幻般的理想。


    关于小说之三  朝着一个极致,推进


      现实生活不会每天都发生一个事件,即使发生了什么,也常常是雷同的,这里入室盗窃,那里拦路抢劫,或者是某一条路上出了车祸,哪一对夫妻离婚了,哪一个部门抓出了贪官……这个事件和那个事件,几乎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小说家是民众的一员,当然和芸芸众生一起生活在寻常当中。所不同的是,芸芸众生在寻常之中享受属于他们的那一份平静,那一份幸福的生活,而小说家却会在寻常中焦虑,因为寻常造就了平庸,也造就了雷同。就连理想主义者的梦幻,也有可能在漫长的寻常生活中失去激情。
      在茫茫一片的寻常生活中燃起个性的火花,是许多作家努力的目标。
      先说陈希我的《我们的骨》。故事是由寻常生活中寻常人物的一个寻常愿望引起的,一对上了点岁数的知识分子,过去受过一些苦,随着时代的发展,日子越过越滋润,每天都不知道要换着样的吃点什么了,忽然想起了一种瓢骨,想起那个艰辛年代的一次温馨的美餐,这种瓢骨,在那个年代是很金贵的东西,今天就很少有人知道了。可他们还是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瓢骨,不但找到了,那个卖肉的还说可以让他们白白拿回家,因为这东西现在不值钱了,人家宁愿奉送。写到这里,本来可以让老两口高高兴兴回家去煲汤了,但是陈希我却写他们拒绝了这种赠与,接着去寻找可以花钱买到的瓢骨,花钱少了还不满足,一定要向人们说明这种瓢骨的金贵。他们的做法没有人能理解,甚至还招来了误解,“扪心自问他们并没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只是要回味过去,他们忠实于自己的心灵……”喝汤已经不是目的了,一种本来极其正常的愿望被转换成另外一种偏执,并且一步步夸张,进而达到了一个不正常的极致——这对夫妻竟然去偷瓢骨,被逮住了,竟然还要求警察宣布他们有罪,因为一切被偷盗的东西都是金贵的,只有偷盗了金贵的东西才有罪。还对警察喊叫了起来,“一钱不值?她嚎叫了起来,它一钱不值?难道我们这么做也一钱不值?难道我们所做的全一钱不值了?我们经历过多少事,受过多少苦,多少冤?难道……”或许这样的夸张不够节制,但是在那夸张了的误区深处,我们会看到人心的另外一个层面,看到人们对价值取向的不同的理解。这对夫妇的种种不被人理解的“反常”行为,不就是为了找回那辛酸时代别样的温馨与甜蜜,让我们回味一些被忘却的珍贵记忆吗?
      《我们的骨》发表的时候,怀旧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陈希我写怀旧,不去写旧时的情境与状态,而是夸大了一种怀念的方式。他克服了平庸,避开了雷同。作家是人,人与人是同类的动物,同类动物的思维方向常常会十分接近。所以,在作家们的创作道路上布满了雷同。雷同像一张束缚想象的大网,让许多作家难以逃脱。
      韩向阳的《飞》也在努力克服平庸,避开雷同。他写底层,写偏远的乡村,没有在贫穷或苦难上多用笔墨,却描绘了一种痴迷的追求。这追求浪漫且又倔强,可悲可怜同时又十分的可敬。开始的时候,这只是一个穷孩子的梦想,在那个贫穷的年代,这个穷孩子梦想得到一辆摩托车,如果故事按照常规行进,这梦想或许仅仅是故事中的一个插曲。但是因为李来战是一个颇具个性的人物,故事就要随着他的个性朝着另外的方向发展了——这位颇具个性的李来战得不到摩托车,竟然妄想自己造一辆。但是李来战什么都没有,没有知识,没有工具,更没有金钱,李来战所拥有的,只是自己独特的智慧和勇气。他用智慧和勇气实施自己的计划,将梦想变成了一种挑战,一种痴迷的追求。他卖血,甚至糊里糊涂娶了自己并不爱的女人,在经历了千辛万苦,经历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挫折之后,“来战终于有了自己的摩托车了。在以后的那一段时间里,来战几乎是没明没夜地骑着他的‘铁驴’牌摩托车……”他像骑着瘦马的堂吉诃德一样,飞奔在大沟村的乡间田野。这个故事本来是可以结束了,可是作者韩向阳却不让他的李来战停下来,他推动着他,让他走向追求和挑战的极致,“来战走了,来战到大城市里去了,来战到大城市里学习制造飞机的技术去了……”最后,他让他坐在自己制造的“飞机”上,“飞”向下悬崖。这是生命的终结,也是挑战的完成。韩向阳塑造李来战,寄托了一种关爱,更渲染了一种精神。
      无论是《我们的骨》还是《飞》,无论多么珍贵的记忆或者多么痴迷的追求,以理性的目光观察,这两篇作品其实是写了生活的误区。古今中外,在作家们的笔下,误区往往是无奈的,哀伤的,令人焦虑的,同时也是打动人心的,有的时候,这些误区还会成为一面映照心灵的镜子。
      广西女作家锦璐有一篇《美丽嘉年华》,是写下岗女工的,却并不刻意描绘艰辛的生活,而是让那艳丽的口红,迷乱了女主人公陈柳英的心性。陈柳英离异而且下岗,生活自然很艰难,生活艰难的陈柳英去做小时工。她勤快而又诚实,有自己做人的原则,所以得到了那些有钱用户的信任。也许是因为生活的贫困,这位陈柳英似乎并不知道美丽的意义。有那么一天,在一次偶然遭遇的窘迫中,她得到了好心发廊妹的“解救”,这“解救”给了她前所未有的美丽,也使她迷恋上了原本与自己无缘的口红,但她又没有多余的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学会到各商场的化妆品柜台“试用”,“那些不同颜色的口红,或粉或橙,或红或紫,都使她看上去像不同的人,镜中人千变万化,令陈柳英常常怔神,我是我吗?你是我吗?我是谁呢?……”后来那些卖口红的销售小姐都认识她了,对她的态度改变了,她便走进了各家各户女主人的卧室,“锁在心眼上隐隐的自责‘哗啦’就开了……在靠近梳妆台时,她狠狠地喘了一口气,心里却激动得想尖叫……陈柳英将它们一支支地抹在嘴唇上……陈柳英站在或者干脆就坐在这些女人们的梳妆台前享用她们的口红。”为此她丢了所有的工作,却仍然无法自拔……陈柳英是女人,陈柳英迷恋每一个女人都喜爱的口红,但是陈柳英却买不起口红,越买不起就越迷恋,这迷恋逐步逐步被夸张,发展成了一种非正常的癖好。随着夸张的推进,我们会为陈柳英的命运担心,更会为陈柳英命运伤感。锦璐写下岗女工,不仅避开了雷同,更是站在女性的立场,表达了一种深深的同情和心灵的体贴。
      小说家塑造人物,同时也需要为他的人物设计一种命运。有时候,人物的性格会决定命运。而有的时候,人物一旦被放置在命运的通道,就会身不由己,一去不能复返,人物在这样一去不能复返的命运通道中苦苦挣扎,直至把读者也引领到那个命运的现场,与那些虚拟却又真切的人物同呼气共命运。
      我们不妨读一读阎连科的《耙耧天歌》。《耙耧天歌》里有个尤四婆,尤四婆自从嫁给了尤石头,便进入了一个苦难命运的通道。尤四婆生了四个孩子,四个孩子都呆傻,“是隔代遗传哩,你们生四个孩娃四个是痴呆,生八个八个是痴呆,生一百个……”听了大夫这番话,丈夫尤石头跳河了,被未来的日子吓死了,所有的重负都压在了尤四婆身上,她要挑水做饭,要施肥除草,要播种收割,“收了这季又忙着那一季,季节像白昼黑夜般在她身后催逼着,把她的四个儍痴孩娃催催逼逼地一日一日养大了,她的头发便白了……”在苦难和艰辛之中,尤四婆没有以泪洗面,她坚强的身影像阳光一样灿烂。她不仅养大了孩娃们,而且让大妞二妞寻了婆家,大妞二妞嫁的都是有残缺的男人,为了让三妞嫁一个“全人”,她跑遍了梁上梁下一座又一座村庄,还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存粮和财物。之后,为了治疗二妞的病,她挖出了丈夫的遗骨,为了治疗其他孩子的病,她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她成功了,终于让她的几个心爱的孩娃都成为了正常的“全人”。幸好主宰命运的阎连科没有让她失败,否则,作品带给我们的哀伤将会过于深重。阎连科虚幻现实,他让那传说中的“偏方”具有了神奇的力量。事实上,真正的力量是母性的力量,阎连科把母性作用下的勇气,智慧,奉献,坚韧都推向了极致。他是用一个女人的血肉谱写耙耧山脉的天歌,那歌声高亢而又苍凉,回荡在我们的心田,久久不肯散去。
      在任何一篇作品中,小说家都拥有主宰人物命运的权力,但权力不能乱用。重要的是,小说家要善于调动读者的情绪,让他们进入叙述的现场,在哀伤中哀伤,在欢乐中欢乐,在命运中叹息命运。更重要的是真实性,真实性与逻辑性有关,所以命运的通道也应该是一条逻辑的通道。尤四婆的命运通道是苦难,尤四婆的逻辑通道是母性,两条通道并行,才为夸张创造了条件。所以,无论尤四婆的行为达到了怎样的“极致”,读者都宁愿信以为真,为那位幻境中的母亲流下热泪。
      在前面的文字中,我提到过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马嘶岭血案》也延着一条逻辑通道走向极致,那就是贪婪与仇恨。后来陈应松又刻画了一条狗,小说以狗的名字命名,叫做《太平狗》。太平狗是一条好狗,一条忠诚的狗,但是太平狗也被主宰命运的陈应松放置在苦难的通道当中,因为太平狗是狗,所以它的逻辑通道是忠诚。太平狗跟随主人程大种进城打工,在路上就遭到主人的暴打撵它回家,进城之后又被抛弃,被卖掉,历尽艰险,死里逃生,却仍然在寻找主人,“它穿过无数的街道、小巷,在一个高架桥头,它看到了来城里的第二夜与主人一起躲避寒潮的桥洞……它迎着渐渐强烈恶心的血腥味,找到了那个屠宰生灵的集贸市场,又听到了它的同类们在笼子里发出的撕咬声和在屠刀下的惨嗷声……主人你在哪里……”后来它不仅找到了主人,义无反顾地跟随着已经无法给它提供食物的主人,还舍命救主,当主人终于命丧黄泉,它又“越过了千山,涉过了万水,不停地行走,不停地寻找着那从小就熟悉的气味。它已经走掉了身上的毛,走秃了脚爪……它死了,又活了;活了,又死了……它走着,走着,已经不是一条狗,是一个行走的魂。”它终于走到了神农架大山深处,走到了它思念着的家。
      陈应松采用虚实交错的手法,构造了一片异境。他用一条狗的忠诚,反衬人类的残暴与无情,把忠诚与残暴都大胆地夸张,推向了极致,在这异境当中,一位穷苦山民心目中光彩照人的都市,被剥去华美的外衣,人性的劣质暴露无遗。异境令人触目惊心,故事让人欲哭无泪,这是一种颇有力度的批判,更是对人性良知的呼唤。
      聪明的小说家敢于颠覆寻常。

    【免责声明:本站所发表的文章,较少部分来源于各相关媒体或者网络,内容仅供参阅,与本站立场无关。如有不符合事实,或影响到您利益的文章,请及时告知,本站立即删除。谢谢监督。】
    发表评论
    * 评论内容:
    * 您的大名: * 您的email:
     
    发表评论须知:
    一、所发文章必须遵守《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
    二、严禁发布供求代理信息、公司介绍、产品信息等广告宣传信息;
    三、严禁恶意重复发帖;
    四、严禁对个人、实体、民族、国家等进行漫骂、污蔑、诽谤。
  •    
  • 资讯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