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

　　叶广芩：作家，编剧，小说《采桑子》、《梦也何曾到谢桥》，电视剧《茶馆》

　　朱苏进：作家，编剧，电影《鸦片战争》，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溜》、《三国》

　　陈 山：学者，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

　　编剧，在原著精神上延伸

　　记者：你和杨国强编剧的电视剧《茶馆》最近播出后获得了很多好评。原作者老舍先生将老北京底层平民日常生活进行了细密的编织，透过裕泰茶馆这个窗口展示了老北京社会的三教九流，世间百态，保持了他早期小说的特点。写小说与编剧本这两门“手艺”有何异同？

　　叶广芩：写小说和编剧本完全是操两种语言，但是我觉得一个好小说家必定会成为一个好编剧。老舍先生，那是一个写小说的高手，是驾驭语言能力的大师，所以后来他写的话剧《茶馆》、《龙须沟》这些剧本才那么脍炙人口，如果没有小说的根底，单纯地靠编剧是达不到这种语言上的效果的。

　　一些好的电影大多是从好小说改编过来的，比如大家都爱看的《手机》、《雍正王朝》以及颇受观众称赞的优秀电视剧《潜伏》也都是从小说改编过来的，所以才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当然，一部小说只有内涵是厚重的，情节是经得起推敲的，能够扣人心弦的，才能改编成好的影视剧。这样，从小说改编来的影视作品基本上具备了内涵、情节和语言这几方面的优势，因此就更为大家看好。

　　记者：3个小时的话剧剧本改编成39集的电视剧，其中加入了大量的故事和人物，你怎样把握改编的火候？怎样保证忠于原著？

　　叶广芩：《茶馆》原作是一个舞台的表现形式，它的语言有丰富的内涵，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驰骋的空间，比如两个逃兵娶一个媳妇儿，在话剧舞台上只是一个言辞，而电视剧就完全有能力，把两个逃兵怎么娶媳妇儿的过程演绎出来，这不是脱离开原著，而是根据原著的延伸。同样，太监娶媳妇儿，太监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的，这个《茶馆》里也没有表现出来，康顺子到了太监家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也没有表现，电视剧都可以做出这种弥补，而这种弥补又是根据原著精神的弥补。

　　很多加进去的情节，都在老舍其他作品里出现过，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写《茶馆》剧本的准备工作我用了很长的时间，首先我把《老舍全集》通读了一遍，写作起来就很顺手，结果准备时间大概是十分之八，写作起来只用了十分之二。除了老舍作品，我个人的老北京经历也可以放进来，比如松二爷和他唱旦角的儿子那种八旗子弟的生活状况，对我来说都是不陌生的。

　　记者：现在的很多影视改编为人所诟病，原因在于改编后的作品跟原作相差较大。你编《茶馆》追求怎样的效果，改编的原则是什么？

　　叶广芩：北京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我的改编要尽力呈现已经存留不多的老北京风情。我的原则是，首先要尊重老舍对老北京人的理解；第二，一定要京腔京韵，不要弄得不伦不类。我们现在的一些老北京题材电视剧，演员不会说北京话，表演也很过。《茶馆》播出后，我看了几集，觉得导演何群尊重剧作，基本上体现了老北京的韵味，火候把握得也很好，同时演员的表演也都很到位，比如张秀英演得非常好，陈宝国一向演专横跋扈的角色，这次来演一个小掌柜，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看了几集以后我悬着的心放下来了，他也可以演这种小人物。惟一让我感到不足的是情节还不够抓人，有点松。

　　优秀改编是一种创造

　　记者：你的很多作品都是从小说改编而来的，比如《康熙王朝》和前一段时间播出的《三国》，对“优秀影视作品大多源于文学”这种观点你怎么看？

　　朱苏进：你说得对，许多优秀影视作品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但并非最好的影视就一定根据最好的小说改编，因为优秀影视作品也有原创性的，中外不乏其例。一种最好也未必能转化为另一种最好。而且，最好的影视也可以根据不太好的小说改编，因为优秀改编实际上是创造。

　　任何样式的艺术，其实都有相通处。这种相通主要表现为一种诗意，一种难言的美，而这诗与美较多存在于文学中。文学特别是小说经常表现人的生存境遇(即哲思)，人的心灵状态(即情感)，还有人的独特命运(即故事性)，这就为影视改编提供相当理想的资源了。

　　但我想说，最好的小说恰恰也有抗拒改编的特性，因为它有惟一性。对它的任何改编常常意味着贬值，意味着钟情者的不满。只举一个例子，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应该是《红楼梦》，它可以被无数次改编成影视，但每次改编都是从它的丰富中取饮一瓢，而且经常是较浅的那一瓢。比如把那个难言的梦改编成宝黛爱情故事。我们捞不出水里月亮，因为它天然抗拒。

　　记者：上个世纪80年代你以军旅小说《射天狼》、《醉太平》获得文学界的认可，90年代为谢晋写成电影《鸦片战争》剧本。在这种文学与影视创作的“两栖”经历之后，你对文学、影视各自的艺术特质怎么理解？

　　朱苏进：我的理解是，文学与影视相通处很多，但造就它们的恰恰是两者的个性，恰恰是不相通处。它们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文学是一对一的，即一个人写，另一个人看。写的人是一个个体，看的是另一个个体，伴随他的只有一盏灯一杯茶一个热被窝。影视则是一个群体做，另外一个更大的群体看。文学寻求其实不是读者而是知音，但影视的商品属性则决定了支撑着它必须是票房，必须是观众(尽管其间优秀者完全可进入诗境)。顺便说一下，说影视具有商品性并不贬低它，就像说它是艺术也并不抬高它一样。

　　但我不太同意这样一句话，即：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首先，艺术的母亲是人生而不是另外一种艺术。再者，这种思维方法意味着各种艺术之间有高下美俗之分，有长幼嫡庶亲疏之别，这不公平，而且违背艺术性灵。顺着这种思维方法延伸下去，很容易得到这样感觉，即文学者比影视者更高明甚至更高尚、更有价值。我改编了你并不意味着你诞生了我，或者你就是我主子。一切美好都有本质上的亲情，爱是相通的。

　　用民族文化征服世界观众

　　记者：很多人强调文学对影视的意义，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陈山：在我看来，“文学对影视的意义”可以还原为“文化对影视的意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经过几千年的日积月累，文学中凝聚了人类文化的精华。在当下的文化语境里，强调文学的意义，其本意是呼吁为影视注入更多文化含量、更明确和更积极的价值观。

　　电影人要把观众拉到电影院里，不能靠低俗和噱头，而要用民族文化来征服我们的观众。我们连自己的观众都征服不了，怎么去征服世界观众？我国港台电影中，李小龙靠的是文化魅力，《花样年华》靠的是文化魅力，李安的《卧虎藏龙》靠的也是文化魅力。我们内地的电影没有理由缺乏文化魅力。当务之急是中国电影人要增加自己的文化修养，这样才能把握我们民族深厚的文化资源。

　　记者：近两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吁和实践“文化走出去”，但无论文学也好，电影也好，“走出去”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我们拿什么走出去，我们的文化产品要传递怎样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在中国电影面临好莱坞电影冲击的当下，你认为我们的电影应该传递哪些民族文化精髓？

　　陈山：这个问题很好，也很难，因为民族文化里好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从大的方面举几个例子：首先是道德魅力。中国人的价值跟西方人不一样，我们是以道德为基准的价值体系，西方人是以法律为基准的价值体系。我们认为道德的力量更强大，我们特别看重修身养性，强调人的良知。这在我们的文化中有非常多的例子。其次是民间文化。中国的民间文化是很有魅力的，她有一套特别的价值伦理体系，其核心是“义”，比如四海之内皆兄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士为知己者死。这激励了我们一代一代，至今还发生作用，像早年的香港片《英雄本色》，其核心理念就是中国的民间文化精神。这与中国的德治传统是相呼应的。具体到文化形式上，有大量的民俗来巩固这样一种民间文化精神。还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练书法游山水，主张天人合一，拥抱自然，是一种绿色的生活方式，这对现代社会开汽车上班、整天对着电脑、生活不出三环的“甲壳虫”式生存是一种拯救。这种生活方式的魅力应该告诉全世界。

　　其他的还有很多，比如古代艺术，《易经》以来的中国智慧，中国历史上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等等。这些例子不免挂一漏万，应该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对我们的民族文化精髓进行归纳和总结，这是我们的文化产品赢得观众和“走出去”的基础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