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有关报刊颇有生气地讨论影视文学的老问题。面对“影视剧本就是文学”与“影视剧本未必是文学”的各执一端的论争，我们当然赞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因为文坛无争鸣，思想不活跃，何来百花放？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通过对“不同”的争鸣而达到真正的“和”，反对掩盖矛盾假象的“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兼容整合，形成共识。

　　30年前，钟惦棐先生曾发表《电影文学断想》一文，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他想而断，断而想，深思熟虑，倾其“命运、年华、健康和可以用作思维的精力”，将“心之所系，气之所宗，命之所托，喜怒哀乐之所由生”全归文中，不仅精辟总结了新中国30年来电影创作和评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而且也深刻阐明了电影与文学的辩证关系，至今重读，仍启人心智。文中，钟先生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思路，就是主张从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上去探寻真理。他不在“是文学”或“非文学”上纠缠不休，而是着意于电影与文学的内在联系尤其是交融整合上做文章，辟专节提出了“电影构思”的新命题：“电影构思是电影文学本身的事情，它是只能通过文学家自己去解决的。”“如果说，在50年代之初我们要求电影文学‘电影化’是合理的，那是因为在兴山之前，我们还不曾有过电影文学。当时有不少电影剧本，是从舞台剧和小说改编的。时经30年，它就不应再是‘化’的问题，而应是巧妙的电影构思，甚至是电影意识，使电影文学更符合发展中的电影艺术的要求，而在中国的文学园地中，牢牢地独树一帜的问题了。”“因为只有当电影文学家本能地从电影的角度观察生活，按照电影的特性去进行文学构思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才是电影文学，而不是文学电影或戏剧电影。”“但是总的来说，电影构思仍是我们的电影文学所十分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我观察，当前连专门学习电影编剧的教学组织中，对此似亦不够重视。以为电影文学接近于小说？小说不发生剧场效果的问题。以为电影文学接近于戏剧？戏剧受到十分严格的舞台限制。”

　　我之所以一字不漏地恭录下上述四段关于“电影构思”新命题的论述，乃是因为，经历了30年的历史检验，这些真知灼见仍发人深思。我们对这位著名的电影美学家留下的这笔学术遗产珍视不够，愧对先辈。“电影构思”，贵在于“思”——即思维方式上要遵从电影艺术独特的审美规律。在电影究竟是文学还是非文学的辨析上，钟先生真正从哲学思维上摒弃了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的单向思维方式，而自觉代之以兼容整合、辩证和谐的思维方式，揭示出“电影构思”这一电影语言与文学语言即视听思维与阅读思维交融整合于银幕形象的新的本质特征。真是棋高一着，洞若观火。

　　哲学管总。哲学通，一通百通。在我看来，一切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都须根源于哲学层面思维方式的创新。抓住了思维方式的创新这个根本点，也就牵住了牛鼻子，相关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而言，是先有艺术而后有文学，文学乃语言之艺术。岩画印证了人类先于语言便有了原始美术这种艺术。人类自有口头语言始，才有了口头语言的艺术即口头文学；有了书面语言始，才有了书面语言的艺术即书面文学。但就当下的人类的诸般艺术包括现代化的影视艺术而言，文学又是其基础。缺失了坚实的文学基础，诸般艺术都难以健康、持续地繁荣发展。

　　文学与影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都需要讲述故事、塑造人物，尊重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不同的是，文学思维以语言为载体，它通常采用假定的空间，靠错综的时间顺序来形成叙述，塑造形象，并激发读者产生对应的空间联想，完成鉴赏；而影视思维是以银屏光影为载体，它通常采用假定的时间，靠多变的空间调度来形成叙述，并造成观众产生对应的时间幻觉。前者要求读者在阅读没有具象的文学作品时产生对应的空间联想是对想象力、创造力和思维能力的一种培养；而后者只需要观众在荧屏具象前产生对应的相对容易得多的时间幻觉即可。举例来说，读曹雪芹的《红楼梦》，那大观园是靠语言描绘的，空间具象全凭读者产生的想象力而定，一百个想象力不同的读者会产生一百个不同的大观园具象；看王扶林导演的电视剧《红楼梦》却不一样了，那大观园在荧屏上是具象的，美工师搭景搭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一百个观众面对的都是一样的大观园。当然，要真正读懂看懂《红楼梦》，绝非易事，都需要健全的思维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思维是基础、是前提。很难想象，一个缺失文学思维能力的观众，能真正领悟影视作品的《红楼梦》的真谛。可以这样说，无论于创作还是于鉴赏，具有较强文学思维能力者，其影视思维能力也相应有了坚实基础；而文学思维能力较差者，则相反。惟其如此，我们呼吁重视和加强影视文学的基础建设，提倡文学思维与视听思维、书籍文化与影视文化结缘互补、和谐共进。这不仅对于培养造就熟谙“电影构思”规律的善于将有思想的艺术与有艺术的思想和谐统一起来的影视文学家、评论家，而且对于培养造就千万初懂文学语言和视听语言语法规则的真正会欣赏影视艺术的观众群体，都至关重要。时下呼吁强调影视文学或曰“影视构思”的重要性，当然不仅只是哲学思维层面的理论课题，更是一个相当严峻亟待解决的实践课题。

　　重视影视文学，是调控业已失衡的影视创作与鉴赏生态环境的一项明智举措。一方面，如今的电影故事片年产量已逾500部，而电视剧的年产量更是过万集。数量之大与质量之不如人意、尤其是精品力作之匮乏，形成了强烈反差，令人忧虑。究其缘由，之一便是文学基础薄弱。上世纪80年代，全国16家电影故事片厂，都设有人才济济的“文学部”，专门组织电影文学剧本。而不少厂家还创办了蜚声文坛的专门刊登优秀电影剧本和评论的刊物，如北京电影厂的《电影创作》、上海电影厂的《电影新作》、长春电影厂的《电影文学》、西安电影厂的《西部电影》、峨眉电影厂的《电影作品》等等。全国的一些省(市)级电视台，也纷纷为电视剧创作和鉴赏创办过刊物。遗憾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市场经济，不要说这些影视文学刊物已相继销声匿迹，就连电影厂的文学部、电视台的电视剧部，不少也都改弦易辙了。影视艺术文学基础严重削弱，造成了影视艺术创作和鉴赏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衡。有鉴于此，《中国作家》新近创办了每月一期的“影视文学专刊”，以搭建新的平台调控这种失衡，令人欣喜。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影视艺术这种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的当代文化，是流淌在民族肌体里的一种软实力。它要靠天长日久、日积月累、水到渠成来精心营造。书籍文化中的影视文学一册在手，读者可以反复阅读、细心品味；而荧屏上的影视艺术稍纵即逝、逝不再来。两者互补生辉，大有益焉。看看荧屏上的《三国》，再读读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和陈寿的《三国志》，文学思维与视听思维携手共进，既养眼更养心，有利于提升人的智商和情商，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何乐而不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