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学理论研究的新问题不断涌现，其中的不少问题，如图像消费、读图时代、时尚设计、奇观电影、身体美学等，都与图像以及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文学遭遇图像”是当前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视觉文化的“读图时代”语境中，此问题更是成为学术热点之一，当今视觉文化所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我以为，要说明文学与图像的学理关联，必须舍弃现象描述与价值表态的研究模式，将文学与图像的关系考察放到更为宽广的文学理论的历史语境中。

　　“图像学”一词最早源于16世纪切萨雷·里帕在1593年所写的附有插图，论及文艺复兴的《图像学》一书，而图像研究则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最初在艺术学领域出现，用来对流行的绘画结构与色彩进行分析，到20世纪后期，随着“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这个术语开始慢慢进入文学、哲学、文化等领域，成为一个跨学科的范畴。在国外学界，有不少学者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分析和研究，如著名的图像学专家潘诺夫斯基在Studies in Iconology(《图像研究》)中把图像解释分为三个层次，分别对应于艺术作品的三层意义。米切尔在Picture Theory(《图像理论》)提出了“图像学转向”命题，并对形象与词语的关系、图像与文本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国内学界，文化研究较早、较集中地对此问题进行了关注，但纵观当前文化研究对此问题的关注，多半停留于描述与归纳的层面，而鲜有学理层面的深入分析。基于此，如何使文学与图像的关系考察脱离文化研究的“宏大理论”，而落实到具体的文学理论语境中，就成为我们对这一问题展开学理思考的关键。

　　其实，若我们对文学理论史稍加关注，我们便会发现，文论史上关于文学与图像关联的命题比比皆是，远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曾经提出“文学非常像绘画”的命题，而莱辛在《拉奥孔》中关于“诗与画”区分也是涉及文学与图像二者复杂关系的典型命题，此外，中西方艺术史上还有诸如“绘画非常像一种象形文字”、“诗画一论”的命题，等等。这些命题一方面涉及到文学与图像关系史的现象描述，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文学与图像的复杂关系，如图文互涉现象、图文互仿现象、图文异仿现象，等等。

　　通过文论史的梳理，我们也许不难找出文学与图像比较的可能性。从文学与图像的表征功能来看，文学作为“可说”形象，而图像作为“可视”形象，二者的功能都是再现，因此，再现是文学与图像表现世界和揭示真理的媒介共通点。基于此，文学与图像当作再现实践的异质领域，将建构文学文本与视象文本的关联可能性。此外，图像与文学也绝非简单意义上的自我指涉体，在某种意义上，形象和文本、图像和语言可以相互表达和相互言说：图像具有文学功能，而文学具有图像功能。文学与图像的相互言说建构了二者互文表达的共同情境，也由此形成了文学与图像的可比性。基于文学与图像的互文表达，我们进而可以探讨文学与图像的具体比较，如文学形象与图像形象的比较、图像再现与文学再现的比较、“图解式文本”或“符号文本”与文学文本的比较、“形象-文本”与“形象文本”(前者指图像与语言的关系，后者指图像文本与文学文本混合生成的合成文本)的比较，等等。

　　然而，在对文学的具体考察中，我们不能脱离“文学是语言艺术”的传统命题，基于此，“文学遭遇图像”这一命题就绝非我们当下所流行的读图时代的文学与图像的简单比较，而必须通过对“语言-图像”关系的历史进行深入的分析。赵宪章在《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将“语-图”关系概括为三种关系：语图一体、语图分体和语图合体三种关系，其对应的特点是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赵宪章的观点很具启发性，在对语言与图像关系的考察中，我们应当跳出特定的时空限制，而应当将语图关系置于文学史、艺术史和文论史的历史长河中。

　　此外，在讨论语图关系时，我们也不能忽略语言与图像在再现层面的张力。这种张力，在我看来，可以从“言说的自我”与“被看的他者”之间的差异、讲述与展示之间的差异、“道听途说”式的文学与“亲眼目睹”式的图像之间的差异等方面具体展开。此外，这种张力也与特定的政治、文化领域内的斗争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如语言与图像之间的权力斗争。在这个意义上，“文学遭遇图像”也可以视为话语与图像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表征。在西方思想史上，以逻各斯为表征的语音中心主义以及理性主义文化一直占据霸权地位，而视觉图像在传统文化中一直处于弱性地位。而当下“视觉文化的兴起”以及“读图时代的到来”则使得图像文化一下子跃居强势地位，并对传统的话语中心主义提出了巨大挑战。在这场冲突中，图像对理性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感性与理性的冲突也就成为图像与文学的冲突在哲学话语层面上反映。

　　因此，对于文学与图像关系的考察，我们不能停留于某种现象式的归纳描述和情绪式的价值批判，而应当对此问题的理论渊源展开学理思考。我们应当通过对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史进行梳理，明确文学与图像比较研究的可能性，进而在学理层面对文学与图像的复杂关系展开具体和深入研究。我以为，这种学理层面的深刻反思将有助于我们在当下“读图时代”的语境中明确文学与图像研究的言说立场与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