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当第3号台风“灿都”在南海形成之时，为期一周的第21届香港书展在维多利亚港湾的香港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即将到来的台风，没有阻止香港人磅礴的参与热情，在中环广场通往会展中心的过街天桥上，拉着推车和行李箱前来买书的香港市民摩肩接踵，保安需要采取限制放行措施，以随时控制人流维持次序。

　　从1990年第一届书展20万人次的入场数，到今年92万人次的入场数，香港书展每年的入场人数不断创下新高——如今，几乎是每7个香港人就有一个前往书展——虽然这让香港书展因此扣上了图书“集市”的帽子。香港贸易发展局已把这场图书生意做得益发壮大，这等热闹景象，北京、上海和成都书展都是无法比拟的。

　　逛书展，一年买一次书

　　从湾仔地铁站开始到会展中心，一路都是各式各样的出版社广告、书展海报和小旗子。通往会场的入口处，不时要等候前面人流完全进入展会才开始放行下一批参观的人流，据说曾经最长的一次，队伍排了一公里，市民必须等候四十多分钟才能进入会场。

　　“真不知香港人参观书展的热情是靠什么支撑的”，一位第一次参加香港书展的北京记者表示，看到如此的场面让人眼晕，而且如果买书的目标不明确，要在书展里找一本书，就如大海捞针，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

　　包括两岸三地的中英文书商(书店)，还有多个国家的外文书籍，各出版社、书店直接进场设展台卖书，如同北京的庙会，场内吆喝叫卖声不断，更有展台打出“1本8折，6本7折，10本6.5折”的条幅销售图书。

　　22日，书展第二天，狂风暴雨，伴着雷电，却没有阻挡香港人前往书展的购书热情。不时看到拉着行李箱的购书者，而里面大都是主流的畅销书，青少年青睐的是“轻小说”，年长者则偏爱养生书。所谓“轻小说”，指的是小说和漫画的结合，它是一种偏娱乐性的文学书籍，以漫画讲故事，注重画面，有分镜头，大多从日本引进。

　　正值暑假期间，白天的主力军是中学生，有的“轻小说”甚至论捆卖。晚上，购书人群的年龄往上走，到了周五晚饭后，上班族成了书展的主力，而周末，拖家带口的亲子团出现在书展，香港人如同过节一样，享受着7天的图书嘉年华。

　　香港书展21载，这7天内逛书展已经成了香港人每年的一个习惯动作，许多年轻人平时并不会逛书店买书，他们会留着一笔钱来一年一度的书展购书，甚至朋友之间还有比较。

　　对于这种现象，香港文化人马家辉的解释是：“这是香港的一个悲剧，在香港，连一个像样的书店都没有，平时的生活节奏又很紧，一般老百姓看书买书不是那么频密。”

　　香港市民崇尚快餐文化，报刊是市民的主要阅读内容。香港年轻人平时不爱看书，也不被鼓励看书，他们不懂得去哪家书店买书，所以，正如马家辉所说，如果没有书展，香港年轻人可能一年365天都不会买书。

　　香港商务印书馆是拥有香港最大的零售书店的出版社，其在港澳地区有21家书店，还拥有一家专业的英文法律书店。整个书店年营业额为6亿港币。但执掌这样一个香港图书业的领军企业，董事总经理陆国 也感叹图书市场难做。尽管香港商务印书馆在尖沙咀的旗舰店，是内地学者访港爱逛的书店之一，但因为房租贵，业主不续约等原因，在5年之内，书店遭遇了三次搬家的命运。

　　马家辉说，香港书店都被地产商杀死了。　　

       书展内外的读者

　　1923年2月，孙中山到香港大学发表演讲，表示他的思想发源地是香港。但四年之后鲁迅赴港演讲，一群文学青年向鲁迅抱怨，称香港在思想上是“沙漠之区”，香港“文化沙漠”的说法由此广泛传播。

　　一直以来，香港贸易发展局是以商业经营的思路和理念主办书展的。从请明星带头看书写书为营销手段，到含有色情、暴力内容的“第二类书刊”成为书展焦点，再到嫩模写真集入侵书展，这也使得媒体每年关于书展的负面新闻不断，书展也因此每年展厅不断扩张，展台不断增加，图书的销售数字不断扩大。

　　2005年，香港贸发局新任总裁林天福提出，香港书展要文化商业并重。林天福建议，贸发局是一个商业机构不是文化机构，做文化的事情不在行，“应该找香港优秀的文化机构和团体来做这件事”。随后他们找来香港艺术发展局、《明报》集团、《亚洲周刊》等文化团体做参谋，并最终决定与《亚洲周刊》合作，邀请两岸三地的作家和文化名人到书展讲座。

　　今年书展还首次开辟“香港作家巡礼2010”展区，推介香港优秀的本土作家，并仿照法兰克福书展，加入作品朗诵会。

　　本届书展共邀请90多位作家参与超过270项文化及外展活动。其中，来自内地的受邀讲座名家包括冯骥才、贺卫方、潘石屹、章诒和、韩寒。此外“名家讲座”的主讲人还包括香港的周光蓁、葛亮和林沛理，台湾的陈文茜、刘克襄、蓝博洲和唐诺，旅居德国的陈玉慧以及美国的杜维明等。

　　在一个不到两百人的演讲厅里，香港作家梁文道正在与读者分享他的创作经历。听众有白发老人，也有梁文道的同龄人，更多的则是年轻人，其中有许多是专程从广东参加香港书展的。

　　一位戴眼镜、穿着T恤短裤、脚上拖着一双草编人字拖的香港当地青年人，认真地听着，并在单行纸上作着笔记。看得出来，年轻人很喜欢梁文道，听讲座记录得十分认真。

　　梁文道说香港作家的特点是默默地做自己的事，写自己的书，看来香港的读者也一样。

　　但更多的读书人，其实在书展之外。“我已经好久没去书展了，我的写作不需要与现代人打交道，而是与死去的人有关联。”电话那头，香港诗人、翻译家黄灿然如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每天下午五点上班，凌晨写作，对于他，在这个热闹的上午，一天刚刚结束。

　　在香港，还隐藏着一群阅读英文的人群，没有人统计过这个人群有多大，但马家辉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他约了篇书评，介绍中文版的萨义德关于音乐的书籍。后来，他在香港商务印书馆的朋友告诉他，书店摆放了一年的该书英文原版，几乎没卖出几本，可是书评之后，英文版原著在一周之内卖掉了20本，而中文翻译版本只多卖了几本。

　　香港书籍出口转内销

　　从2003年内地开通了游客访港自由行之后，香港书展开始迎来内地的读者。随后，香港书展又设立了“访港通道”，通过“访港通道”进入书展可以获得购票优惠，主办方通过这些措施，吸引内地读者前往香港购书。据香港贸发局的统计数字，去年第20届香港书展通过“访港通道”进入书展的人数达到一万人次，而主办者认为应该有相当数量的内地游客是跟随香港朋友或者自己排队入场的，实际内地前往香港书展的人数远不止这么多。

　　香港图书“出口转内销”已是其中一个特色。香港的中文著作尤其是学术著作的作者，大多来自于内地学者，而除了面向本港和海外研究机构外，这些学术著作回流内地，已形成一个大的市场。学者“出口”，著作“内销”是香港图书市场一个耐人寻味的结构。

　　出版了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和《炎黄春秋》副总编辑徐庆全的《革命吞噬它的儿女：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纪实》等内地学者著作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内地学者资源。这个以“弘扬中西文化，传播古今知识”为宗旨的大学出版社是一个非牟利学术出版机构，在三十余年的历史中出版了大量中、英文学术著作，作者群从钱穆、徐中约，到狄百瑞、李约瑟，选题跨度从传统中国文化到当代中国研究，并建有稳定的全球销售渠道。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出版社沿用了西方大学出版社的匿名评审制度，世界各地的学者所提供的学术著作文稿，必须经过至少两名行内专家的匿名评审，并提交学术书籍编辑委员会最终审定，方可接受出版或经作者修改后出版。编辑部、评审者和学术委员会三力合一，以确保文稿或有新的见解，或占有新的资料，总之在同领域研究基础上有推进和贡献。正是在这种制度的保证下，该社出版物得以长期保持内容品质和多元立场，对内地学术思想有所激发。

　　本次香港书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三联书店的摊位，依然是内地读者最爱光顾的书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