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诗人写作时，他表现出一种将思想问题转化为语言问题的天赋，不是消解，更不是有意隐藏，而是以此达到思想的目的，正如阿多诺所说，“哲学就是还原我们在动物眼里看到的东西。”但是人们常常忘了在诗人这样做时，他同时又是别具眼光的，他不仅是在训练“看”，还在对这种“看”做一种提升，这又让哲学显得只是诗歌的准备。他必须想象出看的姿态，他如何“看”自己的“看”？这甚至让他比那喀索斯多了一份自觉，多了一份对看的姿态的敏感和热爱，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认为他减弱了思想问题的原因。诗人和思想者，对存在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但毫无疑问，不管诗人如何在语言中思想，他都会将自己的气质表露无遗。

　　气质的显露会让他从思想者迅速变为诗人。尤其，当他经历了岁月的磨洗，不同时代的气息会叠加在他身上，我们知道，这也是一个人的“光晕”的主要来源。我们也许有意低估了思想的力量，这是由于，我们社会通行的思想经常遭到“逆转”一般的反应，这是我们思想的可怕的命运。与此相应的是，如果一个诗人——这里是王家新——能够保持一种长久不变的精神气质和思想穿透力，在我们多变的时代里简直就是一种奇迹。

　　他是一个气质凸显的人，即使在诗人中也是如此，是一个诗人气质异常强盛的诗人，而在我们的时代，大部分诗人几乎是没有诗人气质的，气质几乎成了一个贬义词，但他重新赋予了这个词以尊严和生命。他自然流露的气质很能感染周围的人，以至于对方如果不能成为他的朋友也不会成为他的敌人，并非他是一个缺少原则的人，而是他的气质完全表露了他的内心：无视写作上的敌人。这就是王家新。他以气质胜人。这和地位，和名声无关。因为，很难想象有一种从来不会受挫的气质；气质正是在和外部的搏斗中深化的，气质会以搏斗为食，并且成长为一个人身上的野兽、天使和魔鬼，附着在他身上，形成一种被精确地报复过的、有意颠倒了的王子——像帕斯捷尔纳克——和山林强盗——像曼德尔斯塔姆的、犹如神经官能症的、偏执的、一往无前的才智，一种被激情灼烧过、但终于回归大理石理性庄严的、即使温柔也伴随着深渊般疼痛的面孔，一种超越尘世的天堂般的存在，但也许，还有来自历史本身的诡异莫测的气氛；因为人，很难超越时间，而气质，却可以留下来，是一个人死后的呼吸，和存在。以至于他看起来不仅仅是一个人，而这个人的本来要求却是，只愿意成为一个人；而先不要问他是哪个地方的人，生活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时代。一个人，这是最低的要求，但又是最高的。歌德就很满足于拿破仑对他的恭维：“您，是一个人。”而关于名声，我认同一句话：“名声来源于信息的不对称。”

　　但气质，绝不是赘余的负担。这不仅仅是常理：只有这样的气质，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其实，拥有这种气质的人绝非王家新一人，但只有当王家新发明了自己时，他才能够说发现了他们。他们：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布罗茨基，德国诗人，尤其是保罗·策兰，以及王家新在不同年份称赞过的中国诗人，多多，海子，张曙光、张枣，蓝蓝，池凌云，等等，一种气质，让他们显得更像是一个精神家族。诗人是一种超越了种族现象的群体。他们深入了种族文化的野蛮，并从中创造出蕴含着生机的反思性原则。诗人着眼于一种文化的生机，但并非看不到这种文化的罪与罚。诗人应该是少数派。他最大程度地意识到文化与权力的合谋，因而不得不成为一个背离者，诗人的痛苦对于一个种族的神经是一个有益的折磨。只有经过类似于“原子偏折”这样的内心苦难，他才有资格对回归感兴趣，虽说，不少回归的历程都令人怀疑。诗人的气质具有传染性，这一点和疟疾相似，只不过疟疾已经消失。这样，气质就不仅仅是个人的风格标志，还是个人风格与时代精神搏斗之后的剩余物。它给文学的面具理论提供了建设与毁坏的可能，虽然戴上语言的面具总是能够令人愉悦的。面具是孩子的游戏，而气质则是成年人的产物。在风格瘫痪之处仍有气质。我们将要证明，气质不仅仅是表现、表象和表征，还是实质。

　　我已经说过，王家新以气质取胜。现在需要为他画一张像。气质产生于阴影，在光影变幻下，一个人，和一个观者，如果不是产生被催化的平静的幸福，就会留下对残酷搏杀的清醒的印象。王家新就是正好走出一扇历史的门，而对光影变化特别敏感的人，他的独特气质得到完满呈现，同时也是一种匮乏的呈现，而定格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正如他在诗中写到的：
　　 
　　　　能按照一个人的内心写作了，
　　　　却不能按照一个人的内心生活。
　　
             ——《帕斯捷尔纳克》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人”仍然不是在强调个体性和个人写作，而是在强调“人”。人，永远抽象的、不被束缚的人，不断被填满、抽空也因而被释放的人。而“按照内心写作”和“按照内心生活”的区别，足可以开启对词语的唯心构造与唯物实证的社会纲领的无休止辩证的热情，总可以从这点不断出发。在这方面，诗人这个“口头上的物质主义者”（瓦雷里语）也永远不会轻信词语，而只把它看作光影变化的值，一种刻度的存在。诗人就像水里的鱼一样着迷于水面上的光亮。这种一种被牢牢牵制着的执著目光，我有时怀疑是对类似摩尼教的神秘政治哲学的变体，但那却支撑了我们很多年。这形成了我们悖反的态度，一方面是对终极之思的不能释怀，另一方面却是懈怠，公开奉劝人们不要追求终极，认为那种年轻人的态度太危险，海子就是一个自我毁灭的例子，等等。

　　但是，不应该绝望。虽然，人们对自我的历史发现，总是可以找到那个时代的哲学的说明，在那种哲学里已然包含了主体的全部历史，从柏拉图的洞穴哲学到海德格尔对澄明的论述，一种执著于光亮的黑暗诗学，一种不倦的言说，一种人之语，都是在抗拒绝望。与遗忘相对，这是一种忠诚于记忆，忠诚于光影和昼夜变化的阴郁的道德感，它从美学中而来，改变了美学的浪漫性质。王家新推重的哲学作品并不令我吃惊。真正令人惊奇的是，他在发现“精神”的同时（对于中国人来讲，甚至精神行动比政治行动更为值得期待），还得到了“世俗的启示”，对光影的感知也是对历史的感知，就仿佛他等待的光亮终于到来了，他甚至这样写吃桔子：“他有的是时间，/仿佛，他在吞食着黑暗；/他就这样吃着、剥着桔子，抬起头来，/窗口闪耀雪的光芒。”（《桔子》）。正如他这本诗歌随笔集的名字《雪的款待》，是在向他所翻译和对话的策兰致敬：
　　
　　　　你可以满怀信心地
　　　　以雪来款待我：
　　　　每当我与桑树并肩
　　　　缓缓穿过夏季，
　　　　它最嫩的叶片
　　　　尖叫。
　　
　　　　　　——保罗·策兰《你可以》，王家新译
　　
　　“你可以满怀信心地/以雪来款待我”，这两句诗印在这本书的封底。事关精神与存在，死生亦大矣，每一种关怀都是双重的。他表现出一种时间深处的气质，而这种气质的聚散就是人，不要忘了他说过的一句话“早年的寒冷仍在我的体内久久燃烧”。他的诗歌在暗示之余，还不时显示出直接道出的力量，正如埃里蒂斯的诗所言：“无论我旅行到那里，希腊都使我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