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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唐山大地震》所想到的
    • 作者:饶曙光 更新时间:2010-08-01 05:35:42 来源:东方文学网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2463
    [导读]国际化、本土化与主流电影发展

     

    伦理片元素是影片的灵魂

      《唐山大地震》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灾难片(如果影片真的要把灾难片进行到底的话,或许就应该保留原小说养父对方登有性骚扰和暧昧关系的情节,如此,可以把方登的人生灾难放大到极致)。仔细解读和分析影片《唐山大地震》,除了影片开场10分钟的惊心动魄和结尾10分钟的感天动地外,电影的主要叙事段落不是地震本身而是所谓的“余震”。影片最打动冯小刚、同时也是最打动观众的地方是:地震只发生了23秒,余震却持续了32年。从严格的类型意义而言,整个影片只有20%至30%左右的灾难片元素。当然,对于以灾难片为标榜的《唐山大地震》而言,能否逼真地再现灾难性的视听场面和段落,对于《唐山大地震》能否成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了打造出灾难片必须有的视听场面和段落,冯小刚及其创作团队可以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请了很多外援一起完成了山崩地裂的地震场面及其氛围的拍摄和营造,达到了当下华语电影新的水平。正因如此,《唐山大地震》可以自称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制作的灾难片”,并在营销宣传中主打“灾难片”。有趣的是,笔者也发现,《唐山大地震》在营销宣传中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就是悄悄地从主打“灾难片”转向了“伦理片”。诸如影片的“核心还是情感的力量、家庭的力量、人性的力量”和“令人温暖的电影”的说法开始广泛出现在媒体上。最终,制片方和冯小刚都表示,虽然《唐山大地震》看上去像是一部灾难片,实际上却是讲述了一个亲情和震后幸存者治愈心灵创伤的故事,是一部描写中国人亲情和家庭观念的情感史诗。可以说,灾难片元素是《唐山大地震》的基础,而伦理片元素则是影片的灵魂。如果不能在银幕上逼真地呈现灾难性场面、不能有效营造灾难性氛围,那么影片的伦理片元素就“无枝可依”;反过来,如果没有伦理片元素作为影片的灵魂和情感支撑,那么影片也就不可能产生直逼人心深处的情感力量。冯小刚希望影片《唐山大地震》能够把观众带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认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影片就成功了。最终,冯小刚的影片《唐山大地震》确实把观众带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产生了直逼人心深处的情感力量,但主要依靠的不是灾难片的元素而是伦理片的元素。

      除了冯小刚的《非诚勿扰》《唐山大地震》,近几年票房上获得成功的影片如《画皮》《叶问》《锦衣卫》等,其秘诀也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融进了伦理片元素。如果以纯粹武打片的核心类型元素而言,《苏乞儿》的武打及其动作场面的精彩程度都超过《锦衣卫》《叶问》,但最终《苏乞儿》的票房收入却不如《锦衣卫》《叶问》,其原因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研究。我个人认为,恐怕还是在于《苏乞儿》是一部比较传统意义上的优质武打片,而《锦衣卫》《叶问》在保持传统武打片优质元素和特质的基础上,融入了一些伦理元素,从而在更大层面上实现了与现代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情感、愿望、伦理诉求的对接。

                                                                                      现实主义与类型化的成功融合

      影片《唐山大地震》之所以能把观众带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产生直逼人心深处的情感力量,现实主义及其现代化表达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尽管《唐山大地震》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完整形态上的现实主义电影,但是,现实生活、现实人生的丰富性、复杂性乃至矛盾性在影片中得到了一种有效的表达。影片几个人物、尤其是主人公所面临的人生困境、情感困境不仅构成了影片的叙事动力和张力,而且直接形成了现实主义电影的生活质感和情感冲击力。可贵的是,影片没有陷入“苦难叙事”的窠臼,而是让人感到了一种亲情最终可以超越怨恨、化解怨恨的力量。

      过去我们在理论上一直认为,现实主义电影创作与类型化叙事、类型电影是截然对立、水火不相容的。这绝对是我们在理论上的盲区和误区。其实,现实主义电影创作与类型化叙事、类型电影(类型经验)是可以相互渗透乃至融会贯通的。我们不能机械地、狭隘地理解、规定、固化现实主义电影及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现实主义电影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而且也是一种态度、一种气质、一种精神。事实上,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专业化的大背景下,“原生态”意义上的、百分之百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电影及现实主义电影创作必然要发生一些变化。如果我们以一种开放的现代的态度去理解和定义现实主义电影创作,那么就应该承认,现实主义电影及现实主义电影创作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专业化的大背景下,应该、而且可以有多种实现途径、多种实现方式。现实主义电影要想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专业化的大背景下得到发展,必须找到适合于自身的表现形态、表现方式乃至构成要素,必须实现其自身的现代化转化。

      也就是说,现实主义电影及现实主义电影创作必须通过“宽容”而对自身实现有效的“扩容”。也只有这样,现实主义电影及现实主义电影创作才能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进一步说,现实主义电影及现实主义电影创作完全可以借鉴类型化叙事、类型电影(类型经验)。反过来,类型化叙事、类型电影(类型经验)也可以糅进现实主义的元素并且借助于现实主义元素产生更大的感染力和冲击力。众所周知,类型电影“是以讲述精彩故事作为自己的目标”。不管是精彩故事本身,还是如何讲述精彩故事,对于电影创作来说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因为电影观众对于故事的渴望和迷恋是无止境的。正如美国南加州传媒学院的乔纳森·塔普林教授所说,“能够真正感动人的故事才是吸引观众的所在”。对于《唐山大地震》而言,原小说的“戏核”以及剧本提供的故事不仅好看,而且蕴含了人物的性格、命运和经历,是影片成功的基础。对于现代电影观众来说,视听元素和视听指标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但是,如果仅仅只有用高科技手段打造出来的各种视听元素,哪怕这种视听元素具有强烈的视听震撼力和冲击力,都不是对观众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对于现代电影而言,最重要的依然不是用高科技手段打造出来的各种视听元素,而是故事,好的故事、独特的故事,包含着人物性格、命运和经历的故事。关键在于,好的故事、独特的故事,包含着人物性格、命运和经历的故事,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与现实生活、现实人生绝缘的,而恰恰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现实人生。即使是魔幻电影、科幻电影,尽管在其外在形态上是“天马行空”,但其在内在精神气质上必须要与观众的生活体验和想象发生联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类型电影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与现实生活绝缘的。真实的、富有穿透力的现实生活场景和细节不仅不会影响类型电影讲述精彩故事的目标,反而有助于类型电影讲述精彩故事的目标,并有效实现与最大场面观众群体的日常生活情感和体验的对接,在吸引观众的同时打动观众。也就是说,类型电影并不完全排斥现实主义的元素。相反,现实主义的元素会增加类型电影的感染力和戏剧张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否用现代化的现实主义态度去处理现实生活场景和细节决定一切。影片《唐山大地震》把唐山和汶川地震两大灾难嫁接在一起,就体现了一种现实主义态度和精神。方登、方达两姐弟作为志愿者在汶川相遇,她听到了弟弟无意间的陈述,并现场见证了一个母亲对女儿的救援,雨中声嘶力竭几近崩溃的母亲,彻底解开了方登的心结,让她对生命、对亲情、对地震都有了重新认识。汶川地震在《唐山大地震》中并非仅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符号勉强出现,而是方登改变想法最终返回唐山认回生母的合理契机,推动了影片的情节发展,有效完成和实现了影片“讲述精彩故事作为目标”。同样,《人在冏途》《80后》等影片之所以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同并在电影市场上获得成功,也在于在其类型化的叙事中融入了更多的现实生活、现实人生的元素。

      最重要的是,中国电影人应当努力探索现实主义电影及其现实主义电影创作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专业化大背景下的多种实现途径、多种实现方式,找到适合于自身的表现形态、表现方式乃至构成要素,最终实现其自身的现代化转化。

                                                                               本土化是中国主流电影的出发点和目的地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当下电影市场并非尽如人意,并非如我们所构想的那样,而是很残酷的。某些理论家们倡导的“全娱乐电影”如《月光宝盒》获得的票房收入远远超出了很多专业人士的预料,《嘻游记》上映后也获得了“90后”观众的热烈追捧。可以说,在当下电影市场体系不够完善、电影消费带有强烈非理性色彩的现状下,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但正常并不意味着正确,更不意味着就是方向。夸张一点说,中国电影如果沿着这个创作路线的方向走下去的话,绝对是死路一条。事实上,《月光宝盒》《嘻游记》这样的“全娱乐电影”受到一部分年轻观众的追捧,是某种失衡状态下非理性消费的极端表现,凸显出了电影产业化初级阶段的结构性矛盾。在电影市场、电影消费乃至电影产业发展问题上,我们依然要有群众观点,要走群众路线。就是说,我们要相信本土观众,包括年轻观众。他们在经历了一段时间对美国类型电影、超级大片、“全娱乐电影”的追捧和非理性消费之后,或许会回归理性,会呼唤和渴望具有现实主义品格、精神、气质的电影,具有中国气派的电影。

      中国主流电影的艺术感染力、文化传播力乃至核心竞争力,都依赖于中国电影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及其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感情,深深植根于中国电影的文化传统和现实主义传统,深深植根于当下本土观众的观影需求和审美趣味。本土观众的观影需求和审美趣味,本土产业化发展的实践及其需要,永远是中国主流电影创作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在全球化背景下,电影的文化价值、电影的产业价值,最终都体现在与本土观众及其本土观众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上,体现在与民族文化传统、优秀电影传统的血肉联系上。如果盲目地追求国际化口味,盲目地追求“国际接轨”,其结果必然是扬“短”避“长”,最终使自己陷入“东施效颦”的尴尬境地,不仅不能让国内观众接受,也无法让国外观众认同。正如梅特·希约特指出:“只有当我们以自己的特色展现自己时,我们才可望得到别人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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