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导读]“两岸四地第三届当代诗学论坛”研讨会述要
新世纪以来，中国新诗的创作、理论批评与学术研究都取得不小进展，涌现了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在新世纪即将走过十年历程时，回顾与反思十年新诗发展态势及存在的问题便被提上议事日程。经过长达数月的筹措，由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协办的“中国新诗：新世纪十年的回顾与反思——两岸四地第三届当代诗学论坛”于2010年6月26—27日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当代诗学论坛”机制下继2007年珠海、2008年澳门举行的两届当代诗学论坛以来的又一次学术盛会。“当代诗学论坛”这一学术机制是2007年3月两岸四地的部分诗人与评论家在珠海参加“两岸中生代诗学高层论坛暨简政珍作品研讨会”期间，由与会专家发起并由谢冕、屠岸作为召集人正式设立，引起两岸四地诗歌界的高度关注，2008年5月在澳门举办了第二届当代诗学论坛，此次在京举行的是第三届，汇聚了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美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新诗研究领域7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和诗人，提交论文50余篇，无论就代表人数和论文的篇数，均比前两届当代诗学论坛有所增加，是一次经过精心筹备、高规格、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会议。
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新世纪十年中国新诗的回顾与反思”，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和诗人们采用发言人主讲、评议人点评、听众提问的国际研讨方式，回顾新世纪十年两岸四地中国新诗创作与理论的现状，总结经验，探讨新诗的本体特征与建构策略，围绕“两岸四地新世纪十年诗歌创作态势剖析、两岸四地新世纪十年诗歌理论批评研究、两岸四地新世纪十年重要诗人研究、两岸四地中生代诗人比较研究、两岸四地新诗史写作比较研究”等议题展开了深入、广泛的讨论与争鸣。现将研讨会上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议题综述如下：
等待奇迹：为新世纪诗歌把脉
论坛开幕式致辞中，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在题为《奇迹没有发生》的开幕词中回顾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诗歌发展态势：“在中国，诗歌如同往常那样，许多人在写，写的很多，但是很少有让人感动的、而且广为传诵的诗”，归结出“奇迹没有发生”的结论，但他并不失望，认为“诗歌是做梦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是做梦”，表示要心怀梦想，依然等待诗歌奇迹的出现，谢冕的这种诗歌姿态连同其满怀激情的发言感染了所有与会者。
研讨会上，许多学者纷纷为新世纪诗歌把脉，在对新世纪十年诗歌创作态势的整体回顾与反思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发展建议，试图为未来诗歌的发展寻找药方。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在论文《仰望天空与俯视大地——新世纪十年中国新诗的一个侧面》中指出“多元共生，众声喧哗”、“不温不火”是新世纪十年中国新诗的基本态势，他欣慰地发觉新世纪以来“在寂寞中坚守的诗人在本真的、自然的、个性化声音中展现新的姿态”，这种姿态从向上的仰望天空与向下的俯视大地两个方向展开，前者强调对现实的超越，强调在更深广、更终极意义上对生活的认识，后者强调对现实的关怀，对世俗人生的贴近，他认为二者的指向虽有不同，但都基于深刻的人性关怀，此正为新世纪诗歌的优秀品质。杨匡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发言中指出新世纪十年来大陆新诗始终是在辱骂中成长起来的，主要症状有“四化”（商业化、时尚化、庸俗化、粗鄙化）和“四不”（不明不白，不三不四，不痛不痒、不伦不类），他建议从四个维度去建设新诗，即历史文化维度、生命体验维度、特立独行维度、艺术探索探求的维度，要杜绝老太太式、小女人式的絮絮叨叨拉拉扯扯写作。罗振亚（南开大学文学院）的论文《喧嚣背后的沉寂与生长：新世纪诗坛印象》指出诗坛喧嚣热闹背后的残酷现实是平淡和沉寂，经典诗人诗作精神贫血，形式飘移，“问题”重重；但他也不否认，新世纪诗歌在沉寂中也孕育着一种生长，确立清洁的诗歌精神，介入社会和生活，同时注意打磨艺术自身，都使缪斯充满了希望。苗雨时（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在提交的论文《新世纪十年诗歌的总体趋向与反思》中通过考察新世纪诗歌的系列问题，如诗人的道义伦理、诗歌的意识形态中的现代性主题、诗歌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诗人的艺术使命和历史责任，等等，发出企盼新世纪涌现伟大诗人的吁求。金龙云（韩国东亚大学校中语中文学科）则在论文《对中国诗歌的几点期待》中以韩国学者的视角为中国诗歌把脉，从诗中的现实、中国诗歌的地位、诗中的生与死等方面阐明了他对中国诗歌的期待。黄梁（台湾青铜诗学会会长）以大陆先锋诗人为焦点透视出大陆先锋诗歌的创作呈现为一幅具有“人之树”象征意涵的整体性文化图景，充分肯定了新世纪十年来大陆先锋诗歌的成就。王士强（天津社会科学院）的论文《新世纪十年诗歌热点问题回眸》选取新世纪以来诗歌发展中的“下半身”诗歌与“身体写作”、“底层写作”与“打工诗歌”、“梨花体”与口水诗歌、“诗歌标准”问题讨论、“地震诗潮”等五大热点问题进行了反思和回顾，认为这些问题都可归结到“诗歌标准”问题，指出要从这些“典型现象”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才能继续推进诗歌的发展。
与上述学者从正反两方面对新世纪诗歌发展态势的回顾与反思姿态有所不同的是，一部分学者表露出对新世纪诗歌的怀疑、否定与忧虑。沈奇（西安财经学院）在题为《自由之轻与角色之重——有关“新世纪诗歌”十年的几点思考》的发言中认为新世纪诗歌可以用“告别革命之重，困惑自由之轻” 概括，指出了新世纪以来新诗“无可选择地被进入到‘自由之轻’和‘平面化游走’的困惑境地，乃至颇有些无所适从的尴尬”，陈仲义在讲评中认为沈奇点出了目前诗歌写作过于泛滥、轻浮、轻松、轻率的要害。杨四平（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发言中谈及他对新世纪十年诗歌的印象是“丰富”和“贫乏”，他认为新世纪新诗在丰富的外表下非常贫乏，一定程度上是对谢冕《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1997年武夷山现代汉诗研讨会论文汇编》，作家出版社，1998年，P363-372）中观点的呼应。林莽（《诗刊》社编审）在发言中则以诗人和诗歌编辑的现身说法见证十年来大陆诗歌创作“不温不火”的现状和评奖机制的“商业化”内幕，暴露了诗歌环境的恶化对诗歌生态的影响。这些怀疑、否定与忧虑，无疑也是对新世纪十年诗歌发展弊病的诊断报告，将警醒那些沉醉于诗歌表面“繁荣”迷梦的学者和诗人。
闭幕式致辞中，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呼应开幕式中谢冕的“奇迹没有发生”论，指出奇迹是可以创造的，要创造产生奇迹的条件，首先要重新建立我们看待诗歌的方式，如老一代学者和诗人放下年龄、资格、辈分和美学标准等方面的傲慢心理，关注和培养年轻诗人和学者等诗歌后续力量。此次会议汇聚了30年代至80年代出生的老中青三代学者、诗人，无疑是这一理念的一次实践，将进一步推动新诗的发展。
审视“繁荣”：新世纪诗歌形态剖析
与一些学者对新世纪十年新诗创作态势的整体把脉相呼应，一些学者从各种具体的诗歌形态如民生诗歌、网络诗歌、翻译诗歌、女性诗歌、散文诗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与探析。
民生关怀是新世纪十年诗歌写作中出现的一种新倾向。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论文《近年诗歌的民生关怀》把目光聚焦于“面向下层民生”的写作倾向，即打工诗歌、底层写作、草根诗歌等，透视了新世纪近年来被遮蔽的诗歌新倾向，他认为这种民生关怀的诗歌为诗歌写作提供了新的征候，如从90年代个人化、沙龙化走向存在，现实的关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诗歌意识形态的进程等，他指出：“关怀民生问题的诗歌不是一种只有社会学意义、没有艺术意义的诗歌，而是有现实与艺术的双重关怀的诗歌”。沈奇在点评中颇为赞赏地认为王光明所关注的诗歌民生关怀问题实际上回答了新世纪诗歌“写什么”的问题。吴思敬、罗振亚、王士强等学者的论文中也或多或少地触及这一写作倾向。
新世纪以来，诗歌与传播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尤其是世纪初网络的兴起与普及之后。孙晓娅（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在《新诗与大众传媒》一文中从传播的角度研究诗歌，通过诗歌与传播的关系和诗学立场问题、诗学原则问题提出思考，她认为诗歌与传媒的关系是互相依赖、不可或缺，又处在各自之外。陈仲义（厦门职工大学中文系）在论文《网络诗歌十年刍议》中指出网络诗歌是诗歌写作的“大跃进”和“黄埔军校”，不亚于印刷史上的雕版革命，为奇迹的发生拉开了帷幕，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活路、生路，使新诗发展格局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当然，他在发言中表示并不否认网络诗歌也存在游戏性、随意性、低俗性等弊端。Michael Martin Day（戴迈河，美国国立大学）在发言中从地震诗潮与网络传播效应的关系等方面充分肯定网络诗歌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王永（燕山大学中文系）在发言中指出网络诗歌与新世纪同步，他从网络诗歌概念的广义和狭义两方面谈及网络诗歌的成绩与缺陷，指出网络诗歌有“即时速效性”、“口语尽兴性”、“多方互动性”等特点。北塔通过提问和发言的方式谈及了他对网络诗歌及地铁诗歌的认同，王珂则在点评中传达了他对博客诗歌的关注兴趣，吴思敬、霍俊明、罗小凤等学者的论文也涉及网络对诗歌发展的影响。北塔（中国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的论文《述论何其芳诗的英文翻译》还从翻译学角度阐述了传播学与诗歌的关系，在发言中他谈及自己从写诗到翻译诗歌、再到翻译诗歌的研究之路，无疑对促进传播学意义上的诗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女性诗歌在新世纪的发展也获得了不小进展，霍俊明（北京教育学院）的论文《博客时代·日常诗学·家族叙事——新世纪十年女性诗歌的一份个人阅读札记》从博客时代的时代语境出发探讨女性诗歌，认为女性诗人比男性诗人更热中于博客书写，因而博客对女性诗歌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论文中指出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呈现“日常诗学”和“家族叙事”两种写作趋向。沈奇在讲评中认为霍俊明探讨网络、博客与女性诗歌之间的关系，为当下诗歌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话题。西渡（中国计划出版社）的论文《黑暗诗学的嬗变，或化蝶的美丽——试论新时期女性诗歌的意识转变，以翟永明和池凌云为中心的一个观察》以翟永明、池凌云为例，论及女性诗歌的发展面貌，充分肯定了新世纪以后女性诗歌“关怀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诗歌风格和美学风貌的丰富性。
与其他学者对自由诗的学术探讨不同，罗小凤（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生）提交的论文《边缘之边缘的“突围”——新世纪十年来散文诗发展态势探察与反思》把目光聚焦于中国新诗之另一体：散文诗，发言中她认为此次大会提交的五十多篇论文中仅有两篇论及散文诗，而事实上新世纪散文诗一直自我“突围”，创作数量和内质都取得一定突破，却并未引起诗歌界评论家和研究专家学者的关注，这种状况正说明散文诗处于“边缘的边缘”，需要继续“突围”，寻找新发展的突破口。来自台湾的学者孟樊（台湾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系）与罗小凤不谋而合，其论文《苏绍连的散文诗》也把目光投注于散文诗，他从台湾诗人苏绍连的个案出发，探讨了关涉散文诗发展的一些相关问题，与罗小凤实现了较好的交流与互补。此外，陈敢、李怡、朱寿桐等在发言与讲评中也阐明了他们对散文诗的关注姿态。这种在“中国新诗”研讨会上把新诗之一体散文诗的发展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的努力，无疑将有助于推进中国新诗各种形态诗歌的发展。
美丽的混乱：新诗理论发展的审视
洪子诚在发言中总观近年来的诗歌状况，套用郑愁予《错误》一诗中“美丽的错误”而归结出“美丽的混乱”，如果挪用于新世纪新诗理论的建构与批评场域亦颇为贴切。
新世纪以来，各种命名、理论概念、代际划分层出不穷，纷繁复杂，不少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罗振亚在论文《喧嚣背后的沉寂与生长：新世纪诗坛印象》中指出新世纪诗坛有“命名综合症”；杨四平在论文《喜剧氛围下的差异与生成——新世纪新诗理论批评纵横谈》中从理论维度反思了新世纪以来的“酷评”批判风、“下半身写作”、诗歌写作的伦理问题、中产阶级趣味、中间代、“70后”与“80后”等概念或理论的存在合理性问题；张立群、王士强、冯雷等也通过论文对这些新世纪涌现的概念做过一些反思。与此同时，部分学者继续着对各种新诗理论的探讨与思考，使新世纪新诗理论的发展状态真正呈现为“美丽的混乱”。
研讨会上，傅天虹（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华文所）对他所提出的“汉语新诗”概念进行了阐说，在提交的论文《论“汉语新诗”的理论运行与美学价值》中他着重探讨此概念的理论运行与美学价值，他认为此概念重新发现了“汉语”，对“汉语新诗”的语言学基础进行了重新确认，并指出此概念的理论运行所呈现的“沟通”意义与融合共生的美学价值，体现了傅天虹在“命名综合症”语境下对新诗发展的一种思考姿态。主持人李怡肯定了这一概念对整合两岸四地诗学的努力。朱寿桐（澳门大学中文系）在论文《汉语新诗与汉语新文学的学术辩证——从诗人傅天虹的文学状态与学术追求谈起》中也肯定了傅天虹重新发现汉语问题的诗学意义与价值。
意象是诗歌的基本元素，新世纪十年新诗的反思自然绕不开意象层面的考察。意象叙述美学是简政珍（台湾亚洲大学人文社会学院）论文《意象叙述美学——以中生代诗人为例》中提出的核心命题，他认为意象叙述有别于情节叙述的着重情节布局与发展，“是以意象本身为主体，由意象本身的特质，触动叙述路线的流转”，他从诗意象的特性、意象叙述的特色以及意象叙述的繁复样貌建构其意象叙述诗学，属于诗之本体范畴的理论建构，评议人朱寿桐认为他把诗歌意象问题解决得非常精彩。与意象叙述美学探讨相关的是李翠瑛（台湾元智大学）论文《飞翔的语言——论台湾新诗语言之虚拟意象》中对语言的虚拟意象问题的探讨，她从易经的阴阳结合理念出发，透过语言探讨台湾新诗中的虚拟意象。翁文娴（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提交的论文《“字思维”的前卫能力》亦与此相契合，她从字思维切入，从语言展开探讨中国字与中国思维的关系，而二者联结点便在于意象。
“元诗歌”概念以及诗歌叙述学等理论探讨无疑是此次研讨会不可忽视的话题。马永波（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在论文《当代诗歌中的元文学意识》中阐述“元诗歌”作为对“元叙述”的反动，突出了对诗歌文本的构成过程及对技巧的关注，努力破除对语言再现能力的确信，颠覆艺术与生活的分野，暴露本文的符号性质、任意性和历史性，把读者从文本结构驱赶到现实空间之中。他在发言中还提及他所提出与建设的叙述诗学及后来的伪叙述诗学，体现了他诗学建构与解构的自我反思与自觉意识。与马永波相呼应，孙基林（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中文系）在提交的论文《叙述的诗性如何成为可能》中指出“如何去建构一门‘诗歌叙述学’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严肃的学术理论命题，同时同样重要的是，它也具有相当的当下实践意义”，他在诗歌叙述学基础上重视诗性，着重论及叙述的诗性之可能性与可行性。
此次研讨会的另一重要话题是重新关注了懂与不懂的问题。王光明在作为主持人的点评中认为：“新诗的懂与不懂，每到一个关卡就被提出来”，黄维梁（台湾佛光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提交的论文《虽九读其犹未懂：近年台湾的新诗创作态势个案述评》中从自己最近担任的一个文学奖评审工作的感受出发指出，“读到的大多数作品，完全不知所云”，决审的稿件十二篇也并不是美丽动人的“金钗”，而多半是“怒汉”，“虽九读其犹未懂”。简政珍在论文《意象叙述美学──以中生代诗人为例》及发言中亦谈及意象叙述带来的懂与不懂的问题。
此次研讨会还重新关注了新诗的诗体建设与形式问题。王珂（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论文《新诗诗体研究的成绩和问题——诗体建设“伪话题”之争透析》论及新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重提诗体建设对于新诗发展的重要性。与此相应的是部分学者对诗歌形式问题的探索，向明（台湾诗人）在《台湾诗歌发展的突破与自律——成长中台湾现代诗的特色》中探讨台湾现代诗在发展中所体现的特色时论及现代诗的“突破与自律”，着重论及从“限制性写作”中学习诗的自律，他举例谈及女诗人夏夏利用2007台北诗歌节设计一种从一百五十一字中选60字以内为一首诗的体式，这种实验或许不可取，其对诗歌形式问题的重新关注却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启示。喻大翔（同济大学中文系）的《汉语象形诗探索札记》一文涉及新世纪象形诗的创作探索，也显示了对形式问题的重新关注。
此外，抒情是中国诗歌的传统，张松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论文《“抒情”诠释学——论中国现代抒情诗学的三个结构》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诗歌从“抒情主义”到“反抒情主义”再到“深度抒情”所建构的“抒情诠释学”，他在新世纪十年时回望三四十年代的抒情诠释学的建构，无疑有其新的启示意义与价值。
从文本出发：新世纪重要诗人研究
文本细读是英美新批评的术语，即对诗歌进行分析性的细读，古远清在点评中认为这是台港澳学者做学问的重要方法，建议大陆学者借鉴。
此次研讨会上，许多学者从文本出发，以个案呈现问题，对新世纪重要诗人进行研究，其中台湾学者对中生代诗人的研究亦均以个案方式呈现中生代诗人的创作特质。萧萧（台湾明道大学，台湾诗学季刊社社长）以解构主义者德里达的理论审视林德俊的诗集《乐善好诗》，从中引申出诗是连环性的大解构的核心诗观，以及诗是言与寺的合成物、诗是浮游性的存在、诗是心与物的结晶体等观点。孟樊在《苏绍连的散文诗》一文中采取华伦与韦勒克二氏《文学理论》一书之说，分从诗作的外在和内在形式来检视苏绍连的散文诗，以文类批评的角度探讨苏绍连的散文诗作所呈现的文类特色及其诗作对作为一个独立文类的散文诗所具有的意义。史言（香港大学中文系）在论文《余光中新诗嗅觉意象蠡测：余诗身体感研究的一个侧面》中以余光中为个案，对其诗歌作品中数量颇多却被长期忽略的“嗅觉”意象作了一次集中关注和梳理，从余光中诗歌身体书写的研究盲点谈起，定位“嗅觉意象”作为“身体感意象”的内涵，按照诗人创作的年代顺序蠡测这类意象发展及变化之轨迹。古远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在提交的论文《关于〈台湾当代新诗史〉撰写及余光中评价问题——回应台湾高凖的批评》中谈及余光中的评价问题，他认为“余光中热”在大陆的形成，是出于广大读者自下而上对余光中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的认同；在发言中，他进一步高度肯定了余光中的艺术成就。林于弘（台北教育大学）在论文《席慕蓉新诗的草原书写研究——以〈折迭着我的爱〉为例》中以席慕蓉新诗的草原书写为本，并以其最新出版的诗集《我折迭着我的爱》为检验对象，探讨其草原书写诗作的源起，佐以量的统计与质的论述，呈现出席慕蓉当前的创作特色与之前写作风格的转变，并藉此窥见诗人对原乡的向往及其不断努力追寻的执着与成就。丁旭辉在《杨佳娴诗作的古典新象》中聚焦台湾诗坛新世纪十年重要的新秀诗人杨佳娴，探讨其镕今入古和铸古为今的新古典诗风。夏婉云（台湾耕莘文教基金会董事）的《鸾生与变身——论唐捐诗生发的时空》以唐捐的诗为研究对象，从民间信仰经验的历史面、父亲的乩童经验形成身体扰动的个体面、深山猎杀环境情境的空间面、白日梦似意识游走的个人精神面四个意向探讨身体图示书写的生发原因。路羽（当代诗学会秘书长）的论文《论海外流散诗人的写作——以诗人黄河浪为例》探讨流散诗人黄河浪如何以流散诗体铭刻乡土记忆和文化想象，主要以时空交错下的回望与追寻、探索作为主要书写特色来探讨流散诗歌的流散美学。李文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在《以简洁的精确呈现深邃的模糊——读黄灿然〈必要的角度〉和他的诗》一文中结合黄灿然的诗歌文本和诗论探讨其诗集《必要的角度》中以简洁的精确呈现深邃的模糊的创作特色。江克平（美国柯盖德大学（ Colgate University））的论文《在诗歌和纪录之间：于坚的艺术追求》主要探讨于坚的诗与中国新记录片的关系，用新记录片的一些技术手段去分析透视于坚的诗歌。此外，程光炜在论文《诗歌史如何面对新世纪诗歌——以雷平阳2009出版的诗集〈云南记〉为例证》中的雷平阳个案，刘士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沉思中显现静穆的诗美——浅论西川的诗》一文中的西川个案，西渡《黑暗诗学的嬗变，或化蝶的美丽——试论新时期女性诗歌的意识转变，以翟永明和池凌云为中心的一个观察》中的翟永明、池凌云两个个案都从不同侧面探讨了新世纪诗歌的创作特色和诗歌问题。
诗与历史：新诗史的叙述姿态
任何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的探讨都置身于历史的时间之流中，任何诗歌研究又其实都属于诗歌史叙述范畴，因此诗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历史意识是新诗史叙述包括诗歌研究中无法逃避的重要命题。
经典化与历史化的问题是缠杂于新诗史叙述中的最大问题。洪子诚以《中国新诗总系》为基点谈及诗与历史、经典化与历史化的关系，他认为“总系”的特点在于把各个年代和各个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的新诗创作放置在中国新诗历史的整体中考量，探索“整合”的可能性，其编选的科学性有较大的提高，对今后新诗研究和教学有较高的可信赖性，虽然貌似一篇书评，其实探讨的是新诗史叙述中诗与历史、经典化与历史化这一诸多矛盾中最为症结性的问题。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论文《诗歌史如何面对新世纪诗歌——以雷平阳2009出版的诗集〈云南记〉为例证》中透过雷平阳诗集《云南记》颇富洞见地剖析了如何理解“新世纪诗歌”的问题，他把目光由“新世纪“延伸至诗歌史研究，认为“诗歌史处理的是‘过去’的诗歌创作、诗歌活动和诗歌批评”，他更进一步提出他的诗歌史观：“我理解的诗歌史研究与一般的诗歌批评不同的是，它与研究对象之间产生了一种距离感，或叫一种陌生化效果。诗歌史所研究的新世纪诗歌应该是一种产生了‘距离感’、‘陌生化效果’的诗歌”，在他看来，诗歌一经诗人写出，就脱离诗人的控制范围而成为诗歌史研究的对象了，无疑触及了历史化与经典化的命题核心。张立群（辽宁大学文学院）的论文《历史的“出场”与经典化趋向——从世纪初诗坛代际划分及其相关命名谈起》从学理上通过对“70后”、“80后”、“90后”、“中间代”、“中生代”、“中年写作”等遵循“时间规律”的世纪初诗坛代际划分及其相关命名的历史述析而介入历史，透视关于历史的焦虑及其相关的深层次问题，他从这些现象既看到了历史经典化的“努力”，同时也看到“历史”不断向前拓展的契机，亦是对历史化与经典化命题的探讨。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强调诗人的“历史意识”，其实对于诗歌研究者而言，历史意识更是不可或缺的诗歌立场与姿态。张桃洲（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论文《90年代诗歌“遗产”——新世纪诗界观察札记之一》通过重新审理和反思90年代诗歌“遗产”中的成就与不足，如“盘峰论争”、“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诗歌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网络诗歌等，以此探察与反思新世纪诗歌，事实上釜底抽薪式地否定了新世纪诗歌的表面繁荣，这种史性观察与梳理诗歌历史以考察当下诗歌的姿态，没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是无法做到的。李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论文《艾青的警戒与中国新诗的隐忧——重审艾青在“朦胧诗论争”中姿态》以新世纪为历史基点重新审视艾青在“朦胧诗论争”中的一个小插曲，他认为艾青的批评主要基于一种历史的观察，或对中国诗歌曾经有过的创作问题的觉悟，以及自己独特的关于中国新诗“形态”建设的理想，他指出，“艾青的忧虑虽不尽‘合时’，却极富预见性地指示了当代诗歌的未来，从而成为我们今天面对当下的一种参照”，体现了李怡治学的历史眼光，这种“重审”姿态对于新诗史的书写无疑是一种重要姿态。冯雷（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论文《深刻的诗歌活幕剧与准文学史写作——关于60后、70后诗歌研究》从近年来罗振亚、刘春、荣光启等人的论著谈及“准文学史写作”，认为“所谓中间代、60后、70后诗歌，起初并不是批评界的命名，这个概念的产生源自于一种历史情绪的涌动，是一些诗人出于‘文学史焦虑’而发起的一次集团式冲锋”，体现了冯雷颇富历史感的省视。郑慧如（台湾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的论文《诗现实的当代性》视“诗现实”为当代诗意象叙述的主要方式，捻出“当代性”，作为讨论诗现实的切入点，检视诗中依违于想象与现实之际的语言运作，分节讨论本色与真、现代性与当代性、距离与视野、虚构与现实书写、现实的透视与鉴照，这种站在新世纪历史基点对现实书写的当代性的重视，无疑渗透了较为强烈的历史眼光。陈敢（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论文《新诗理论与批评的现代性——兼评杨四平的〈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所论述的对象为杨四平2008年出版的新诗理论批评专著《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认为此著将近代、现代、当代新理论批评史打通进行整合性研究，将推进新诗理论批评的构建和新诗研究的深化，他对此著“现代性”的注重，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历史感。
需要提及的是，此次研讨会对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问题亦有所探讨，杨匡汉、丁旭辉、王润华等都有相关论述，这是也是学者们历史意识与历史感的重要体现。杨匡汉在发言中指出新旧诗可以互续，建议以后的当代诗学论坛研讨会用“中国诗歌”之概念取代“中国新诗”，让研究古典诗和新诗的学者坐到一起，互动互续。丁旭辉（台湾高雄应用科技大学文化事业发展系）的论文《杨佳娴诗作的古典新象》以个案的方式从杨佳娴诗作出发探讨其古典新象，发掘这种诗歌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深刻问题，即如何把古典养分转化为现代的问题。王润华（台湾元智大学中文系）的论文《〈海外新诗钞〉：周策纵的“海外五四新诗学”》从周策纵的《海外新诗钞》所建构的“海外五四新诗学”出发触及了五四新诗学传统在海外传接的诗歌状况，对新世纪诗歌发展与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启示作用。白灵（台北科技大学）的论文《平行与交错——〈两岸四地中生代诗选〉出版的意义和影响》从比较学的视野比较了两岸四地中生代诗歌创作的异同，其中对古典诗传统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异，他指出“大陆中生代诗人由于‘切肤之痛’太深，乃至无心或无力于‘历史想象力’者甚为普遍，台湾多数中生代诗人由于浓重的文化乡愁和较深厚完整的古典文学素养、较能欣赏‘古典汉语之美’（郑敏），对以文白夹杂的语言重铸白话诗的未来始终有种历史的责任感”，这种对照中显示的差异性特征无疑也将启示未来新诗如何对待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整个研讨会在紧张、实在而又热烈的气氛中以每天7小时的会议持续了两天，与会代表们虽然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且人数众多，但都非常团结、集中、认真。研讨会中，两岸四地的诗学专家、评论家和诗人们进行了严肃而激烈的探讨，真诚地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许多观点和意见对新诗未来的发展极具建设性和启发性。从会议论文和发言来看，新世纪十年来两岸四地的新诗创作和理论探索已取得一定发展，但依然存在诸多诗学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发展中继续探寻新诗发展路径，尤其需要继续加强两岸四地诗歌创作与研究方面的交流。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是中国诗歌研究界一次两岸四地学者的盛大聚会，相信该会的召开，将加强两岸四地及海外华文诗歌的交流，推动新世纪新诗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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