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无论离母语的环境、童年的记忆有多远，写作的过程，就是回家的一种方式。

　　冯小刚的新片《唐山大地震》于7月22日即将全国公映，这是国内第一部IMAX大片，同时也是冯导对灾难片的一次尝试，万众期待。它的原著正是今年4月以《金山》获得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的加拿大华裔女作家张翎的中篇小说《余震》。同时，她的《金山》也被导演张黎看中，准备改成同名电视连续剧。

　　作为海外华人作家中的重要代表，已年过50的张翎借助《余震》、《金山》的影视剧改编，知名度和影响力开始从海外向国内扩展，从文学圈内开始向大众扩散。

　　张翎的小说《余震》描写主人公王小灯是一名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常年因严重焦虑失眠，多次企图自杀。她来到了一家心理诊所。在医师的引导下，她学习哭泣与倾诉，尝试与30年前地震的那一天遭遇。所有的惨痛经历在漫长幽深的记忆隧道中复活，她开始直视将她击倒的命运——在地震中，王小灯与弟弟一起被掩埋在废墟下，一根梁柱如同命运的天平般悬置在二人头顶，撬起一端，另一端的人就会被永埋地下。王小灯透过瓦砾听到自己的妈妈向施救者表示她的选择是弟弟……但是她却活了下来，虽然众人都以为她早已不在人世。从此，命运开始了对于她的放逐——被收养的生活、成长、上大学、出国……可那一天的伤痛却更加刻骨，直到崩溃。多年以后，她终于原谅了母亲，和多年不曾联系的母亲取得了联系，母女俩的手握到了一起。

　　《金山》则是对晚清时期赴加拿大打工的中国华工命运的真实记录。在一次旅行中，张翎见到一处华工的墓碑，那些墓碑上刻着发音古怪的拼音名字，照片中的人高颧骨、脸色发黑。他们在加拿大挖金子、修铁路，积攒了钱财寄回家中，自己却活在生死一线间。张翎决定为这群移民树立一个文字的墓碑。她跑遍了加拿大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寻找他们在北美大陆上的流动痕迹，记录下他们艰难的生活；去加拿大的港口寻找华工登陆的地点，回到中国探访华工的后人，进入那些用命换来的白银建造的碉楼。《金山》后来在《人民文学》发表，引发了巨大反响。

　　“张翎写作方式的这种传统，中国大陆作家已经忘记了，不会了。”批评家李敬泽感叹说，“人们总在说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怎么做？现实主义的艺术品质和工作伦理，从张翎这里可以看到。”

　　《余震》来自细节

　　记者：生活对你重要吗？你的小说都有出处，由某一个点触发了一篇小说。

　　张翎：尤其是最近的这几部，《余震》就是很典型的。我没有具体的写作计划，往往是我行走的过程中的某一刻，突然一个灵感，或者电闪雷鸣的一个细节，它打动我的时候，我就会写。《金山》就是那么一双丝袜，一个墓碑，一件旧旗袍，“哗”一下触动我的灵感，故事是从那么细小的一点发展出来的。虽然我准备了很多年，资料积累了非常多，但是没有前面这个点，打死我这个小说也写不了。

　　《余震》是因为我在国外看过一些在国内没有发表的关于地震的文字，我在北京逛书店，随便翻书，看到一些关于孩子对唐山地震的回忆，我就觉得，嗯，很打动我。我觉得这些私人记忆很重要，比那些纪念碑重要，它是活生生的记忆，有血有肉，有痛苦在里头，然后我挑了一个侧面写了这个小说，其实到目前为止，我没去过唐山。

　　我当时给《人民文学》的编辑说，我在写地震，他们都出于好意劝我不要写，说写地震的悲壮的作家太多了，你打不过他们。我说我写的不是他们的视角，我跟他们的完全不一样。最后，他们感觉这个视角很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记者：《余震》怎么变成电影的？

　　张翎：冯小刚到多伦多做《夜宴》的后期制作，我们就认识了，后来《夜宴》的首映式，我们见过面吃过饭。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没写出这个地震小说。他其实也不了解地震，当时唐山市政府跟他说给他钱让他拍一个。后来他就在《人民文学》上看到我的小说，很感动，就想拍这个故事。那时候这个小说已经卖给了一个年轻导演，他一直没有拍，但很痛快地答应我买回版权，卖给了冯小刚。这个小说的电视剧版权也卖给了华谊。

　　记者：剧本不是你写的吗？

　　张翎：不是，我没有参与剧本。剧本我绝对是门外汉。冯小刚去年4月邀请我一起去新西兰，他原来想在新西兰拍，因为他请新西兰的Weta公司做特效，但后来又改变了计划。所以我跟他们有一段在新西兰十来天走一圈的经历。当时徐帆也去了。

　　记者：小说的结尾还是让母女相认了，其实她们也有可能永远不相认。

　　张翎：《余震》的结尾我绝对是给扔了一片止痛片给自己，非得让她们母女相认，我觉得按照故事逻辑下去是这辈子不相认的。冯小刚比我更进一步，他在母女相认后，加上了“我对不起你！”“我很抱歉。”冯小刚说，欧洲的作家要是写这个，根本就没有到唐山去那一段；美国的作家要是写，就有到唐山那一段，就是我这样的写法，然后远远看着；一到中国的作家，一定是见了面，拥抱大哭。说得也挺经典的。

　　记者：《金山》被张黎买走了，他为什么喜欢这个小说？

　　张翎：真有意思。我写《金山》第一个字的时候，就想过，这小说如果将来拍电视剧，我觉得张黎是最合适的导演。我看过他的《中国往事》和《走向共和》，包括我没有看过的《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几个电视剧的背景都是从清末到民初的中国，中国社会出现许多转变，中国文明开始与西方文明相遇，中国人开始和洋人打交道，尤其是《中国往事》，他把当时的社会面貌和人的精神面貌把握得特别好。

　　张黎是特别认真的一个导演，我很早以前就托别人把小说给他看，他是个很稳的人，在没有找到投资商之前，跟我没有任何表示。最后我以为他不感兴趣了，就回加拿大了，然后他打电话来，说投资商已经找到了，很快我们就签合同了。虽然我不懂影视，但我估计拍《金山》他会需要我，因为里头的史实，不是说中国的任何一个人都会知道。他肯定要跟我协商，听听我的意见。

　　出国和疾病

　　记者：为什么你说自己天生要当小说家？

　　张翎：文学梦在我刚识字的时候，没有任何外围的教育启蒙的时候，我就有了。我就觉得这些是天生的，上帝给的。我后面做的事情无非是把它给挖出来。生下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埋在我的血液里面了。

　　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一样。有些人在某一刻把它挖出来，有些人就一辈子都没挖出来。天时地利人和，把我扔在加拿大那么个狗地方，没有一点夜生活，很容易就安静下来。没人理我们也挺好，就有空间坐下来写。

　　记者：你的江南三部曲《望月》、《邮购新娘》、《交错的彼岸》是怎么来的？

　　张翎：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说过一句话，他说，离去和流浪都是归家的一种方式。一个人无论离母语的环境、童年的记忆有多远，写作的过程，就是回家的一种方式。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无论我走得多么远，这种童年的记忆，母语的这种氛围，实际上是没法从我的个人经验里剥离的。这块我一定要处理它，我不能对它视而不见。

　　《望月》、《邮购新娘》、《交错的彼岸》是家族历史长期的沉淀，从童年积累的很多灵感爆发，还有对家族经历的回望。

　　记者：你在小说里经常把你的家族作为背景？

　　张翎：我有一本书叫《雁过藻溪》，讲的就是我母亲这边家族的故事，那是温州一个读书的家族。这个家族不断地迁移，一步一步从乡村到城市。我外公是浙江省化的总工程师，研究明矾石的专家。他后来成为全国第三届人大代表，“文革”后当过当地政协主席。我母亲在藻溪出生的，我母亲有十个兄弟姐妹，我表弟表妹非常多，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的。

　　我父亲这边的家族是一个革命的家族。外祖父家当年其实是地下党的交通站。听我父亲讲，我亲奶奶就是为了掩护任弼时的侄女在我们家生孩子，染上肺病死的。革命成功以后，介绍我爷爷入党的那两个介绍人牺牲了，没有人可以证明他是共产党员，在解放前，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员。解放后不能证明他是共产党员，结果就封他一个“爱国民主党派”，当时把他气疯了。

　　“文革”的时候，他就在市区贴了一张大字报，后来我父亲就带着他去自首，他马上被抓起来，先是死刑，缓期执行，后来因为当时的市委书记保他，改判了无期徒刑。75岁入狱，入狱之后没多久就死了。我们家的噩运就从那一刻开始了，然后整个家族的人都受到了政治冲击，工作和生活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记者：说说你的大学生活吧。

　　张翎：我高中念了几天就停学了，然后就在厂里做工人。“文革”后恢复高考，我一心想考中文系，为了当作家。父母亲因为家里的遭遇，坚决不让我学中文，一心一意地要我学医。最后妥协的结果就是我学外文。

　　我上复旦大学的时候，在外文系是非常不安分，一心关注中文系的事。那时候卢新华发作品，我很激动很羡慕他。一直到大二，语言关过了之后，我们开始学西方文学原著，我突然感觉心沉下来了，一下子发现这个文学世界跟当时的中国文学世界不一样，一扇门通向另一扇门，世界一下子真大，越读越是给震傻了。我觉得自己太自满了，就定下心来读书了。

　　那个时候我比较张扬的，留长发，谈恋爱，说话比较冲，得罪了很多人。那个时候这些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我们的指导老师，在暗地里整我，叫我们班所有的同学签上名，说我这个人是如何如何道德上不好的一个人，还派了一个工作队到温州调查我。我在复旦考研究生，第二志愿报的是华师大，当时我报考的教授对我的英文非常赏识，结果复旦追了一封信过去说：“此生道德品质有问题，不宜录取。”

　　就因为留个长发，学校还派工作队到我家来了解情况，后来我被整得非常惨，我毕业的时候，留校读研究生资格被取消，非常惨地被踢出校门。当时我所有的同学去的都是外交部、社科院、新华社，最差的是分配在复旦留校教公共外语，而我被分配到北京规划设计院的煤炭部做一个科技翻译。当时，我特别失落。

　　我童年、少年、青年时代都是在江南度过，一下子到了北方，给了我一种无可言状的震撼，北方的博大和包容给我生命很大的震撼，给我的写作、生命带来很大的影响。我后来的《余震》、《向北方》这些作品，都是从北京的生活经历中来的。

　　记者：怎么去的加拿大？

　　张翎：我到北京工作了3年就出国了。到北京工作第二年单位就派我出国，在国外呆了6个月，我眼界开阔了很多。回来之后，我母亲一再说你要出去，我后来就试试看，一申请就录取了，说给你全额的奖学金，路费报销一半。

　　我当时拿到签证拿到飞机票，回到家里，我就想我妈跟我说一句，你真不想去就不去了。因为当时我非常的恐惧，我不是那种很能闯的人。我妈一句也没说，一定要走。当时中国普遍生活还很贫困，居住在三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面，厕所是在门外，半夜起来上厕所要披上军大衣走的，星期天回来晚一点就没有饭吃的，一个星期能洗一次澡的，在那个情况下，我觉得到了国外，每天有热水，就很感恩了。

　　记者：为什么去读听力硕士？

　　张翎：混饭吃。因为英美文学硕士基本上是没有饭吃的，除非我再念博士生，然后留下来任教。我需要挣钱，我必须要养活自己。现在回过头一看，我就觉得我当时的选择很清晰，我就是想找一个职业，我既不讨厌，也不酷爱。酷爱不行，它要跟我的写作打架；讨厌也不行，一个人要靠这个为生。我选择了一个职业，第一要跟人打交道，第二不是特别的艰难，不需要加班，但是我又不是很讨厌。就选了这个听力康复师。从谋生的角度讲，再也没有比我这份职业更加好的了。我的钱挣得太容易了，我脑子基本不动，把它省下来全部用在我的写作上。

　　记者：有报道说你是大难不死的作家，怎么回事？

　　张翎：很不幸，我刚坐下来写第一部小说《望月》的时候，就被查出得了癌症：恶性黑色素瘤，这种瘤的转移不向器官转移，向血液转移。当时腿上长了一颗痣。我一点都没有管它，后来觉得有点痒，过几天长大了，我就去看医生想把它切除了，加拿大是全民保险，排期排得很远，切完了我就没有再去想它。过了两个星期，医院打电话来，说切片报告不好，瘤是第二期，挺深的。

　　当时我父母亲还住在我家，我只能偷偷地跑到外面，哭完了再回家。然后就进行第二次手术，切得非常地顺利。医生跟我说，因为它长得比较深，有可能随着血液转移，但活5年也不是不可能的。我坐在那里就傻了，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刚刚读完书，静下来，正想做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情，突然就这样了。

　　那时候我就跟每个人道别，回中国去了。但奇迹发生了，我身上的瘤没有转移，动了手术，还活了这么多年。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每一天都是捡来的。当时我以为《望月》是我的第一本，也是我的最后一本书。当时文坛谁也不认识，我给这投稿也不要，给那投稿也不灵。后来就找到了袁敏，《东海》文学杂志的编辑，我们十几岁认识的。我第一篇化成铅字的《雷锋颂》就是袁敏发的。那时候，袁敏刚进作家出版社，然后《望月》成为她手头出的第一批书之一。

　　有过癌症的经历以后，我的人生观也变了，对自己得到的东西，就觉得都很幸运。包括现在的成名，获奖，出版，我觉得不给我是应该的，给我都是意外，这种心态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海外文学扩大了文学版图

　　记者：怎么看待文学里头的移民作家热？奈保尔、帕慕克、卡勒德·胡赛尼、哈金都是在异域写本土故事。

　　张翎：像他们开玩笑说，海外女作家三驾马车：虹影、我、严歌苓。我以前经常开玩笑说，我们有诸多的相似之处，都没有孩子，都不会开车，结果坏事了，我这么一说，她们就都有孩子了，这两个人，一个领了一个，一个生了一个。昨天，我是和严歌苓从广州分手来的。我说，歌苓你要再学会开车，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法活了，我一直告诉别人我不开车的原因是严歌苓也不开。她还不开，所以我很开心。

　　现在的作家不太好归类，他的个体经验不能典型化，一个人一个潮流。我觉得不同的声音都在壮大一种版图。这种不同的声音，从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一类人，包括美国的那些国家奖，像写《灿烂千阳》、《追风筝的人》的，还有写《安吉拉的骨灰》的，这些人都是移民背景的，但是他们都在写故土的事。很奇怪，都不写美国的事。我觉得那种杂音使得世界文学的版图大了。中国文学很长时间是有一个套路在那里的，先是什么什么主义，后来开始现代派，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要跟着一个路子。现在谁也不跟谁了，一个人一个套了。我总觉得杂乱是件好事，把这个版图扩大了。因为国内的文坛蛮排斥海外作家的，这两年似乎一下子情形有所改变，海外军团就集军一起，严歌苓现在在国内的影响我认为是非常大的。

　　记者：你比很多作家幸运，没有太早地写小说，而外语又向你敞开了另一扇大门，英美文学里谁对你有影响？

　　张翎：我想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整体对我的影响很大，再早一点，就像勃朗蒂姐妹，简·奥斯汀等人对我的影响都大。我觉得好的方面是，就像你说的，我有一个很正规的经典的文学教育。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在形式上不够创新，始终受那种比较古典的正统的英美文学的作品叙述方式的影响。我几乎很少在风格上有所实验。

　　记者：你现在写作是一个什么状态？

　　张翎：应该说，我写作的时间，非常非常地少。除了8个小时工作之外，回家，剩下的业余时间，旅游一块，阅读一块，朋友一块，教会一块(我是基督徒)，然后家庭一块，然后切下那小小的一块蛋糕是写书的。一个星期七天里有三个晚上给我认认真真地写，那个星期就算是很周正的了。

　　我写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就是人家说的那种瓶颈什么的，这种状态我都没有出现过。我写得一点都不苦，不是那种拧出来的，挤出来的，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那种状况发生，到那个状况我就不写了，我不想把自己写成那样，干。

　　记者：下一部是什么题材？

　　张翎：我在想。想写远征军的题材，也想写华侨农场史，也想写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