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其实是不断地失去自己所爱的人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最大的伤痛——这是张洁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中写下的文字。在妈妈葬礼后的答谢宴上，我想对亲朋好友说的，也只是这一句：世上最疼爱我的人走了。这些天，一直沉浸在这样的感受里，难以自拔。北京的朋友发短信宽慰我：我们都爱你。好像受到了某种暗示，思绪便从妈妈生前点滴生活细节的追忆中，转到了对于另一件事情的玄想上——我父母之间的爱情。

父母之间的爱情，在孩子眼里，好像是家庭生活中最大的秘密。在东方人的家庭生活习惯上，成年人的情感生活，对于孩子们，几乎是完全封闭的，差不多达到了密不透风的程度。用古人形容书法布局的话来类比，也一点不为过，的确是达到了“疏处可以跑马，密处不可容针”的境界。可以跑马的，是夫妻间情感的持久热烈；不可容针的，是旁人的觊觎和外在流露。尤其是四十年代出生的上一代人，在情感表达上，愈加深沉而内敛。我们看到的，永远只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琐事和磕磕绊绊的细节摩擦，以及他们之间没完没了的彼此抱怨。许多孩子在有自己的家庭之前，都不相信父母之间还有爱情。好像只有看过了外国电影，读过了爱情小说，才知道什么是爱情。那么，现在的孩子是否会坚信，在没有网络之前的所有人，都不懂爱情呢？

在许多人眼里，父亲是个难以接近的人，黝黑的脸上满是因毛囊炎生出的疙瘩和麻坑儿，加上一双剑眉，不怒而威；更因为性情刚烈、处事耿直而多出一团正气。其实，父亲年轻的时候，是很英俊的。我们家的影集里，有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身穿一身黑料子中山装，梳着整齐的分头，身后是天安门，真正是雄姿英发。即便是许多身穿粗布工作服，与同龄工友们在一起的照片，父亲也是其中最帅的。母亲年轻的时候，梳着一条粗黑的长辫子，那张侧身小照，笑得灿烂而古典，比他们同时代崇尚的李铁梅，用今天的审美来看，不知道要漂亮多少倍。那时候，父亲是厂里人事科的干事，母亲是办公室的打字员。父亲不只一次说起过年轻时借到石油部的事，他的珠算，在同行里很有名气。当时，还没有计算器，更别说电脑，数据统计全靠算盘。即便到了晚年，父亲的口算也是又快又准，年轻人也跟不上。我想他在天安门前的那张照片，就是在北京工作时拍的。后来，那里准备留他，他却推脱老母亲需要照料，硬是回来了。父亲的确是个孝子，爷爷三十几岁就过世了，是奶奶一手把他带大的。但我想，父亲更是为了爱情而作出那样选择的。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结婚，爱情是需要牺牲的。

母亲说起和父亲恋爱的情景，只谈到过一个细节，他们一起随机关去参加劳动，在从大卡车上下来时，平时很矜持的父亲，却一把把她抱了下来。那样的场景是不难想象的，山野间山花烂漫，几辆解放汽车从尘土飞扬的山路驶过来，停在山麓前，一群身穿蓝色工装的年轻人，从汽车后车厢扔下铁锹、铁镐、铁锤等劳动工具，嘻笑着，纷纷从后车厢跳下来，阳光把他们年轻的脸庞，映得异常红润。我想我的父母，在当年那群年轻人中，就像武侠里的郭靖和黄蓉，走到哪里，都会引来羡慕的目光。

事实上，我父母的几十年婚姻，在他们同龄人中，始终是令人羡慕的。他们也倍感珍惜。回想起来，父母在他们的时代，用今天的话讲，一直是时尚达人。同样是家徒四壁，他们却能白手起家，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一年一番新气象。父亲用钢丝拧弹簧，做出了整条街第一对沙发；他用刨、凿、锯、斧，打出了当时腿最多、最时尚的全套家具，当时在廊坊工作的舅舅，求他打的大衣柜，用汽车运过去，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左邻右舍纷纷效仿那种新样式，但就是弄不懂那个滚门是怎么设计出来的；他跑遍全市五金商店，用一张电路图，安装了整个楼第一台14吋电子管电视机，每天晚上来家里看电视的邻居，把家里变得像个小剧场；他还把黑白结婚照，放大后，自己上色，挂到墙上，当年来家作客的朋友们，都以为是出自大相馆的手笔呢。在本职工作上，他们也始终是出色的，一直是单位领导，口碑好，受人尊敬，在《抚顺石油三厂厂誌》和《人物誌》上，记录着他们的工作业绩。父母之间的爱情，的确是深沉而持久的。我却在其中感到了生命本身的命运力量。

他们生前最爱和我说的，是与我出生有关的话题。据妈妈讲，当时她的预产期比朱姨要早，与我一起长大的爱东，却提早降生了，而我似乎在等着什么,直至来到后来老伴儿工作的那家医院，才在阴历四月初八的那天中午，走到这个世界——我是站生的。为此，妈妈打了强心剂和用上了氧气。当天的那个大产房，有十几个刚出生的孩子，我是唯一的男孩。那时候爱东已经降生三天。二十多年后，他提早结婚，然后通过他的妻子——小毕，把她的同学介绍给我，成为了我的老伴儿。而我在母体里多逗留的那些时光，或许是迷恋母体的温暖和在羊水里游泳的欢畅，所以与他同时学游泳，要比他学得又好又快。再后来，他去了上海，在我也有机会去那里的时候，我征求妈妈的意见——那时候父亲已经过世了，看妈妈的不舍样子，我打消了离开抚顺的念头。现在看来，这样的决定同样包含了宿命的力量，要我在妈妈最后时刻陪到最后，去偿还在我出生时对妈妈的折磨。

身体看上去一直很硬朗的老人家，不曾想隐藏着这样大的病患，做儿女的真的觉得很愧疚。2009年从初一到十五，老人家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前期检查就去了三家医院，从初六开始住进了医大二院。住院的半个多月，不知是怎样过来的，姐姐和妹妹的情绪一直在波动，但在妈妈面前，都要尽量不留痕迹，安慰她做完手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从术前检查，妈妈就没吃什么东西，加上灌肠和只允许吃少量的流食，那条一尺多长的S型刀口，如同划在我们身上——再多的营养液，都显得微不足道。分两次托朋友搞来的那些白蛋白，医院先是不让用，怕有质量问题，后来签了保证书，才算同意。在睡梦中依稀还会出现那幢住院大楼，在午夜时分亮着昏黄的灯光——我常常在妈妈熟睡后，去电梯口的扇形走廊里抽烟。从那里望出去，沈阳的夜色很苍茫，星罗棋布的高层建筑上的灯光，像金属丝线焊接在一起，满满的，让我想到妈妈腹腔里的那些块垒。我从那里来到了世上，不到四十年，那里却危机四伏，所有的花朵都枯萎，凋谢了——我们生命的源头，竟是如此脆弱。

妈妈出院后，每天中午，我还像平时那样到她那里坐坐，姐姐和妹妹对妈妈的起居饮食照顾得很周到，妈妈的精神也很好，面色也红润了很多。真的希望这一切只是一个梦，一切还像往常一样。可半年后，不得不去市肿瘤医院陪妈妈化疗了。妈妈的病情反弹，越来越厉害，有一次放出的腹腔积液，有7瓶之多。去省肿瘤等几家大医院咨询专家，化疗是最后的医治手段了。姐姐从沈阳搞来的那些中药，没有多少疗效，不得不告诉她真实的病情了。妈妈比我们想象的要刚强很多，除去知道真相的当晚睡得不很安稳，便坦然面对现实了。这样又过了一年，比医生说的只能坚持半年的最后期限，这一年，是妈妈的生命毅力和我们的努力，从死神手中争得的时间。到了最后两个月，老人家已经24小时离不开人了，喝点稀的，也要吐上很久，水都难以下咽，全靠输液维持体力，人瘦成一把骨头，很像父亲七年前夏天的样子。好在神智一直还很清楚，渐渐就熬不住了。妈妈过世的最后一刻，紧紧拉着我的手，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说：你是我唯一的儿子，叫妈妈。听到我的呼喊，就再也没有说一句话，不久就过世了。

母亲的离去，单纯是病魔的纠缠吗？母亲一直是很刚强的。父亲退休不久，就患上了绝症，母亲毫无怨言地陪在身边，照料一切，长达两年之久。作为儿子，自己当时也三十多岁了，却很不懂事，只为自己那些不着边际的想法所痴迷。好像有母亲在，什么事都有依靠，只是在父亲要去医院的时候才去照应，其它时候都是母亲在操劳父亲的起居。在SARS横行的那年夏天，父亲过世了。我写过《三十五岁的告别和两首诗》那篇祭文，好像一下子就懂事了，妈妈成了我最大的精神安慰，一有空就去看妈妈，中午吃过饭就去那里坐坐，还对许多朋友说，尽孝要趁早。当时也觉得妈妈从父亲的伤痛中恢复得很快，每天早上都去楼下舞剑，晚上去小广场跳健身舞。特别是在看到妈妈住的地方暖气不好，我和姐姐、妹妹，都动员她把老房子卖了，买套新房子。在办手续的时候，我们都放弃了继承权，让她老人家在第二年如期搬去了宽敞明亮的新居；生活环境越来越舒适后，我们又鼓励她尽量去散心，今年登长城、明年上峨嵋，每年走一个地方，只要她高兴就好——但似乎爱真的有天意，尘世的安逸，也无法阻挡隔世的牵挂。现在我还记得，我问父母为什么把我的婚期定在初冬的那一天，而不是阳春三月，或是金秋时节？父亲笑着看了一眼母亲，母亲会心一笑，并没有回答。后来，我才恍然大悟，那一天，是母亲的生日。

母亲病危的一天早上，她很清醒地告诉我：“你奶奶走的那天是六月十日，你爸爸走的那天是七月七日，我也快走了。”妈妈去世的那天，正是在六月十日，在父亲辞世七年以后。或许这七年来，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都会望着天上的月亮，默念白乐天的那两句诗：七月七日长生殿，此恨绵绵无绝期。母亲急切地要在端午之前，去见父亲，一了七年的思念，从此再没有七月七日的哀叹。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牵手在龙山之上，重温他们山花烂漫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