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语言的拯救及其写作殊相
- 作者:张立群 更新时间:2010-07-23 04:05:35 来源:东方文学网 【字号: 大 中 小】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2444次
[导读]以刘川的《火车》、《拯救火车》为线索
在《拯救与逍遥》中，刘小枫曾写道：“思想应该沉思历史时间中的生命形式和体验形式的歌唱。诗是存在的歌唱，生命本身的言说。诗的语言原初、直接地使生命形式和体验形式成为言语，使人的存在精神性地转化为透明或浑浊。”[1]这种建构于语言原初、生命形式和精神转化基础上的诗意存在，无疑会与思想结合中产生哲性色彩。然而，以如上思维观照当下诗歌或许会让人感到有些底气不足，不断呈现于当下诗歌的质疑之声以及所谓系列“文化事件”都以“视点下沉”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有鉴于此，本文选择青年诗人刘川的两首诗，即《火车》、《拯救火车》为重点研究个案，并兼及当下诗歌中频繁出现的“火车意象”，从而为拓展当下诗歌精神追求之层面做出殊相式的研究。
一
刘川无疑是一位早慧的诗人[2]。他不但很早就有诗名，而且，还很早就以确立某种诗歌观念为基础，不断保持着写作的提升，因此，其能够在“70后一代”诗人群落中迅速脱颖而出绝非偶然。面对着自己的创作，刘川曾自言：“我注意到，在堆事物的命名中，语言会产生新的分裂与增殖，事物在嵌入新语境中会改变词性与能指。这里存在着激发诗意的可能。我称之为‘命名’诗学，它使被用旧了的语言洗净了能指，获得了再生。”[3]显然，刘川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已经体验到语言本身的再生空间与再生途径——尽管，对于刘川这一代诗人而言，寻找“语言与现实”、“语言与事物”之间的联络，早已在近乎汗牛充栋的创作中成为一种“写作程序”，同样地，仅仅为了找寻语言与事物之间的“及物性”业已在习惯阅读和理论渲染中成为陈年旧历，但作为对诗歌基本元素即语言的驾驭，则始终遵循着最为浅显的“规则”：如果一个诗人能够从语言中发现平易近人、没有任何阅读障碍但又从不匮乏新鲜感的创作，那么，他就能真正走向当下的诗意之栖居地。
《火车》是一首不分行的诗。因“城市的搬迁”而带走许多东西，所以，“我”选择“火车”这一可以装载许多的工具，但选择“把所有的医院”都放在铁轨之上，并在前面“牵引”的叙述瞬间就使诗歌拥有了超乎一般的想象。可以猜测的是：将车厢的颜色定位于“白色”是诗人诗意程度的渲染，之后，病人们开窗张望流动的风景，像旅行一般，而医生和护士却像“乘务员”推动着“餐车”，病痛在此刻已成为无所谓的事情。这里，在表面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其实一直潜藏着情景悖论关系：医生和护士手中的“餐车”与医院中惯常出现的医疗推车发生了意义的“混同”，“全然忘了病痛”一直预示着病痛的存在；至于那个“打着石膏的小男孩”单腿跳跃要去叫醒“太平间里的人”，则更显夸张的力量。而随后的“我用力地拉着/嘴里叼着一支又粗又长的雪茄/像火车那样/鼻子里冒出一缕缕浓烟”，正以轻松的姿态和形象的比拟，完成一次语言的救赎。
《火车》中的“我”，颇有几分列宾笔下《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之“叼烟斗者”的味道。虽然在表面上是要“带走许多”，但从心态意识上看待，刘川“纤夫式的”行为却无法掩饰其简单的“清高”与“普世情怀”，而暴露这一问题的细节就在于他使用了“像火车那样”。可以肯定的是，所谓“火车”仍旧是一种自我的感受和灵魂的体验，只是这种内在的意蕴绝非缘自“诺亚方舟”等宗教意象的挪用，而在于某种自我主体意识的显露——一座城市需要搬迁，但其负担的主要内容在呈现“我”之思维时，却将“所有医院”放在首位，是“医院”才是救赎城市的唯一可能，还是整座城市的人都已在浑然不觉的情境下成为“患者”？甚或还有从最危难、软弱的人群救起？这种含有某种绝望意识并带有几分“含泪之微笑”的书写果真可以仅仅系于牵引者一身？
显然，刘川只想以最简单的语言完成这次“行程”。但那些由朴素意象累积起来的结构，却最终泄露了他的“行藏”：“后口语时代”的写作因为可以借鉴以往的得失，和“新一代”诗人的崛起，而修正了口语包含的意义限度。作为一位承继90年代写作同时又可以通过不断鉴赏诗歌提升认知经验的诗人，技术的内化和情感的内敛，构成了刘川“此在”的氛围和景象。他以语言的形式“拯救”了一批俨然陷入懵懂无知的人，但他苦心孤诣的想法却因后者的毫无知觉和忘乎所以而显得异样的深刻，这一具有悖论同时又带有鲜明对照倾向的情境，在结尾处的“主体物化”中，得到了多义性、多层次的展现。
二
“世纪初诗歌”概念的不胫而走，首先与历史形成的天然界限有关，但作为一种理论上的自我找寻，其崭新内容的出现也是不容忽视的。以近年来“打工诗歌”、“底层写作”、“诗歌道德伦理”等热点词语为例，诗坛出现的新质内容正为界限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在这一前提背景下，我们看待刘川的另外一首关于“火车”的短诗，即《拯救火车》就呈现出另外一幅图景以及内在的主体意识。
与《火车》相比，《拯救火车》更显精致。整首诗有两节构成，在第一节中，诗人起首就将“火车”驶入我们的视野，只是这次的“火车”同样给人带来强烈的陌生感——“火车像苞米一样”。“火车”与“苞米”如何以大小相间的方式构成叙述的可能？诗人用一排排座位与苞米的紧密排列进行了一次颇为神似的类比：“剥开铁皮/里面是一排排的座位”。苞米无疑是无足重轻的，而搓苞米也同样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吃煮苞米可以进行“搓”的过程，晚秋时分，可以将晒干的苞米搓下来……总之，都会留下整齐的、带有明显痕迹的苞米棒。正因为如此，接下来的“我想像搓掉饱满的苞米粒一样/把一排排座位上的人/从火车上脱离下来”，才会构成一次特殊的“拯救”。只是此时，苞米粒必须要和这些座位上的人，建立一种对话关系。
第二节中的“剩下的火车/一节一节堆放在城郊”，揭示了城市与农村的临界点位置。显然，我收获的这些人，是一群风尘仆仆、前往城市的乘客。他们要乘坐火车通向城市寻找新的生存机会，“搓掉后”，他们像苞米粒一样“多么零散地散落在/通往新城市的铁轨上”，这种以“苞米”的始作俑者和身份的微薄而建立的多义性隐喻，构成了诗歌主人公无所适从而又无可奈何的处境。最后一句“我该怎样把他们带回到田野”，则再次以矛盾的心态揭示了“拯救火车”的后果。
毫无疑问，《拯救火车》的中心内容是“拯救农民”。“我”不愿这些苞米的生产者背井离乡，因为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不但是一个未知空间，更有可能造成这些朴素的苞米迷失方向，但比较《火车》，这次的语言拯救或许有些力不从心，诗人期待拯救他们，又无力将其带回生于斯、长于斯的田园——这里，不但存有关于他们返乡后的生存问题，还潜藏着他们在生存欲望的驱使下，是否愿意返乡的因素。因而，此时的诗人拯救就显现了不同于《火车》的两难处境。
从《火车》到《拯救火车》，诗人的拯救意图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见，而且，循此路径也同样可以看到精神拯救到现实拯救的一次诗意置换。《拯救火车》明显是“打工诗歌”、“底层写作”时代的产物，它的现实忧患意识明显高于《火车》，但正因为如此，它的紧张感也因为“生活距离感”的切近而显得“迫在眉睫”。
如果将刘川的《火车》、《拯救火车》进行一次诗艺的印证，那么，所谓“语言的拯救”其实一直以“基本的比喻”反映着诗人的创作观。“基本的比喻”无疑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只不过，这种同样可以指示具体事物以及抽象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手法，在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中却有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90年代以来诗歌介入生活虽然使诗歌从往日的悬浮状态中降落到现实的土地上，但降落现实土地之后的诗歌究竟何为呢？也许，从网络媒体以及网络写手的竞相浮世可以看到，那些良莠不齐的文本不但使写作的意义本身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同样，也使读者在频繁阅读中形成了某种感观上的适应与认同。于是，所谓的为了达到日常经验而又不离开日常经验的写作，虽在写作初衷上一直指向着可能实现的意义与秩序的呼唤，但从这次具有普遍意义的翻转日常语言的过程上看，却是以产生大量或者“非诗性叙述”，或者堆砌华丽词藻的作品为结果的。这样，妄图在实现现实世界意义中重构生命的意图，到最后往往又重新回归到“语言与世界”相互分离的状态，因而，寻找一条诗艺与叙述相互叠加的写作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走向。或许只有以上述过程检视诗歌的历史，才能看到“基本的比喻”的存在价值——“基本的比喻”单纯而深刻，而且，在语词越是洗练、单纯的时候就越是深刻。正如刘川所言的“诗是把世界没有的那些东西创造出来，所以诗言‘无’”[4]，既然诗要创造世界，那么，首先抵达真正的物的空间就成为一个基本的前提。“把比喻当成灵魂、情感、经验用以从身体出行的一个路口。你会说，比喻是诗人最为平常的手艺，但对于上乘诗歌而言所有的手艺都是多余的，诗歌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我努力简化自己繁复的表达而寻找更加自由的状态，我追求一种‘元诗歌’的效果”[5]刘川的实践认知不但反映在《火车》、《拯救火车》的修辞上，同样也反映在两首诗的语言内在蜕变的过程之中。只是此时，我们或许可以察觉到：“语言的拯救”也同样是一个多重的过程，即它在指向诗歌主题内容的同时，也指向了语言自我拯救的本身。
三
由刘川两首关于“火车”意象的诗作，看待近年来诗坛的创作，描写“火车”的作品层出不穷并屡现新意。即使以笔者评论过的诗人为例，广西的盘妙彬、辽宁的赵明舒也都是以“火车”意象作品闻名于诗坛的诗人[6]。翻开晚近出版的《汉诗》2008年第二季，其“车轮滚滚”卷更是集中收录了六位诗人关于“火车”的作品并配有大量火车的照片[7]。因描写日常熟悉的生活而涉及火车，或许并不是一件令人惊奇的现象，但在科技日新月异，交通工具日趋迅捷多样的时代里，仍然有人乐此不疲的书写“火车”，却不由得引发我们的思考，究竟“火车”上发生了什么，还是“火车”包含着潜藏于表面之下的“神秘”？
对于上述诗歌的文本呈现，笔者将其命名为“火车意象诗”。自19世纪初，英国斯蒂芬森将蒸汽机车运用到交通运输上，“火车”就一直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并延续至今。以“火车”为主要创作媒介的重要作家其实从不乏少数，作为一代旷世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尽管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阅读起来可能会感到一丝“冗长”和“沉闷”，但在注重作品的庄严神圣和宗教说教之余，托翁就是一位紧跟时代脚步的“火车”意象使用者。按照与其同处一段时间的世界级导演，《战舰波将金号》的制作者爱森斯坦的说法，托翁其实从未脱离具有时代赋予的新鲜感：托翁作品的主人公经常在火车站来来往往，火车是托翁钟爱的对象，这对于今天的读者虽毫无新奇之处，但在那个时代，火车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鲜玩意儿，因此，可以断言的是，托翁在描写火车的时候，除了考虑崇高严肃的主题之外，还因考虑如何造成读者感观新奇时髦的刺激而具有“当代情怀”。
由托翁的事例可待当下的“火车意象诗”，作品中的具象事实上从没有什么陈旧过时之说，但成功的写作却必须要在超越描写对象本身的基础上体现时代的最高认识，而后才可以获得恒久的价值。当下频繁出现的“火车意象诗”，首先与火车可以带来不一样的切身感受有关。以广西诗人盘妙彬的重要作品《年代不详》、《某年，某个黄昏，某少年》为例，“火车”、方向感、漂泊的意绪及其可能存在的目的性，正是其钟情火车的重要原因；同样地，“火车”不像飞机和轮船一样一般没有过多的中间站，不断更换乘客并自由观望窗外的风景（及其变动性），以及站台挥别会因火车站而避开相比之下汽车站应有的浓重而散漫的世俗味道，也是诗人愿意选择“火车”的重要原因[8]。
看来，“火车意象”作品的出现，极有可能在语言救赎之前完成诗人心灵的自我救赎，而在此过程中，“火车意象”自然成为语言救赎的一种写作殊相。但以其现状和当下意义来说，笔者更看重刘川《火车》、《拯救火车》等作品包含的“语言拯救”及其高蹈之后的现实提升。既然“火车”的漂泊本身就具有某种生命意识，那么，超乎其上便实现了所谓“人间情怀”。只不过，在此时，以刘川《火车》、《拯救火车》为重要阐述对象的“火车意象诗”，已不仅仅是一次“语言的救赎”过程，还在具体拓展过程中与“地域诗学”、“诗人心态”以及当下诗歌主潮发生“殊相式”的关联。因此，可以想象的是，驶向远方的“火车”必将负载更多的情感世界和历史内容！
注释：
[1]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31页。
[2]附诗人简介：刘川（1975－），辽宁阜新人，现居沈阳，为《诗潮》杂志编辑，青年诗人。中学期间就在《星星诗刊》等刊物发表作品，作品入选各类重要选本百余种。先后获得《诗歌报月刊》作品奖，《星星》诗歌奖，首届徐志摩诗歌节•青年诗人奖，2004－2005年度人民文学奖以及数项编辑奖。
[3] 《首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奖作品》之“刘川诗观”，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
[4]《第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奖作品》之“刘川诗观”，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
[5]《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奖作品》之“刘川诗观”，桂林：漓江出版社，2006年版。
[6]见笔者的《“火车”上的生命时空状态——盘妙彬诗歌论》，《诗刊》，2008年2月上半月号；《臆想中的新奇及其他——论赵明舒的诗》，《文学与人生》，2007年9期。
[7]具体包括魏海燕的散文（诗）《火车》、于小韦的《火车》、余怒的《火车往前开》、伊沙的《小站》、邓兴的《彼火车》、曾卓的《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汉诗》2008年第二季，武汉出版社，2008年3月版。
[8]此类观点可参见笔者的《“火车”上的生命时空状态——盘妙彬诗歌论》，《诗刊》，2008年2月上半月号；魏海燕的散文（诗）《火车》，《汉诗》2008年第二季，武汉出版社，2008年3月版，9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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