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江南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华文写作与地域文化”研讨会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近日在无锡江南大学召开。台湾诗人、中山大学讲座教授余光中及夫人范我存，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香港文学》总编辑陶然，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杨松年，马华作家朵拉，旅美作家汪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曹惠民、副会长李志以及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研究院所等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余光中应邀在会上演讲，他结合中外作家的文学创作经验，就地域文化对文学家、艺术家的影响进行了精辟解读，也谈到了江南文化对自己诗文创作的深刻影响。

　　在学术研讨中，与会学者就余光中创作与江南文化、台湾文学与中华地域文化、世界各地华文写作与地域文化等专题作了颇具新意的发言。

　　扬州大学教授吴周文论述了余光中“新散文”的审美理想及其价值，指出大陆研究者多数注重余光中的散文创作研究，而忽视了对其散文创作理论的研究。他认为，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余光中以“弹性”、“密度”、“质料”三个概念，规定了“新散文”的审美理想，较早提出了散文革命的理论主张，是散文革命的舆论先导。同时他在自己的散文写作中进行实验，形成了“余光中体”，在破除模式化、程式化、概念化等方面取得成功。陈义海分析了余光中若干首在美国写作的乡愁诗，提出了“跨文化乡愁”的概念。王艳芳、薛进两位学者则对余光中诗歌中的江南元素进行了解析。

　　在关于地域文化写作的讨论中，厦门大学教授朱双一以余光中作品为例，阐述了地域文化对台湾文学的意义，认为台湾文学的乡土色彩并非台湾本省作家的“专利”。他列举了林海音之于北京文化、朱西宁之于齐鲁文化、司马中原之于两淮文化、罗兰之于燕赵文化、於梨华、琦君之于吴越文化、席慕蓉之于蒙古文化、谢冰莹之于湖湘文化等，说明台湾作家的创作与中华地域文化的血脉联系，由此认为，华文作家的中国认同是以对地理中国的想象以及地方情感的确立为标志的场所认同为前提的。

　　江苏社科院研究员陈辽论述了地域文化在江苏籍台湾作家作品中的呈现，认为江苏的独特地域文化给予江苏籍台湾作家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源远流长的江苏士风被段彩华、司马中原等作家发展成为外柔内刚的“独立文人”品格。二是江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的地域文化，在作家的作品中得到新的呈现。三是江苏地域文化中善于创新这一特色，在张晓风的历史剧创作、白先勇的小说及其对昆曲的创造性改编中，发展为新的独创。河海大学教授尉天骄则把江苏文化概括为“吴韵汉风”，认为过去的研究存在某种偏颇，对“吴韵”关注较多而对“汉风”研究较少，呼吁重视对“汉风”作家的研究。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学会秘书长凌鼎年介绍了自己对华文微型小说创作与地域文化关系的思考，提出要以系列微型小说的创作来反映中华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徐州师范大学教授寇立光则论述了华语电影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在研讨会上，海内外的学者对世界华文写作做了重点关注。杨松年以新加坡、槟城、吉隆坡为中心，从文学传播的角度考察城市间文学的流变。凭借大量史料特别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南洋华文报刊，论述了南洋地区华文传播的情况。他认为，文学传播媒体在城市间的传播，可以是多点多向的，接受城市由于环境、消费对象的不同，传播样式甚至会更为缤纷多姿。计红芳介绍了泰国华文文学的历史发展，对目前泰华写作的现状表示忧虑。朵拉、汪洋分别简要介绍了马来西亚和洛杉矶华文文学界的近期动态，带来了最新的海外华文文坛的信息。

　　广东社科院研究员许翼心对“三十而立”的华文文学研究进行了新的反思，指出把港台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相提并论已不合时宜，且世界华文文学在学科分类中面临一个尴尬：在不包含主体研究——中国大陆汉语文学的情况下，如何定位世界华文文学。他认为应遵循历史发展轨迹，把台港文学研究与世界华文文学分离，而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发展成为独立学科，并继续开展包括中国汉语文学在内的华文文学研究。《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编辑李良认为华文写作有很强的地域性，研究对象、主体也是如此。他提出，这种写作是否也可站在全球这一大区域上，可否视为提升华文研究可行性高度的一种策略，能否成为华文文学写作的可能性未来？

　　此外，杨学民论述了陈映真小说与《圣经》的关系，高侠解读了“站在中西文化语境交接地带”的严歌苓，韩斌生从百年中国文学史的角度论述余光中的成就，以及庄若江、方忠、曹惠民、司方维、李曙东、魏蓓等人的论文，也各有独到思考。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余光中诗歌朗诵会”，学生代表朗诵了《乡愁》《寻李白》等余光中诗歌名篇，余光中的即兴登台朗诵，将朗诵会推向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