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人的印象中，戚继光是抗倭立下奇功伟绩的民族英雄，他南平倭寇，北镇胡虏，创立的戚家军百战百胜，所撰写的兵书《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被喻为千古第一军事实操宝典，是当之无愧的伟大军事家。但真实的戚继光，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他不仅有武将之风，还有文官之才。套用现在的话说，他还是一位跨界文人──作为风沐儒雅的文化名士，他不仅善诗文，善书法，还善文，在各个不同时期，起草了大量呈报朝廷的秦疏和条议，撰写创作了大量“杂文”体裁的文章，包括散文和小说等；在文化领域，他也颇有成就。综观中国历史，他跟任何将帅比起来，都绝对称得上是名将堆里的博士后。

       过去，由于我们偏重宣扬他的抗倭事迹，而忽略了对他文化身份的研究。《山东省志》诸子名家系列丛书《戚继光志》，是一本研究戚继光很好的参考书，但由于当时客观条件限制，书中也没有单独介绍戚继光的诗作和文化艺术贡献，不能不说是种遗憾。好在这几年，人们越来越重视这块“短板”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正在逐步填平这方面的缺口。研究戚继光，不能缺少这一块，否则，我们就不能更为真切地走近和全面地评价这个重要的历史人物。

       应当说，戚继光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和伟大的民族英雄，而且还是古代兵儒文化结合的最完美、最具有代表性的兵书集大成者。书与剑伴随了他戎马一生。后人评价他说：“少保诗文，有《止止堂集》。其在浙则有《纪效新书》，在蓟则有《练兵实纪》，兵家奉为金科玉条，可以垂之百世者也。”这系世人对他允文允武、功绩彪炳的称赞。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晚明文化视阈下“武臣好文”的社会现象。本文侧重就戚继光文学作品和文化艺术贡献，粗略整理介绍如下，以飨读者。

       在明代中叶，以模拟抄袭古人为能事的诗风笼罩诗坛，戚继光的诗却独树一帜。他的诗歌，贯穿了爱国主义和杀敌报国的壮志豪情。2018年5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就引用了戚继光《望阙台》中两句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诗句：“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诗人的报国热血，仿佛凝结成浓厚的秋霜，染画成一幅绝美的壮卷。这首诗被搬上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栏目播出，影响极大──这歌声如同戚继光的声音，又回荡在神州大地上，这是传越时空的声音，他穿越了历史，找到了我们，和我们一起见证我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戚继光经典诗句很多，我们熟悉的就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男儿铁石志，总是报国心”，“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等等，这些撼人心魄的佳句，具有穿越时空、衔接现实的力量，引发古往今来许多热血男儿，矢志报国的情感共鸣，也向世人展示了一代民族英雄真实的思想境界。今天，当我们朗诵这些慷慨激昂的诗篇，仍可想见这位历史名将的雄风和英姿。

       戚继光文集《止止堂集》中的《横槊稿》，分为上、中、下三卷。中卷和下卷分别是赠序、祭文、誓文、墓志铭一类的应用文，而上卷则为诗歌，足见诗歌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为什么要把书名叫作《横槊稿》呢？这是因为“横槊”一词，出于苏轼《前赤壁赋》诗中──“酾酒临江，横槊赋诗。”横槊的意思就是指横持长矛或形容气概豪迈。这首诗，描写的是曹操作《观沧海》时的情形。戚继光以“横槊”作为书名，具有双层含义，不仅暗喻自已的武将身份，也自喻是文能执笔安天下的文才。应当说，他的诗文集，是他展示个人性格、思想学识、精神特质的渠道。这部文集中共收集有题名的250余首诗，是他晚年调任广东总兵官后，大量删拔后重新整理出来的──乃“复取《纪效新书》仇校，梓于军幕之中；及所撰《止止堂集》等书，亦得删拔其四五。”这些被删拔的近半数作品中，无疑也包括诗歌。据此，我们可以断言，这些删除的文章，绝非质量问题，而是鉴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自身处境，是不得已而为之，由于没有收录，这些作品，尤其是诗作早已经散失不存了，留下历史遗憾。

       戚继光现存的诗作中，抒情的居多，也有叙事诗。有学者做过详细分类，除咏景、咏物、抒情、怀古等诗外，交游诗作占了95首，涉及人物100多人，除与文官、武将唱和者居多外，还有不少与当地的山人、文士往来的诗作，也有僧侣、道士以及一般平民人等为对象的诗篇。这其中，他跟当时文坛领袖人物的交往诗最为醒目，反映出他与汪道昆和王世贞的诗剑之交。汪道昆官至兵部左侍郎，不仅是著名戏曲家，也是抗倭名将；王世贞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世贞亦尝贰兵部，天下称两司马。” 汪道昆和王世贞与张居正都为嘉靖二十四年（1547年）同年进士，其中王世贞与李攀龙、谢榛等人并称后七子，又与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同为四大家。李攀龙死后，王世贞独领文坛20年，声冠海内。明代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云：“至隆万间少保继光为蓟帅，时汪太函、王弇（音眼）州，并称其文采，遂俨然以风雅自命。幕客郭造卿辈，称之为元敬词宗先生，几与缙绅分道扬镳。”明清时的许多杰出文学家和诗人，如钱谦益、沈德潜、王世祯等人，都对他的诗歌给予了极高评价，其中王士祯把戚继光列入古今武将能诗的十一人之一：“宋沈庆之，梁曹景宗、北齐斛律金、高敖曹，唐王智兴、宋曹翰、岳飞，明郭定襄、汤绩、戚继光，凡十一人。” 《四库全书总目录提要》也盛赞他“继光有平倭功，当时推为名将，诗亦伉健，近燕赵之音。”评价甚高。

       毫不夸张地说，戚继光挥毫写下的每一首军旅诗篇，都彰显了我们民族精神的凛然风骨，至今仍打动着每一位读者的心灵。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他写的“戚家军军歌”：

            万人一心兮，群山可撼。

            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

            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

            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

            号令明兮，赏罚信。

            赴水火兮，敢迟留！

            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

            杀尽倭奴兮，复我神州。

       这首名为《凯歌》的军歌，是戚家军的军魂所系、军威所在，是戚家军冲锋的号角，更是戚家军胜利的凯歌。明嘉靖四十一年，戚家军攻克横屿，凯旋回师。他和全军将士一同赏月，当时军中无酒，戚将军即席口述《凯歌》一首，教全军将士一起唱歌，以歌代酒，激励士气。这首歌词收录在《横槊稿》中，自序道：“清秋报夕，皷角初严，余集吏士数百人于庭，摭其实素，口授〈凯歌〉一章，使众士歌之，而节以皷音。一唱三和，声震林木；兴逸起舞，上下同情。抵掌待旦，浩然南征。遂书壁以纪岁月。”

       有人说，戚继光所处的16世纪，西方的古典音乐正在起步，他能用“现代曲式架构”，写出动感的进行曲《凯歌》传世，岂不伟哉！据考证，这首军歌是中国历史上见于史册的最早军歌。有人拿这首歌词和岳飞的《满江红》作比较，认为它远不及《满江红》出名，我认为这种比较是不恰当的。《凯歌》词掷地有声，简洁明了，它将团结忠义，兵将融洽，军纪严明，赏罚分明以及保家卫国的责任完美地结合，唱出了古代军人的气势。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实为佳作。歌词虽辞藻朴实但气吞山河，这雄视八方的威风，辟地千里的气概，表现了戚继光激励将士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和理想人格的塑造；表现了面对侵略者，戚继光和全体将士誓死捍卫国家安全，以及面对困难毫不退缩的坚强意志。我在电视剧里听过这首战歌，也在短视频上听过武警男声合唱团唱过，每每听过，都让人热血沸腾，心中唤起彻骨的震撼。应当说，这首军歌和岳飞的《满江红》一样，都是豪情万丈、光耀千古的佳作。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戚继光巧妙利用“密码诗”击败倭寇，解救被掳百姓三千余人的故事。嘉靖四十一年（1662年），倭寇得知戚继光率军回到浙江后，再次卷土重来侵扰福建，并且截获广东总兵刘显军中书信情报，伪造书信混进城里，一举攻占了兴化府城（今福建莆田）。明政府急忙提升俞大猷为福建总兵，起用谭伦为福建巡抚，并令戚继光率军由浙入闽剿倭。接到命令的戚继光，急需在第一时间与福建的谭伦和俞大猷取得联系。但当时的倭寇奸诈狡猾，鉴于倭寇伪造书信混进城里的惨痛教训，怎样才能把书信安全送到谭伦等人手中，成了戚继光心头的大事。他苦思冥想，计上心头，写了两首诗，一首是：“柳边求气低，波他争日时。莺蒙语出喜，打掌与君和。”另一首是：“春花香，秋花开，嘉宾欢歌须金杯，孤灯光辉烧银缸。之东郊，过西桥，鸡声催初天，奇梅歪遮沟。”他命人将一封整篇为数字的信件，分别送到福建谭伦和俞大猷手中。早已熟知戚继光“密码”思路的谭伦和俞大猷，他们收到信件后喜出望外，开始紧锣密鼓的部署，等待戚家军的到来。1563年4月，戚继光率军抵达兴化城东，作为中路军主攻，与当时福建的各路明军一起配合，一举歼灭了长期盘踞在许厝一带的倭寇，救出被掳百姓三千多人。

       只有数字的信函与这两首诗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戚继光用这两首诗，创造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用于军事情报的“反切码”。他取第一首诗上的十五个字的声母，以此编号1到15；取第二首诗上的三十六个字的韵母，以此编号1到36；再将当时的八种声调依次编上1到8的号码，这样就形成了完整的反切码体系。比如数字5-25-2，切出来就是“敌”字。因此，即使这些书信落到倭寇手中，他们也一定想不到这样一堆数字是用于军事联络的信函。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密码的国家，而最难破解的“密电码”，正是戚继光发明的。他还专门编写了一本《八音字义便览》，作为训练情报人员、通信兵的教材，为中国乃至世界军事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现代密码使用的鼻祖。

       戚继光不仅擅诗，也擅长散（杂）文，甚至还写过小说，反映出他不仅是一位杰出诗人，也是一位文化大佬。上面我们提到，诗文写作构成了戚继光业余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些诗成为他个人思想的传播载体，用现代观点看，具有审美价值、社交价值和史料价值。但综观戚继光一生所著所写，其文章内容十分丰富且多样，所著《横槊稿》中篇主要是序类、纪事、墓志铭等日常行文，下篇主要是祭文、告文、盟誓文；所著《愚愚稿》上卷主要是经解、铭文、解题一类的文章，其儒学思想学养，也主要体現其中，记录了他践行“知行合一”的深切体悟，也是他对儒家修身致世纲領条目思想所作的解析和诠释。他的老部将李超、胡守仁都曾说过：《愚愚稿》“尽皆谈兵秘诀，治心做好人龟鉴”。特別是《愚愚稿》上卷中的《〈大学〉经解》《〈武经七书〉摘題》《策问》等几个部分，是他以兵家视角对《大学》（不仅限于《大学》）这一儒家经典著作学习的心得体会。下篇主要是短篇小说和杂论，前者记录了亲历或耳闻的罕见奇事，含阴鸷神怪的色彩，内容驳杂，篇幅较短，非一时一地之，具有鲜明的神怪色彩和道德批判倾向，这不仅与明代后期社会出现较大转变有极大关系，也有其内在的原因，不管是他利用因果报应规劝人们向善，还是从宗教的角度来方便管理军队，均是他基于现实的需求进行的文学创作。

       有学者认为，明代无一人能在战功卓著和文学成就上超越戚继光，这个评价，一点都不为过。军事贡献暂且不说，就讲他的文化贡献，也是功不可没。如果说，戚继光为古代文学和宗教典籍的传世做出了积极贡献，一些人一定觉得闻所未闻。但史实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事实，绝对不是胡编乱说。嘉靖四十五年，戚继光就与福建道监察御史胡维新主持刊刻宋代文学总集《文苑英华》。有人讲，那只是得到他和巡抚徐泽民的赞助，这种表述是极不严肃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万明先生就明确说过，“自宋编辑以来，总共只刊刻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南宋宁宗嘉泰元年至四年（1201——1204年）的周必大江西刻本，第二次就是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至穆宗隆庆元年（1566——1567）胡维新、戚继光刻本。今有明隆庆元年胡维新、戚继光刻本，隆庆六年、万历六年、三十六年递修本传世。这部古代文学总集，幸赖明版得以完整保存下来。”

       我查阅过相关资料，《文苑英华》是北宋四大部书之一，古代汉族诗文总集。收文上起南朝梁末，下迄五代，以唐代作品为多，收录2200人的约2万篇作品，分赋、诗等38类，各类中又分若干门目。胡维新、戚继光刻本，这是自宋代编辑完毕后的第二次刊刻，明隆庆元年（1567年）正式出版。隆庆朝只有6年，传世善本极少，《文苑英华》刻本十分罕见。这是现存最早的完整本，后人的各种翻印本多出自此本，也是《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影印本的祖本。该书于2009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国家珍贵古籍善本。

       另外，戚继光还主持刊刻了不少佛经，万明先生就说至少有五部之多：《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维摩诘所说经》六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四卷；四是《楞严经》四卷；《大佛顶如来密因修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会解》十卷。

       这里，我们再插一段史料，大家都知道明代海防巨著《筹海图编》，许多人都一直认为，这本书是总督胡宗宪辑议的，但其实上，这部书的实际编纂者却是明代军事家、测绘家郑若曾。现在史料越来越清楚，这部书是在胡宗宪倡导下，戚继光、谭纶、俞大猷、归有光等人都参与了此书的增补、编辑和校订工作。可以说，它凝结了抗倭英雄们的集体智慧，达到了近代以前中国海防研究的最高水平。需要说明的是，《筹海图编》中，还收录了戚继光《纪效新书》等兵书的内容。现在百科上也说：《筹海图编》共十三卷，由郑若曾、邵芳绘图并撰写，胡宗宪亲自担任总编审定，得到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等人鼎力支持 。成书于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阅览室有是年初刊本。这是符合史实的描述。

       戚继光在中晚年，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成功把自己塑造和确立了文人（儒生）与武将的双重身份。他写诗为文，与文人交；他横戈立马，与将士交；他纵情山水，与隐者交。他还与佛结缘，与佛家交。他与佛教相关的活动事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与僧侣人士有交往；二是参与修建佛塔；三是刻经。四是参与佛事活动。汪道昆弟弟汪道贯在所著《仲淹掌录》就有明确记载：“元敬至歙居千秋里，欢饮数月，同建肇林禅堂。请峨眉僧晓公举圆通忏，为薰修礼拜威仪。开忏之日，拈香膜拜者近万人，一时传为盛事。”

       戚继光虽不以书法名世，但其书法极富个性，非一般书家能比。无论是山西省博物馆珍藏的《送李小山归蓬莱诗》行书作品，还是台北胜大庄美术馆展出的“明戚继光楷书长卷（建德珍藏）”作品，无论是他在南方抗倭时所留下来的题刻遗迹，还是他在镇守北方重镇时的各类题刻，其书法造诣都得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尤其行书体势开张、气势奔放，用笔长枪大戟，深受黄庭坚书风影响，透露出他内心的沉静与刚毅，而棱角分明的粗线条，也勾画出他不受拘束的英雄气概。民国书法大家于右任先生，不仅喜欢戚继光的诗，常手书赠送好友，还非常喜欢戚继光的书法，他集历代名家墨宝编著而成的《标准草书千字文》里，就收集了戚继光写的“树＂字，并注释道：“戚继光—明代名臣墨宝。”近几年辽宁省档案馆发现明代档案中，有许多戚继光批语手迹，极为罕见，弥补了戚继光墨迹少的不足，不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对研究戚继光的书法艺术，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我们在谈论戚继光文化身份的时候，还有个重要历史人物绕不过去，那就是他和《西游记》吴承恩的交际，虽然这方面的史料太少，网络上即便有，也是零零散散，我们只能窥视一斑，但我们还是能拨开历史迷雾，发现真相。

       事情还要从沈坤这个人说起。沈坤是嘉靖二十年中进士一甲第一名，钦赐状元及第，他也是吴承恩的好友加儿女亲家。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的沈坤，辞官回家为母守丧的时候，正巧有倭寇侵犯淮安，他听闻后，就和吴承恩召集两千多名乡勇抗击倭寇，但这种行为属于私募乡兵，属不忌。抗倭虽然获胜了，但他却被人诬陷“私自团练乡勇，图谋背叛朝廷”被捕下狱，死于狱中。吴承恩因无官无职，又是谋士，幸免于难。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小股倭寇深入明朝腹地，袭扰南京。吴承恩写信给负责抗倭的总督胡宗宪要求投笔从戎，参军抗倭，后被胡宗宪委任长兴县丞，时归有光任县令。因归有光是戚继光好友，在长兴县这段时间，吴承恩寄趣于诗酒之间，和嘉靖状元沈坤，诗人徐中行有往来，也正是这段，他也最有可能跟时任参将的戚继光有接触。网传，戚继光操练“猴兵”抗倭，对吴承恩塑造“孙悟空”这个角色就很有启发。但好景不长，到了第二年春节，归有光离职进京去朝拜穆宗皇帝时，有人趁机污陷吴承恩“贪赃枉法”，被关进了大牢，多亏长徐中行上下疏通，多方申辩，加上查无贪赃实据，才把吴承恩无罪释放。隆庆三年，朝廷给吴承恩补了一个“判府纪善”虚职，让他京城上任。徐中行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做过云南参议、福建按察使、江西左布政使等职，他也是是戚继光好友，吴承恩去京办理入职手续后，经徐中行推荐，专门去拜访蓟镇总兵营的戚继光。这断史料是符合实情的，当时蓟镇总兵营已成为南北文化集结地之一，戚继光在戎马倥偬中进行了多项文化活动，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游圈，此时身处京师的吴承恩，地位卑微，生活拮据，去拜访在浙时就认识的戚继光是合情合理的。

       我在公众号上看到一篇题为《吴承恩写“西游记”之时，对异乡情调的取材大多来自这个北方城市》的文章，作者是“孙行者拾光”。他在文中写道：“彼时，屡试不第的吴承恩宦海之梦已灭，追随戚继光的踪迹也到了天津，并游历了天津蓟县的盘山。盘山的风景迷住了他，对他创作产生了至深的影响，尤其在他看到盘山一处处自然景观后，孙悟空随唐僧取经前的章回便构思而成。”这段话的真实性，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但民间传说，我们又怎能断然说它子虚乌有呢？更有意思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是如何促进传统武侠小说发展的？”文中写道：“在嘉靖之前，中国古代有关‘侠客’的小说，基本是没什么招数可谈的……但在《纪效新书》之后，这件事似乎有所改观——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纪效新书》吗？抄吧。比如在《西游记》里有一个火德星君，他的法器是‘火龙火马、火鸦火鼠、火刀火枪、火弓火箭……’这些火器，恰恰是《纪效新书》中戚继光抗击倭寇过程中发明并使用过的武器。在《西游记》三十一回，孙悟空大战化身为宝象国驸马的奎木狼时，打斗中猴哥与奎木狼大战五六十回合不分胜负，于是猴哥开始卖破绽：好猴王，双手举棍，使一个高探马的势子。那怪不识是计，见有空儿，舞着宝刀，径奔下三路砍。一招见效，奎木狼不敌败走。而让猴哥获胜的武功‘高探马’，则正是源于戚继光的《拳经捷要篇》。” 这些文章，都给我们研究戚继光和吴承恩之间的交往，以及戚继光对吴承恩《西游记》写作所产生的影响，打开了新视角，应该引起我们重视。

       戚继光对文化层面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掉上面提到的内容外，还有他还丰富了中国武术理论体系，其武术文化已成为中华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或许没想到的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成语和词汇，竟然也是戚继光的发明，比如成语“马上房子”，词汇“操场”，“稍息”、“立正”等等，这些也是构成戚继光文化身份的重要内容，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