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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慧明:孔子走上神坛的理由
    • 作者:王慧明 更新时间:2025-01-07 07:45:16 来源:原创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16486


    说起孔子,总难免有一种悲切情愫萦绕心头。有一种悲哀,叫英雄末路;有一种痛苦,叫壮志未酬。他痛而不言,是沉默,是历练,是直面的勇气;他笑而不语,是成长,是坦然,是淡定的大气。他一腔的热血都付诸东流,一身的壮志都蹉跎成空。在登上神坛之前,他就像窗外的那一场雨,雨有多滂沱,他就有多孤独;雨有多绵长,他就有多无助。所有的慷慨长歌,所有的繁华绮丽,所有的缠绵入骨,所有的悲愤沉郁,都隐没在那缠绵的雨声里,漫长得像滚滚东逝水,短暂得像他站在泗水边发出的一声叹息。

    说起人们赞誉的孔子,我会想起杜甫“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想起刘禹锡“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的豪情;想起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报负;还想起了陆游“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情怀。在我看来,他应该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者始终在流浪。为了理想,他刻苦学习,增长本领;为了理想,他周游列国,渴望任用。期间,他“畏于匡、困于蔡、厄于陈,累累若丧家之犬”(《论语.宪问》)在匡地被围困,在蔡国被囚禁,在陈国又遭困厄,像一条丧家犬那样,无家可归,在任何困厄的窘态下,他总是乐观向上,矢志不渝,意志坚定,完美塑造了一个初民社会贵族的君子形象。

    孔子的一生是含辛茹苦、波澜壮阔的。他既是一位教书育人的老师,也是一位离家出走的丈夫;既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叔,也是一位悲情的知识分子;既是一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政治家,也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千古圣人。在他经历的很多事情中,人们颇感兴趣的,也许是其率弟子周游列国,第二次来到卫国,见到风姿绰约的美女南子时的情景。据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chī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托言推辞一番,最后还是去见了南子。会见时,南子站在葛细布做的帷幕里面,孔子进了门,向北跪拜行礼,南子在帷幕里面回拜答礼,身上的佩玉首饰发出了清脆的响声。写到这里,司马迁不接着往下写了。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种“春秋笔法”,让“子见南子”的情境成为千古之谜,也带给了人们无限的遐想。

    春秋笔法,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法和技巧,也是一种使用语言的艺术。孔子编纂《春秋》时,对当时一些重大的、不好定论的史实,只作叙述,不作评论,有时暗含褒贬,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子见南子”引起了弟子子路的不悦。孔子解释说,我本来是不想去见她的,但既然不得已去见了,就得以礼相待。我要是对她有什么非分想法的话,就让天厌弃我,就让天厌弃我。一个月后,卫灵公和南子同坐一辆车出宫门,侍臣雍渠陪伴在旁边,孔子坐第二部车子跟在后面,从街市上经过。孔子感慨地说,我没见过爱慕德行就像爱慕美色一样的人。他对在卫国的情况感到失望,就带弟子离开这里,往曹国去了。

    南子长得非常漂亮:“粉白黛黑,施芳泽只”(《楚辞.大招》)在脸上搽粉使脸更白,画眉毛使眉毛更黑,施展出各种香气和润泽,使面容更加美丽动人。卫灵公比南子大30多岁。她在少女时代与堂兄暗通私情;出嫁后,又与卫灵公的属下大臣弥子瑕勾搭成奸。“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盐铁论.论儒》)子瑕是一个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孔子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直接指责他,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不正直。这反映了孔子在处理政治和人际关系时的复杂心态,一方面坚持原则,一方面也会策略地去处理一些人和事。

    1929年6月8日,位于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公演由林语堂编写的话剧《子见南子》。演出者认为,此剧有反封建意图,但战斗性不强。于是剧本进行修改,增加了反对孔府的内容,使之成为既具有反对旧礼教的战斗性,又具有对孔子行为进行讽刺的喜剧性。孤男寡女同处一室,再加上孔子离家多年,于是,二人便上演了一段香艳的激情戏。剧中的南子演唱了表达男女偷情的《诗经.鄘yōng风.桑中》:“爱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到哪儿去采女萝?到那卫国的沫乡。我的心中在想谁?漂亮大姐她姓姜。约我等待在桑中,邀我相会在上宫,送我远到淇水旁。剧中的孔子为南子的娇艳美色所动,被迷得神魂颠倒。

    《子见南子》演出后,引起孔氏家族族长孔传堉yù的不满。以孔氏家族的名义,控告校长宋还吾污辱孔子。该校演出的组织者---教导主任王祝晨,以宋还吾和个人的名义,发表文章予以驳斥。第二师范学校学生会,通电全国披露真相,得到以鲁迅为首的全国各地进步人士的声援,中外报刊纷纷报导,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大事件,最终以该校校长宋还吾被免职而收场。

    有的人总希望孔子和南子之间能发生点什么,好看圣人的笑话。但我认为,孔子应该是清白的,和南子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他生活的年代正值春秋时期,周王室对四方诸侯控制力减弱,各方诸侯纷争不断。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思想,崇尚和平,迫切希望各诸侯国恢复周礼,以周礼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然而丰满的理想终究敌不过冰冷的现实,各诸侯国中,没有哪一个国君去任用孔子。心灰意冷之下,孔子回到鲁国开始教书育人,整理文化典籍,儒家文化开始成形。

    在孔子去世后的300多年里,除了儒家弟子,没有谁把他看作圣人。随着周王朝的灭亡,社会并没有回到孔子所期望的那样,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统治退出了历史舞台。此时,各家的学说也很活跃,但直到汉武帝之前,一直是兵家和法家占据主导地位,毕竟要变法和打仗,需要有系统的学说来提供理论支持。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各类学说的传播更是困难重重。即便是西汉初年,也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占据了主导地位。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上了一本《举贤良对策》的奏章,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儒家思想从此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取得了正统地位。

    董仲舒还写了一本叫《春秋繁露》的书,把孔子著述《春秋》,说成是上天的意志。《春秋》中反对或者讥讽的事,上天就会用灾害或异常的气象进行惩罚。其中记录的一些自然灾害,就是以此来反映各国国君犯下的罪恶。孔子的思想成了“天意”,孔子自然也就被神化了。而神化的结果,就是为己所用。他说:“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帝王的行为如果与天意相合,就能大治,否则就会大乱。这就是他的“天人感应”学说。把以民为本,变成了以天为本,再后来又变成了以帝王为本。这与孔子的思想是大相径庭的。孔子是不谈鬼神,不测天意的。“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述而》)孔子看到竟有人这样歪曲他的学说,一定会很着急的。但着急又有什么用?又不能起死回生,也只能任由他去了。

    司马迁在孔子走上神坛的过程中,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在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把孔子提高到与王侯同等的地位,写了《孔子世家》篇,在“言六艺者”中,称孔子为“至圣”,是至高无上的圣人。这与孔子的意愿也是相违背的。孔子自己并不想当什么圣人,他曾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他不敢自称为圣人和仁人,只是不断努力追求“圣”与“仁”的境界,教导别人不知疲倦,但不敢说自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论语.述而》)他还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圣人,我不可能看见了;能看见君子,就可以了。

    自汉武帝开始,中国历史上最长的造神运动,也从此拉开了帷幕。儒家学说也逐渐偏离了孔子原来的本意,统治者各取所需,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历代皇帝开始了对孔子进行加封,并将大量的土地田产赐给孔子后人。汉平帝刘衍追封孔子为“公爵”,称“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于改称孔子为“文圣尼公”;北周静帝恢复孔子“公爵”的册封,号“邹国公”;隋文帝杨坚开皇元年,称尊孔子为“先师尼父”;唐太宗李世民称孔子为“先圣”,后又改成“宣父”;唐高宗李治称孔子为“太师”;武则天执政时恢复“公爵”,改号“隆道公”;唐玄宗李隆基加封孔子为“王爵”,谥号“文宣”,称“文宣王”;宋真宗赵恒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又改称“至圣文宣王”;元武宗孛bèi儿只斤.海山加封孔子为“大圣先师”;清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后又复称“至圣先师”。至此,孔子完成了走上神坛的整个过程。

    南宋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九十三中的一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让孔子从神坛更上一层楼。如果没有孔子,人类将永远生活在漫长的黑夜中。是孔子的思想,像早晨升起的太阳一般,拨开层层迷雾,开启了人们的心智,照亮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朱熹说,孔子之后再无圣人,因为周朝以后“气薄”,上天元气不足,出不了圣人,他把孔子的儒学,改造成了道德神学,成为神权和王权合法性的依据。到了明清,以“八股”取士,天下读书人如果不把这奉为天条,是没有出路的。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曾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的人们,捧起来的。

    但被人们捧也得有相应的资本。孔子的资本是什么?他曾经“梦里不知身是客”(李煜《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也曾经“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李白《静夜思》);曾经“大鹏一日同风起”(李白《上李邕yōng》),也曾经“中天催兮力不济”(李白《临终歌》);曾经“春风得意马蹄疾”(孟郊《登科后》),也曾经“过尽千帆皆不是”(温庭筠《望江南》);曾经“白发催年老”(孟浩然《岁暮归南山》),也曾经“流光容易把人抛”(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曾经“相逢意气为君饮”(王维《少年行四首》其一),也曾经“十千斗酒不知贵”(权德舆《放歌行》);曾经立下鸿鹄志,也曾经因风入青云;曾经心之所向,素履以往,也曾经生如逆旅,一苇以航。人们都希望所有的付出都不被辜负,所有的期待都花团锦簇。这一点,孔子做到了。他厚积薄发,走上神坛的最大资本,就是编撰了《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

    孔子编撰“六经”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他对此的概述是:“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进入一个国家,可以了解其对国民教化的情况,如果民众为人处世温柔厚道,一定是《诗》教化的结果。如果是开明通达、博古通今,那就是受了《书》的教化。如果是心胸舒畅、轻松和善,那就是受到了《乐》的教化。如果是清静精明、细致入微,那就是受了《易》的教化。如果是谦恭辞让、庄重严肃,那就 是受了《礼》的教化。如果是善于辞令、议论是非,那就是受了《春 秋》的教化。

    孔子对“六经”又进一步进行了阐释:如果为人温和柔顺、纯朴忠厚而又不愚钝,那就是深刻地理解了《诗》;开明通达、博古通今 而又不浮夸,那就是深刻地理解了《书》;心胸舒畅、轻松和善而又不奢侈,那就是深刻地理解了《乐》;清静精明、细致入微而又不害正道,那就是深刻地理解了《易》;谦恭辞让、庄重严肃而又不烦琐,那就是深刻地理解了《礼》;善于辞令、议论是非而又不混乱,那就是深刻地理解了《春秋》。(《礼记.经解》)具体来说,也就是,《诗》,教人温和宽厚,若不当,则易使人陷于愚痴,怒而不断;《书》,教人通博古书,若不当,则易言过其实,见识短浅;《乐》,教人爽朗快乐,若不当,则易骄奢淫逸,败家亡国;《易》,使人清净细心,若不当,容易心存害意,伤人伤己;《礼》,教人谦逊庄重,若不当,则易落入繁琐,有伤大体;《春秋》,教人善其文辞,若不当,则易引发混乱,民不聊生。

    孔子对“六经”的编撰整理,是非常了不起的大事。他所处的时代,“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春秋》),王纲坠弛,礼崩乐坏。由于社会政治的动荡而导致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子家语.辩物》)天子丧失了自己的职守,官守的学术散落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所处之地。这就造成孔子所能访求到的文化典籍与历史文献,是散乱杂芜、残缺不全的。特别是夏商两代年代久远,更令孔子感到遗憾。他曾叹惜地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孔子能够讲述夏朝的礼制,但杞国(夏朝的后代)不足以用来验证他所讲的夏礼。同样,商朝的礼制孔子也能讲述,但宋国(商朝的后代)也不足以用来验证他所讲的殷礼。原因是杞国和宋国的文献和贤人不足,没有足够的资料来支持。

    从30岁开始,孔子就一边教学,一边着手搜集、整理、保存古代典籍。晚年回到鲁国后,更是将主要精力放在抢救夏商周三代文化典籍上面。虽然像周公那样辅佐成王创建一个新天下的理想无法实现了,虽然那个创建了周朝典章礼制的周公,再也没有来到他的梦中,但是“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周文化,却还是那样令孔子心驰神往。《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最终还是被系统地编纂了出来。正是这项工作,奠定了孔子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即使不被推上神坛,其地位也是无与伦比、无可替代的。

    孔子把这“六经”用在治理国家上,也是很成功的。他高瞻远瞩地提出仁政德治的主张,强调要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既要用道德和礼制去教育引导百姓,又要用政令和刑罚来规范百姓的行为。

    孔子之所以能成为圣人,还在于哲学上,他作的《易传》,把《易》的占卜功能转到了《易》的道德层面;在文学上,他整理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教育上,他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人学校。开设的“礼”、“乐”、“射”、“御”、“书”、“数”六门课程,都是根据当时社会发展需要设置的,培养了一大批能文能武、德才兼备的国家栋梁之才。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几千年过去了,至今无人超越。

    孔子的一生,是自强不息、拼搏奋斗的一生。但让他无奈的是,“天下无道,莫能宗予”(《史记.孔子世家》)。这个世界失去秩序已经很久了,没有人能理解我的理想。尽管当年曾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充满“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的自信,洋溢着“天生德予”(《论语.述而》)与“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的历史使命感,但在现实中却处处碰壁。而在不知不觉中,他发现自己已经老了,快到了生命的尽头。“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曳yè杖歌》)泰山快要崩坍tān了吧,梁木快要毁坏了吧,哲人快要凋零了吧!这也是他对自己的一个评价。他本想用自己的本领去“兼济天下”,重建东周社会的,可是上天不给他这个机会。他不想成为神,他更喜欢人世间的生活。

    但不管怎样,孔子仁德的灵魂以及兼济天下、不屈不挠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座巍峨的山峰,一根擎天的巨柱。在夏商周那样的崇神世界中,他发现了人格美以及社会制度的美,把人的个体需求,同社会的伦理道德有机结合起来。正像老子把人还给自然一样,孔子把人还给了社会。主张用“中庸”的思维方式,以“礼”来治国,建立起一个有道德、有秩序的和谐社会。他最终能成为圣人,走上神坛,也是当之无愧的。“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不是孔子,又有谁能担得起这个称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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