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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晨,山村炊烟缭绕,田野的沃壤涂抹了一层白霜。几只麻雀在树叶凋谢精光的苦楝树上跳跃,不停地啄着残果。一位满脸皱纹,皮肤黝黑,牙齿发黄的老农,头裹着羊毛巾,身穿对开衣褂,腰系着白布带,脚穿黑布鞋,打着背手,握着竹制的烟斗,在田埂上来回转悠,思忖着来年的耕作,眼前浮现秋收的情景,脸上流露出满足的憨笑……
这是乡村田垄里常有的镜头。那位老头的身影,也许是我们的爷爷,也许是我们的伯父和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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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初,老农的爷爷,挑着一担箩筐,从中原一路逃荒,来到赣西落户。箩筐就是老农爷爷的“家”,一头装着锅碗瓢盆,一头装着嗷嗷待哺的两岁儿子。老农的爷爷没有一分土地,在地保的介绍下,来到村里的地主家当长工。老农的爷爷早出晚归地替东家干活,在异乡的土地上刨食,养活着自己和儿子。
春雨中,老农的爷爷佝偻着背,埋着头颅,吃力地拉着犁铧,在田里翻耕,绳索深深地勒入赤红的肩坎,雨水搅和汗水浇灌着每一寸土地。秋天,老农的爷爷弯着腰,撸起裤腿,在干旱的稻田收割,粗糙的手不停挥舞,机械地割禾、脱谷……收获的谷子,满满的十几担箩筐,却不能往自家挑。汗水从田埂一直洒向地主家的大院,过称后入仓。完了,东家要他和其他的下人一起用餐,粗茶淡饭图个半饱。年终,东家还会打发几个工钱给养家糊口。有次,老农的爷爷遇到一位算命先生,两个铜板算一次命。因算命先生说的是方言,他听得太懂,只知一句“几代命中“缺土”,注定无根飘泊”的话。老农的爷爷服了。因而,农活再累,生活再苦,老农的爷爷都没有一丝怨言,不怪别人,只怪自己的“八字”不好。只有给东家打长工,赚点口粮来养活衣不蔽体的一家老小。
几年过去了,日子虽是过得艰难,却也安稳下来。1927年,从湖南方向来了许多穿着杂七杂八的兵,据说是毛委员的秋收起义的部队,是穷人的队伍——工农红军。队伍进村驻扎后,很快发动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东家很有钱,儿子又是国民党的军官,红军把他抓了起来。公审大会后,东家被红军戴上纸扎的高帽子,五法大绑上街游行后,拉到村里的后山上枪毙了。东家的土地、地契都分给了村里的贫农。老农的爷爷也分了两亩好田地。起初,老农的爷爷不肯,也不敢要。东家的土地,怎么可以要呢?不是落井下石,忘恩负义吗?毕竟是东家接纳了自己呀?东家的儿子能不记仇吗?后来,红军干部跟他讲了很多道理,什么是“阶级”呀?什么是“剥削”呀?穷人一辈子劳动为什么穷?地主一辈子清闲为什么富呀,等等。老农的爷爷听了后,觉得似乎有些道理。自己穷,并非命不好,而是没有土地。土地应该是种田人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才是天理。于是,老农的爷爷积极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带着雇农们对东家进行清算。并当选为苏维埃主席。可惜没几年的时间,白军大规模反攻,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去了很远的地方。老农的爷爷怕了东家报复,丢下了一家老小,跟着红军走了。东家的儿子又带着还乡团回来了。对村民们说:“谁拿了我的给我拿回来,谁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土地,又回到了东家的手上。老农的父亲替老农的爷爷受过,要跟东家无偿地打三年长工来尝还东家的田租,不然就要送衙门。于是,老农的父亲又重复着春上耕耘,秋季交租的人生。不久,有从部队逃回来的人告诉老农的父亲,老农的爷爷牺牲在长征路上。死后,怀里还揣着一包故乡的泥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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眨眼到了四十年代末,闭塞的小村,又忽然来了许多北方的军队和难下的干部,东家的儿子带军队逃到了台湾。村里又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划成分的运动,老农的儿子划为雇农和革命烈属。工作队把东家的两亩地分给了老农的父亲,老农的父亲怎么也不肯要了。没有带“土”的命呀,要不得别人的土地哦。可是,土地的诱惑实在太大。后来,南下干部说:国民党彻底失败了,要相信共产党,剥削你的那个东家永远回不来了。烈士的家属,要带头分田。最终,老农的父亲还是把土地接了下来。心里想,就当是替东家“代管”吧。
一年过去了,东家的儿子真的没有回来。老农的父亲终于放心了,跟着工作队干了起来,在村里当上了农会主席。本来,老农的父亲表现积极一点,完全可以当上共产党的脱产干部,可老农的父亲偏偏不喜欢政治,不喜欢人斗人,喜欢的是种地,喜欢侍弄庄稼。最终,他被免去了农会主席,还被批为“政治觉悟低,小农意识很强”的人。老农的父亲觉得也好,这样可以一心一意地种自己的地了。种自家的地,干自己干活,悠闲自在。老农的父亲勤奋侍侯土地,迎来的几个丰收年。年年卖余粮,家境逐渐好了起来。解放后的第四年,老农的父亲盖上了一栋新瓦房。那年,春节的对联写着:“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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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进入五十年代中期,上级又号召成立互助组,接着成立高级社,老农父亲的土地和农具又按照政策作价后入股给了社里。春种时,村民们一起卖力干活。秋收时,按人口多少和入股多少计算分红。后来,到了五十年代末,高级社改成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开展“大跃进”运动。土地是大队的,收获的粮食是公社的,农民们集中在大食堂吃饭,也不要化钱。
老农的父亲开始积极拥护这种改革,共产主义谁不向往呢?后来,看到农民们干活偷懒,土地里的粮食被糟蹋,没有人管,心疼起来,怀疑班大食堂的做法是否切合实际。上级年年要求农村粮食产量必须按高产上报。报高产的地方插“红旗”受表扬,报地产的地方插“白旗”挨批评。公社和大队的干部怕了挨批评,又虚报产量,把收割的粮食堆放一块,迎接上级的检查。老农的父亲说:虚报产量手表扬会害死农民,浪费粮食会会遭报应的。他的话不巧被公社的一位领导听到,狠狠批评了一顿,要不是老农的爷爷是革命烈士,肯定要划为“四类分子”接受批斗。不久的日子,大自然真的报应了,大地闹了三年旱灾。天不下雨,土地干裂,不产粮食。大队积囤的粮食吃光了,大家开始喝稀饭,喝米汤,吃红薯根。后来,能吃的东西都吃了个精光。饥荒袭来,村里有人饥饿得不行,吃树皮,吃观音土,吃得面黄饥饿瘦,肚子涨得拉不出屎,体质差的人得了浮肿病,干不了活。接着,到处传来饿死人的消息。老农的父亲,终于也撑不住了,饥饿得生病。一个寒冬的早晨,留下了妻子和三个骨瘦如柴的儿女,独自悄悄地走了。那年,老农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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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农的父亲死后,老农也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中央发现农村经济体制有问题后,又推行了一段时间的“三自一包”的政策,土地又分到了老农的手上,产量有些增加。可惜,只收成了两年,上级下了红头文件批判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做法。1966年,全国开展了“学大寨运动”,提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大力割资本主义尾巴。工作组又把土地收回了大队,坚持集体生产,上缴公粮后,留下大队公积,剩下的是自己吃的余粮。
大队长分配村民干农活,有文化的人做会计记工分,队里秋后算帐,按累计工分分红。老农肯卖力,干活下力气,年年是劳动模范。这样的方式,勉强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可是后来,上级又开始号召生产要“跨黄河(亩产六百斤),过长江(亩产八百斤)。当时,科学种田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亩产粮食实际只有四百斤左右。加上,年轻的大队干部又不肯带头吃苦干活,天天搞阶级斗争,日夜召开批斗会。有时,大队长敲了出工的钟后,自己躲在家里睡大觉,要社员出工干活。村民都心知肚明,谁也不敢说。老农想,这不又和爷爷和父亲跟东家干活一样的吗?不过,毕竟当家做主了,村民们也可跟着村干部偷懒,忙自己的活光膀子干,忙大队的活穿棉袄干,磨洋功呢。
这样折腾几年,土地收成又不好了,产量越来越低。好在没有天灾,不然又要重演1958年的灾难。老农的心里深深担忧,却又无可奈何。天上乌云翻滚,急风暴雨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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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入了八十年代中期,太阳又照耀在红土地上。党中央在1982年下发了个“一号”红头文件。农村又开始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土地虽然属于集体的,但分配到个人栽种。交了不多公粮后,余粮就是自家的,不需要大队干部管了。这下可好了,谁种地的能耐好,谁的收益就大,极大地调动了村民的劳动积极性。老农凭着体力和父亲教会的农活,带这老伴、儿女起早摸黑地干,春播秋收,年年丰收。种粮、栽菜,养鸡、养猪,多了吃不完,送到市场上去销售,家里的日子渐渐富裕起来。
进入新世纪后,老农更加悠闲。这年,树上的喜鹊也叫得格外的欢快。上级通知开会,宣布农民种地不要交公粮了,政府还按种植面积多少给予相应的补贴。农民的日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农哭了,想起自己的爷爷和父亲。要是他们能看到今天的光景,该是多么地幸福呀!那年春节,老农带着子女恭敬祭祀祖宗,放了一箩筐大鞭炮,大门的春联写道:“国家政策好,百姓生活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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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穷的还是农村,最苦的还是农民。农村体制改革带来好日子才刚刚开始,政府又开始大量征用土地,搞经济开发区。
老农的土地,刚好在区政府规划的范围内。来投资开发的老总,又恰是从台湾回来的东家的孙子。老农气得要命,死活不领政府的廉价土地补贴,舍不得将几代人耕种过的土地还给东家的孙子建工厂。俗话说:“一锅猪油熬不过一口锅”。中国有史以来,个人与政府抗衡,都是以失败告终。一时间,乡长开会进行动员,村长上门来进行宣传,派出所的公安人员前来命令,最后是包工头的推土机开来铲地。“轰隆隆”的声音中,坦克般雄壮的推土机把老农的青苗捣毁,把土地推平,也把老农的心碾碎。眨眼间,老农的土地变成了宽阔的厂房。一道高高的围墙,把老农祖辈的耕耘土地圈了起来,变成了东家孙子的公司的大花园。
土地在流泪,老农也在流泪。老农的泪水,流了一个晚上,死也想不通,那块看得比自己命更重的土地,怎么转眼间就没了呢?老农兜着可怜的几万元土地补尝金,带上一家老小,进城去私营工厂打工。老农已不再是农民了,成了背井离乡,市井游荡的“流氓无产者”。命呀,爷爷的命缺“土”,父亲的命缺“土”,老农自己的命也缺“土”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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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别时,老农噙泪抓了一把故土,揣在怀里,依依不舍离开家园,回望身后的土地,一种悲戚的情感涌起,感慨万分。土地啊,土地!世代梦想的土地,世代留恋的土地,世代耐以生存的资本,最终成了一个灰飞烟灭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