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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慧明: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
    • 作者:王慧明 更新时间:2024-10-28 06:15:21 来源:原创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11666


    提起孔子,你会想到什么呢?会想起他“畏于匡、困于蔡、厄于陈”,“累累若丧家之犬”(《论语.子罕》)的周游列国,会想起他“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礼乐社会理想,会想起他“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安贫乐道,会想起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的自强不息,会想起他“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因材施教”(《论语.先进》)的教育思想,会想起他“钓而不纲,戈不射宿”(《论语.述而》)的生态理念。而我,首先会想到的,是他创立的儒学,以及由此延伸与发展出的中国传统文化。

    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三者之间有着无法分割的紧密联系。千百年来,孔子都以一种慈祥的姿态,在高处安抚着芸芸众生,让我们找到热爱生活、成就事业的理由;他给我们留下了仁者的风范,智者的教诲;他的思想一直到今天都长盛不衰,散发着持久的魅力。而魅力就是一种不对称的吸引力,他的大弟子颜渊曾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论语.子罕》)越仰望他越显得高远,越钻研他越显得坚固。太史公司马迁亦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向心往之。”(《史记.孔子世家》)他的品行才学像高山一样,让人仰视,让人不由得把他的举止作为行为准则。虽然不能达到这种的高度,但心里却一直向往着。

    从文化上说,人之所以为人,必须有温情的一面,除了冷峻人生,也需要诗画的人生、温暖的人生。在原创儒家同一个时期,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各家的特征,道家的目光是超越的,墨家的目光是热烈的,法家的目光是冷峻的,而儒家的目光,则是温暖的。如和煦的春风,吹拂万物;如早晨的太阳,充满希望。“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黑夜。”(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是迷茫心灵的拯救者,是生活谜团的启示者,是漫漫长路的指引者。从时间维度上说,是不朽的;从空间维度上说,是世界的。它不但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对域外文明的进步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后裔。周灭商后,周成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一带)。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嫡系先祖。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自孔父嘉之后,其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姓。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鲁国。从此,孔氏在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定居,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名纥,字叔梁,母亲颜徵在。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63年,晋国联合鲁国等几个国家,去攻打位于今山东省枣庄市境内的一个小国。联军攻城时,对方设了一个陷阱:先把城门拉起来。这城门是垂直的拉闸门,联军先头部队冲进去后,城门突然放了下来,那些被关在城里的士兵处在危险之中。这时,叔梁纥冲了上去,把闸门给搬了起来,用肩头扛住,城里的士兵趁机逃了出去。公元前556年,齐国攻打鲁国时,叔梁纥参加守城的战斗,曾掩护过一位臧氏贵族突围。

    叔梁纥与颜徵在“野合而生孔子”。而所谓“野合”,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交之于田野,桑间濮下”(《史记.孔子世家》),而是指非婚的男女关系。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孔子出生。15岁时,母亲颜徵在去世,在他的积极争取下,父母合葬,也从此确立他在孔家的地位,身份由平民变为贵族。

    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地,素有礼乐之邦美称。春秋时,礼坏乐崩,而鲁国礼乐制度仍保持完好。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2年),吴公子季札来访问时观看周乐,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晋国的韩宣子来访问时,看到鲁国典籍丰富,惊叹“周礼尽在鲁矣”(《左传》)。礼乐文化传统直接影响了孔子思想的形成。“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论语.为政》)他刻苦学习,青年时,便以广博的礼乐知识闻名于鲁,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刚开始,做的只是管理仓库、牧场的小官,但不管事情大小,他都做得很好。

    德才兼备的孔子得到不断提拔。五十一岁的时,任中都宰,一年后升任司空,后又升任大司寇,代理宰相职务。孔子执政时,敢作敢为,杀掉了扰乱朝政的奸佞大臣少正卯。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内政外交就有了很大起色,百姓安居乐业,通过外交手段,收回了在战争中被齐国倾吞的大片土地。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为削弱“三桓huán”(鲁桓公的三个孙子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势力,拆除他们所建的城堡,虽然未能最终成功,但对强公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孔子的执政能力让齐国感到了威胁,为挤走孔子,给鲁国送来了120匹骏马和80名美女。当时的鲁定公沉溺于此,连续三天没有上朝,到了祭祀之日,竟忘了分祭肉。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事件,让孔子非常失望,于是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他带领弟子先后去了卫、宋、曹、齐、陈、蔡、楚等国。虽然在各国都受到了尊重,但由于其以“仁”为核心、以“礼”为秩序的政治主张,与当时各国追求的霸道不相符合,一直未能得到重用。68岁的时候,他回到鲁国,开始整理文化典籍,修订《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同时广收弟子,开办教育,教授的弟子3000多人,其中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有72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千弟子,七十二圣贤”。

    晚年,生活的磨难、工作的不如意,孔子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四月的一天,他正拄着拐杖,在门口散步,这时学生子贡前来看望。孔子问,你怎么才来呀?接着便以凄凉的声音说:“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那座巍峨的泰山就要崩塌了,那根坚实的梁木就要损坏了,那个充满智慧的人就要倒下了。说完便潸然泪下。这首《曳yè杖歌》,也成了他最后的生命述说,就像那宁静的湖泊就要干涸了,美丽的花园就要荒芜了,又像那远行的帆船就要沉没了,勇敢的探险家就要失踪了,努力追求的梦想就要破灭了。这是他对生命的一种接受,对命运苍凉的一种无奈服从。七天后,也就是公元前479年4月11日,与世长辞,享年72岁。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创立的儒家学说,确立了其在中国和世界的崇高地位。但这中间也多次受到冲击,特别是“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这在当时,是用一种倾向代替另一种倾向。是打错了对象,哭错了坟,我们要打的是假孔子,而不是真孔子。先秦儒家,原创儒学,才是真孔子。对此,我们要拂去历史的烟尘,给予客观真实的评价。其发展演变,大概经历了先秦儒学、辅政儒学、玄虚儒学、正统儒学、宋明儒学、影子儒学、麻木儒学、救国儒学八个阶段。

    先秦时期,孔子确立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家国构架、伦理秩序。尽管没有在各诸侯国施行,这一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说,却从此登上历史舞台。汉代的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帮助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他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编织了一个以汉天子为核心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天理观。这时,儒学的性质已经变了,不再是孔子所提倡的“仁”“礼”之学了,而是成了吹捧君王的辅政儒学。

    “天人感应”上,孔子强调的是“天人合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说过什么吗?四季照常运行,百物照常生长,天说过什么吗?强调四季万物都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到董仲舒这里,则成了“天人感应”,将天象和人的意志联系在一起,成为君主获得统治合法性的一个工具。

    “君权神授”上,孔子虽然也强调君权天命,“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舜,上天的命令已落到你身上了,要诚实地保持

    中道。如果民众的生活都很贫苦,上天赐对你的任命也就停止了。但孔子更强调的是统治者要以德配位。他对君王权力的支持,是建立在造福民众基础上的。君王要具备宽厚、诚信、勤勉、公正的品德,“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任人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庄重就不会遭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人们的拥护,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帮助,勤敏就可提高做事的效率,慈惠就能使唤他人。在治理方法上,强调要注重道德教化,避免使用强制手段管理民众:“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不先教导就加以杀戮叫虐待;不先告诫就要求成功叫做残暴;不加以监督就限期完成叫作盗贼,给人财物时不舍得叫作小气。孔子的这一民本思想,到董仲舒这里却给去掉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时局动荡,人们开始寻找思想的宿营地。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相结合,使其相互补充、融合,发展成了玄虚儒学。到了唐代,统治者奉行儒道佛并行政策,尊道、礼佛、崇儒。尽管佛教与道教的发展势头强劲,但是儒学依然是政治上的主要体现者。唐高祖下诏推行“兴化崇儒”政策;唐太宗提出“以文治国”;唐玄宗强调“以孝治天下”,亲自为《孝经》作注,颁行天下,作为国子学和地方官学的教本。科举考试的内容,也是儒家的经史子集,对儒学方面的教育,并没有随着佛道的发展而被丢弃。佛道讲究出世,而大多数的士子,都是奔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念头去读书的,所以儒学仍被大多数的读书人所信奉。儒家经典学说自汉武帝之后,再次被统治者定为官方的指导思想,成了正统儒学。

    宋明时期,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了变异儒学。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以吃为例,朱熹曾说:“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人吃东西属于生理需要“天理”;追求吃的东西,就是“人欲”。强调“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朱子语类》卷十三)把“天理”和“人欲”推到了互不相容的对立地步。这一时期的儒学,已与先秦儒学相去甚远,完全看不到孔子的“仁”“礼”思想了。

    在对待人的欲望上,孔子首先肯定一些欲望的合理性:“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也鼓励人们在一定范围内,追求自己的欲望:“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富裕如果可以求得的话,就是做那拿鞭子的苦差事,我也去干。追求欲望时要采取正当的方法:“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但孔子同时也强调,人的欲望应该是有限度的,不能贪得无厌,要“欲而不贪”(《论语.尧曰》)。注重节制自己的欲望,对内要“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对外要“约之以礼”(《论语.述而》)。这些思想,在宋明理学里,已看不到它的踪影,对先秦儒学的改造,是非常大的。

    到了清代,康熙恢复了变异儒学,把朱熹拿过来,开办了孔家店,乾隆又搞了文字狱,成了复兴儒学。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思想者,敢于面对现实,承认中国在军事技术等方面的落后,主张学习西方,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原叙》)等主张。此时的儒学处于休眠状态,成了麻木儒学。资产阶级革命起来后,康有为等维新派搞改良主义,提出“托古改制”,以“儒学救国”,提出了救国儒学,但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只推翻了没有实权的皇帝,作用也不是多大。

    从以上儒学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随着朝代的更迭,儒学的形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后来人们要打倒的“孔家店”,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先秦儒学。而孔子,也已经不是当年让人肃然起敬的孔子。在漫长的岁月里,他已经让人打扮得面目全非,承受了多少不该的承受,又错过了多少不该的错过。我们要学习和传承的,是真正的儒学,它铺染了中国人精神价值的底色,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蕴含着许多优秀的文化元素。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高擎中华文化传承的薪火,照亮未来前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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