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孔子，你会想到什么呢？会想起他“畏于匡、困于蔡、厄于陈”，“累累若丧家之犬”（《论语.子罕》）的周游列国，会想起他“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礼乐社会理想，会想起他“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安贫乐道，会想起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的自强不息，会想起他“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因材施教”（《论语.先进》）的教育思想，会想起他“钓而不纲，戈不射宿”（《论语.述而》）的生态理念。而我，首先会想到的，是他创立的儒学，以及由此延伸与发展出的中国传统文化。

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三者之间有着无法分割的紧密联系。千百年来，孔子都以一种慈祥的姿态，在高处安抚着芸芸众生，让我们找到热爱生活、成就事业的理由；他给我们留下了仁者的风范，智者的教诲；他的思想一直到今天都长盛不衰，散发着持久的魅力。而魅力就是一种不对称的吸引力，他的大弟子颜渊曾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论语.子罕》）越仰望他越显得高远，越钻研他越显得坚固。太史公司马迁亦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向心往之。”（《史记.孔子世家》）他的品行才学像高山一样，让人仰视，让人不由得把他的举止作为行为准则。虽然不能达到这种的高度，但心里却一直向往着。

从文化上说，人之所以为人，必须有温情的一面，除了冷峻人生，也需要诗画的人生、温暖的人生。在原创儒家同一个时期，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各家的特征，道家的目光是超越的，墨家的目光是热烈的，法家的目光是冷峻的，而儒家的目光，则是温暖的。如和煦的春风，吹拂万物；如早晨的太阳，充满希望。“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黑夜。”（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是迷茫心灵的拯救者，是生活谜团的启示者，是漫漫长路的指引者。从时间维度上说，是不朽的；从空间维度上说，是世界的。它不但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对域外文明的进步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后裔。周灭商后，周成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一带）。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嫡系先祖。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自孔父嘉之后，其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姓。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鲁国。从此，孔氏在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定居，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名纥hé,字叔梁，母亲颜徵在。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63年，晋国联合鲁国等几个国家，去攻打位于今山东省枣庄市境内的一个小国。联军攻城时，对方设了一个陷阱：先把城门拉起来。这城门是垂直的拉闸门，联军先头部队冲进去后，城门突然放了下来，那些被关在城里的士兵处在危险之中。这时，叔梁纥冲了上去，把闸门给搬了起来，用肩头扛住，城里的士兵趁机逃了出去。公元前556年，齐国攻打鲁国时，叔梁纥参加守城的战斗，曾掩护过一位臧氏贵族突围。

叔梁纥与颜徵在“野合而生孔子”。而所谓“野合”，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交之于田野，桑间濮下”（《史记.孔子世家》），而是指非婚的男女关系。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孔子出生。15岁时，母亲颜徵在去世，在他的积极争取下，父母合葬，也从此确立他在孔家的地位，身份由平民变为贵族。

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地，素有礼乐之邦美称。春秋时，礼坏乐崩，而鲁国礼乐制度仍保持完好。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2年），吴公子季札来访问时观看周乐，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晋国的韩宣子来访问时，看到鲁国典籍丰富，惊叹“周礼尽在鲁矣”（《左传》）。礼乐文化传统直接影响了孔子思想的形成。“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论语.为政》）他刻苦学习，青年时，便以广博的礼乐知识闻名于鲁，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刚开始，做的只是管理仓库、牧场的小官，但不管事情大小，他都做得很好。

德才兼备的孔子得到不断提拔。五十一岁的时，任中都宰，一年后升任司空，后又升任大司寇，代理宰相职务。孔子执政时，敢作敢为，杀掉了扰乱朝政的奸佞大臣少正卯。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内政外交就有了很大起色，百姓安居乐业，通过外交手段，收回了在战争中被齐国倾吞的大片土地。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为削弱“三桓huán”（鲁桓公的三个孙子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势力，拆除他们所建的城堡，虽然未能最终成功，但对强公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孔子的执政能力让齐国感到了威胁，为挤走孔子，给鲁国送来了120匹骏马和80名美女。当时的鲁定公沉溺于此，连续三天没有上朝，到了祭祀之日，竟忘了分祭肉。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事件，让孔子非常失望，于是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他带领弟子先后去了卫、宋、曹、齐、陈、蔡、楚等国。虽然在各国都受到了尊重，但由于其以“仁”为核心、以“礼”为秩序的政治主张，与当时各国追求的霸道不相符合，一直未能得到重用。68岁的时候，他回到鲁国，开始整理文化典籍，修订《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同时广收弟子，开办教育，教授的弟子3000多人，其中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有72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千弟子，七十二圣贤”。

晚年，生活的磨难、工作的不如意，孔子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四月的一天，他正拄着拐杖，在门口散步，这时学生子贡前来看望。孔子问，你怎么才来呀？接着便以凄凉的声音说：“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那座巍峨的泰山就要崩塌了，那根坚实的梁木就要损坏了，那个充满智慧的人就要倒下了。说完便潸然泪下。这首《曳yè杖歌》，也成了他最后的生命述说，就像那宁静的湖泊就要干涸了，美丽的花园就要荒芜了，又像那远行的帆船就要沉没了，勇敢的探险家就要失踪了，努力追求的梦想就要破灭了。这是他对生命的一种接受，对命运苍凉的一种无奈服从。七天后，也就是公元前479年4月11日，与世长辞，享年72岁。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创立的儒家学说，确立了其在中国和世界的崇高地位。但这中间也多次受到冲击，特别是“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这在当时，是用一种倾向代替另一种倾向。是打错了对象，哭错了坟，我们要打的是假孔子，而不是真孔子。先秦儒家，原创儒学，才是真孔子。对此，我们要拂去历史的烟尘，给予客观真实的评价。其发展演变，大概经历了先秦儒学、辅政儒学、玄虚儒学、正统儒学、宋明儒学、影子儒学、麻木儒学、救国儒学八个阶段。

先秦时期，孔子确立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家国构架、伦理秩序。尽管没有在各诸侯国施行，这一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说，却从此登上历史舞台。汉代的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帮助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他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编织了一个以汉天子为核心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天理观。这时，儒学的性质已经变了，不再是孔子所提倡的“仁”“礼”之学了，而是成了吹捧君王的辅政儒学。

在“天人感应”上，孔子强调的是“天人合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说过什么吗？四季照常运行，百物照常生长，天说过什么吗？强调四季万物都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到董仲舒这里，则成了“天人感应”，将天象和人的意志联系在一起，成为君主获得统治合法性的一个工具。

在“君权神授”上，孔子虽然也强调君权天命，“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舜，上天的命令已落到你身上了，要诚实地保持

中道。如果民众的生活都很贫苦，上天赐对你的任命也就停止了。但孔子更强调的是统治者要以德配位。他对君王权力的支持，是建立在造福民众基础上的。君王要具备宽厚、诚信、勤勉、公正的品德，“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任人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庄重就不会遭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人们的拥护，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帮助，勤敏就可提高做事的效率，慈惠就能使唤他人。在治理方法上，强调要注重道德教化，避免使用强制手段管理民众：“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不先教导就加以杀戮叫虐待；不先告诫就要求成功叫做残暴；不加以监督就限期完成叫作盗贼，给人财物时不舍得叫作小气。孔子的这一民本思想，到董仲舒这里却给去掉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时局动荡，人们开始寻找思想的宿营地。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相结合，使其相互补充、融合，发展成了玄虚儒学。到了唐代，统治者奉行儒道佛并行政策，尊道、礼佛、崇儒。尽管佛教与道教的发展势头强劲，但是儒学依然是政治上的主要体现者。唐高祖下诏推行“兴化崇儒”政策；唐太宗提出“以文治国”；唐玄宗强调“以孝治天下”，亲自为《孝经》作注，颁行天下，作为国子学和地方官学的教本。科举考试的内容，也是儒家的经史子集，对儒学方面的教育，并没有随着佛道的发展而被丢弃。佛道讲究出世，而大多数的士子，都是奔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念头去读书的，所以儒学仍被大多数的读书人所信奉。儒家经典学说自汉武帝之后，再次被统治者定为官方的指导思想，成了正统儒学。

宋明时期，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了变异儒学。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以吃为例，朱熹曾说：“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人吃东西属于生理需要，是“天理”；追求吃好的东西，就是“人欲”。强调“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朱子语类》卷十三）把“天理”和“人欲”推到了互不相容的对立地步。这一时期的儒学，已与先秦儒学相去甚远，完全看不到孔子的“仁”“礼”思想了。

在对待人的欲望上，孔子首先肯定一些欲望的合理性：“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也鼓励人们在一定范围内，追求自己的欲望：“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富裕如果可以求得的话，就是做那拿鞭子的苦差事，我也去干。追求欲望时要采取正当的方法：“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但孔子同时也强调，人的欲望应该是有限度的，不能贪得无厌，要“欲而不贪”（《论语.尧曰》）。注重节制自己的欲望，对内要“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对外要“约之以礼”（《论语.述而》）。这些思想，在宋明理学里，已看不到它的踪影，对先秦儒学的改造，是非常大的。

到了清代，康熙恢复了变异儒学，把朱熹拿过来，开办了孔家店，乾隆又搞了文字狱，成了复兴儒学。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思想者，敢于面对现实，承认中国在军事技术等方面的落后，主张学习西方，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原叙》）等主张。此时的儒学处于休眠状态，成了麻木儒学。资产阶级革命起来后，康有为等维新派搞改良主义，提出“托古改制”，以“儒学救国”，提出了救国儒学，但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只推翻了没有实权的皇帝，作用也不是多大。

从以上儒学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随着朝代的更迭，儒学的形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后来人们要打倒的“孔家店”，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先秦儒学。而孔子，也已经不是当年让人肃然起敬的孔子。在漫长的岁月里，他已经让人打扮得面目全非，承受了多少不该的承受，又错过了多少不该的错过。我们要学习和传承的，是真正的儒学，它铺染了中国人精神价值的底色，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蕴含着许多优秀的文化元素。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高擎中华文化传承的薪火，照亮未来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