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在四篇文章与小说《药》中谈到秋瑾的死，他的“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是有着几分自豪在的。但要说到至关重要，在鲁迅同辈的绍兴同乡中，只有许寿裳与蔡元培。《鲁迅日记》始记于1912年5月5日，当月就有5天与许寿裳有关，一起逛琉璃厂、访友、吃饭、喝茶、游万生园，甚至“予与季巿往返共一骡车”（字季茀、季黻、季巿、季芾），真是情同手足。1912年8个月日记就56处写记许寿裳，9月25日日记更见月光一样的乡情：“阴历中秋也……晚铭伯、季巿招饮，谈至十时返室，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全集》共收鲁迅致许寿裳信63封，第一封写于1910年8月15日,“手毕自杭州来，始知北行，令仆益寂……他处有可容足者不？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为度”,诉说寂寞并请许寿裳代为寻觅工作。最后一封信写于1936年7月17日，讲述自已的病情并赠送《苏联版画集》。

   《亡友鲁迅印象记》与《我所认识的鲁迅》，以及最早的《鲁迅先生年谱》，都是许寿裳用心血写下的挚爱之书，在浩如烟海的鲁迅研究领域，始终放着独特的异彩。像这样对鲁迅形象与精神特质的描述，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写出：“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悲悯善感的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赤足时，常常盯住自己的脚背，自言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总之，他的举动言笑，几乎没有一件不显露着仁爱和刚强。这些特质，充满在他的生命中，也洋溢在他的作品上，以成为伟大的作家，勇敢的斗士——中华民族的魂。”（《亡友鲁迅印象记· 仙台学医》）他感知着鲁迅的大仁，是那些朋友与学生们死在比但丁的地狱还要黑暗与寂寞的地方，从而在鲁迅神情中所表现出的“悲悯沉痛”。

   从日本同居的“伍舍”，到“白天则同桌办公，晚上则联床共话，暇时或同访图书馆”的北京，再到“书桌和床铺，我的和他的占了屋内对角线的两端”的广州中山大学大钟楼，“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更不要说在抗击黑暗之时不计个人利益的共进退，实在地说是胜过同胞兄弟。鲁迅留日归国后最初的两份工作，就与许寿裳直接相关。先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职，是时任学堂教务长的许寿裳举荐；而后在教育部的长期任职，最初也是许寿裳的推荐，“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定都南京，蔡孑民先生任教育总长……我被蔡先生邀至南京帮忙，草拟各种规章，日不暇给，乘间向蔡先生推荐鲁迅。蔡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蔡先生对我，每直称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 

   1933年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会的执行委员杨杏佛被枪杀，而且盛传同为执行委员的鲁迅亦将不免。此时，鲁迅对许寿裳说，“实在应该去送殓的”，许寿裳没有犹豫，应声答道：“那么我们同去。”同去追悼的这一对绍兴人，面对可能的枪口，昂然着身板。鲁迅甚至将家门的钥匙扔在家里，有了不准备回来的决绝。许寿裳还记得“鲁迅事后对我说：‘语堂太小心’”（是日同为同盟会成员的林语堂没有来到追悼会）。“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就是鲁迅送殓回去写下的诗句。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彻底分裂，与兄弟二人都有深厚交谊的许寿裳，却不避嫌耿实写出自已的心迹与判断。虽是家务事，但他知道其中有是非，不能容忍鲁迅受着冤屈承着巨痛。他的《西三条胡同住屋》与《关于<兄弟>》两篇文章分别收入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与《我所认识的鲁迅》两书中。说鲁迅“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己的所出，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对于他们的分手，许寿裳更是直言不讳：“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西三条胡同住屋》）

   许寿裳与周作人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但他坚定地站在是的一边，毫不拐弯抹角地站在身心都被重创、却还守着沉默不去怪罪的鲁迅一边。

   说起“五四”运动，大家总会首先提到胡适与鲁迅。其实，还有一个人与他们有着相当的分量，也是无可替代的，这个人便是蔡元培。尤其是他创造了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汇新旧巨擘，融世界潮流，影响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甚巨，连毛泽东都给他“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极高评价。蔡元培是清朝进士，又是辛亥革命元老，还是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作为绍兴人，他与鲁迅更是有着复杂而深厚的关系。

   许寿裳比鲁迅小两岁，蔡元培比鲁迅大13岁，不知是因为年龄差距，还是同为绍兴人因家族辈分的论排，拟或革命青年对于辛亥革命元老的尊重，鲁迅总是以晚辈的身份长称蔡元培。梳理并摘抄鲁迅文字中有关蔡元培的共有69处，其中文章5、书信14、日记50。不管是文章、书信、日记，凡是提到蔡元培，鲁迅全是郑重地称其“先生”。比如1917年第一封致蔡元培信，抬头“鹤庼先生左右（蔡元培字鹤庼）”，结尾是“晚周树人谨上一月廿五日”，这几乎成了一种固定格式。当斯诺写鲁迅评传时称鲁迅为“教育总长的朋友”时，鲁迅则郑重纠正道：“此人是蔡元培先生，他是我的前辈，称为‘朋友’，似不可的。”这里，当然包含着从心上发出的敬重，也有对于蔡元培所施恩泽的谢忱。将鲁迅招至教育部的是蔡，为自已与二弟安排北大教职的是蔡，为三弟安排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也是蔡。尤其在他落户上海、只靠稿酬度日的窘迫之时（有时窘迫到要与出版商朋友对簿公堂），又是蔡元培及时雨般伸出援助之手，聘鲁迅为国民政府最高学术教育研究机构大学院特约撰述员，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4年，每月可以领取300元大洋的薪酬。现在想想，那是鲁迅批判与斥骂当政者种种劣迹的时期，却每月还要拿着被批判、斥骂者的300元大洋，真是匪夷所思。何况拿了四年高薪，却没有为大学院撰述只字，一部早年编就的《嵇康集》，也没能列入“撰述”。

   这个月薪300元的“特约撰述员”职位，对鲁迅来说有些意外。先是1927年5月25日，浙江省务委员会通过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计划，蔡元培为九人筹备委员之一。此时，绍兴老乡章廷谦与郑介石向蔡元培推荐鲁迅入浙江大学研究院。6月12日鲁迅写给章廷谦一封长信，对此事似有拒绝之意：“我很感谢你和介石向孑公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恶”而已。可恶之研究，必为孑公所大不乐闻者也，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这里有三点值得玩味：鼻指有红鼻头的顾颉刚，因挑拨陈源公开诬陷“鲁迅的名著《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而使鲁迅长期遭受冤屈从此势不两立，鲁迅辞职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都与顾颉刚有关，而浙江大学研究院当然也不可能与此公共处；与蔡元培“气味不投”；不投的例子便是“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这就牵涉到蔡元培初掌教育部任命比鲁迅大15岁的袁希涛为教育司司长，任命比鲁迅大8岁的蒋维乔为教育部参事，而鲁迅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与佥事的职位据许寿裳说是蔡元培所定，但下达任命毕竟是在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之后。

   等到1927年6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蔡元培等提议，决定组织大学院并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之时，鲁迅的提名也就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但是鲁迅仍然不予相信，“孑公复膺大学院长，饭仍是蒋维乔袁希涛口中物也”（1927年9月19日致章廷谦信）。直到这年的12月9日，鲁迅还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到此事：“太史之类（蔡光绪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旧时俗称翰林为太史），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认为即便蔡提名任用当政者不可能容纳大异己的自已，何况这个大学院也难有作为。

   但是事实与鲁迅的判断正好相反。他在1933年8月20日致挚友许寿裳的信中，吐露心曲：“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所辑书籍，迄未印行，近方图自印《嵇康集》，清本略就，而又突陷兵火之内，存佚盖不可知。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现北新书局尚能付少许版税，足以维持，希释念为幸。”人事被裁，迟迟报上选题的《嵇康集》付之淘汰，都“没齿无怨”；版税维持生计可见特约撰述薪酬的重要。最突出的是“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一定是许寿裳在信中讲到蔡元培为保留鲁迅特约撰述员位置而做出的努力，而在鲁迅一面，实深感激不仅真诚深致，实含某种反省之意，反省自已对于蔡公的误解，也反省自已的过于峻急。早在1930年3月27日给章廷谦的信里，鲁迅就感慨过“蔡先生确是一个很念旧知的人”。被裁之时，往日厚重的交谊，也必然会一一重现——

   1912年，蔡元培作为教育部总长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鲁迅迅速做出回应，任当年教育部“夏期美术讲习会”主讲。延用至今的北大校徽，就是当年北大校长蔡元培请正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设计。1917年5月21日日记有：“夜得蔡先生函并《赞三宝福业碑》、《高归彦造象》、《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象》、《苏轼等访象老题记》拓本各二分。”1923年1月9日日记：“上午往大学讲。寄蔡先生信，附拓片三枚”，当年4月3日又记，“晚得蔡先生信并还汉画像拓本三枚”等，均是他们对于美育美术共同爱好的见证。

   有关学术，鲁迅对于以长辈尊称的蔡元培，则以科学的求实求真精神待之。如对于蔡元培研究《红楼梦》的专著《石头记索隐》，则直接地给出了“而此说遂不立”的结论：“康熙朝政治状态说。此说即发端于徐时栋，而大备于蔡元培之《石头记索隐》。开卷即云，‘《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于是比拟引申，以求其合，以‘红’为影‘朱’字；以‘石头’为指金陵；以‘贾’为斥伪朝；以‘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如林黛玉影朱彝尊，王熙凤影余国柱，史湘云影陈维崧，宝钗妙玉则从徐说，旁征博引，用力甚勤。然胡适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说遂不立，最有力者即曹雪芹为汉军，而《石头记》实其自叙也。”（《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　清之人情小说》）

   而共同的会稽先贤李慈铭（晚号越缦老人），也是同样引起他们的共同关注的人物。早在1920年，蔡元培便组织约请沈曾植等数十人，为李慈铭出版了有51册之多的《越缦堂日记》，1936年又主持出版了13册的《越缦堂日记补》。鲁迅不仅长期购存李慈铭的著书，还有对《越缦堂日记》的评说：是以日记名之的杂著，“吾乡的李慈铭先生，是就以日记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里面”；下笔就有了意在“传世”的企图，“那日记上就记着，当他每装成一函的时候，早就有人借来借去的传钞了，正不必老远的等待‘身后’。这虽然不像日记的正脉，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试试”；当然也说到蔡元培出版的这套书的价格太贵难以流通，“果然，现在已有人将那手迹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这样的年头，不必说学生，就是先生也无从买起”（鲁迅《马上日记·豫序》）。

   对于政治见解的分歧，鲁迅虽委婉却不含糊。1926年2月，蔡元培从欧洲长期考察回国至上海对国闻社记者发表谈话，对学生界现状“极为不满”，谓“尤须有人埋头研究，以规将来”等等。此时正是时任教育总长章士钊下令不准学生上街游行、而鲁迅在女师大驱杨学潮中支持学生运动的时候。鲁迅当然不能同意蔡的观点，便于1926年2月27日写下《无花的蔷薇》，说“蔡孑民先生一到上海，《晨报》就据国闻社电报郑重地发表他的谈话，而且加以按语，以为’当为历年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之结果，大足诏示国人，且为知识阶级所注意也’。我很疑心那是胡适之先生的谈话，国闻社的电码有些错误了”。可谓一箭双雕:既重提胡适当年“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的倒退，又暗批蔡公的落后于形势的发展。等到十几天之后的“三·一八”惨案的爆发，蔡元培却没有发声，而一年多之后的“四·一二”大屠杀时，蔡元培正担任着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各种要职，而鲁迅与蔡的关系也便降到了最低点。

   毕竟是辛亥革命的元老，这些鲜血肯定也在他慢慢地观察与思考中擦拭了自已的眼睛，所以蔡元培会屡屡辞去多种要职，并与宋庆龄、鲁迅一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也使与鲁迅的关系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包括一起接待与会见萧伯纳，《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长文便作了详细的记载。与徐志摩们追随泰戈尔不同，鲁迅则在文章结尾这样记录：“我对于萧，什么都没有问;萧对于我，也什么都没有问。”幽默而平视，尊重又自信。当然更有从监狱中援救青年与革命者，鲁迅亦曾多次请托蔡元培，比如瞿秋白。根据宋志坚《鲁迅根脉》一书记载：“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后，蔡元培还曾受鲁迅之托设法营救，在国民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蔡元培提出：瞿秋白很有文学天才，中国不可多得，应网开一面，惜护人才。”刘半农去世，鲁迅又会在文章里忆起蔡元培将刘半农“请来”北大的爱才之举。1935年8月19致曹靖华的信中，甚至说到已经可以当面与蔡元培谈论中国的法西斯，可见对于当局的批评已经有了相当的一致性。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会在时间的淘冶里越来越显出其本来的面貌。小了13岁的鲁迅却先走，走在1936年10月19日。鲁迅走后，最大的事情就是《鲁迅全集》的出版。尽管鲁迅生前并没有与常常占据要冲的蔡元培建有亲密无间的关系，但这两个绍兴出生的“五四”巨人，对这个民族、这片山河、这群民众无不怀着无边的深爱，都有着不向黑暗妥协的意志与永也不会磨灭的理想。平心而论，鲁迅对待蔡元培，确有不信任、不厚道之处。但蔡元培对待鲁迅，却总是慈厚多恩，尤其在鲁迅逝世之后的殡葬与《鲁迅全集》的出版上，蔡元培真可谓竭尽全力，居功至伟。他当然清楚鲁迅对他的尊重与疏远、肯定与不满，也明白鲁迅对自已的批评——但是他抛开这些，只从全人类、全民族与历史整体的视角去衡量鲁迅，并不在意鲁迅对自已如何。那样一个批判者的葬礼、一个惊动了中国与世界的人的葬礼，能够在国民党治下顺利进行，除了鲁迅的巨大影响之外，与蔡元培、宋庆龄的担任治丧委员会负责人主持丧葬、执绋送殡、亲致悼词有着重大的关系。

   而蔡元培出任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对于推动《鲁迅全集》的出版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即便在他身体十分不好的情况下，也仍然在促进全集出版的进展，可谓殚精竭虑，有人撰文更称其“把老命都豁出去了”。曾经用了190多个笔名才得以发表出版且常常要被删改得面目全非，而今竟以《鲁迅全集》之名堂而皇之地全部出版，怎能不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里搁浅！是蔡元培亲自给中央宣传部部长、又是自已学生的邵力子写信，使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在接洽商务印书馆的复杂过程中，胡适与蔡元培都是倾力相助——虽最终因为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的推诿拖延，签约又废约，最终才改由上海复社以民间形式自行出版。

   不仅破关疏浚，就是一些琐事蔡元培也不厌其烦，像为《鲁迅全集》做广告就是其中最为典型也最为感人的一幕。病着，却认真而又感情饱满地写下这样的推广词：“敬启者鲁迅先生为一代文宗毕生著述承清季朴学之绪余奠现代文坛之础石此次敝会同人特为编印全集欲以唤醒国魂砥砺士气谅为台端所赞许惟因全集篇幅浩繁印刷费用甚巨端赖各界协力襄助以底于成除普通刊本廉价发行预约外另印精制纪念本一种以备各界人士定购每部收价国币一百元将来除印刷成本外如有溢利一概拨充鲁迅先生纪念基金素仰台端爱护文化兹特附呈鲁迅全集样本一册倘荷赐购并介绍友人定购则不仅敝会之幸而已。顺颂 著祺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主席蔡元培。”

   蔡元培生前为鲁迅做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我认为是为最早的《鲁迅全集》、也就是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写下了一篇可与全集永久共存的序言。序言虽只有800字多一点，却极精当地一一论及鲁迅全部文字中除日记之外的所有文体及其特点价值，当然也可映照蔡元培罕见的胸襟、学养、识见。称其所辑校的大量古籍“完全用清儒家法”，却又“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而《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则“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甚至连他做的《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也“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著手”；对于鲁迅的杂文，他更是惊叹：“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 又是何等学力！”鲁迅开创性，是蔡元培序言的主题。是为突出的，是他对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定位：“‘行山阴道上， 千岩竞秀， 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有这种环境，所以历代有著名的文学家美术家， 其中如王逸少的书， 陆放翁的诗，尤为永久流行的作品。最近时期， 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 为新文学开山的， 有周豫才先生， 即鲁迅先生。”

   “为新文学开山”，这种历史性的评价，是从蔡元培开始的。这样短短的序言，蔡元培为加重分量，又在结尾处重复了一遍：“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里这样这由衷地感恩：“蔡元培对全集出版方面，曾再三赐予援助，计划久远……至蔡元培文章道德，海内传颂，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为全集作序，知所宗尚，鲁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岂徒私人的感幸。”直到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全集》，还保留着蔡元培的序言。只是后来的多种版本《鲁迅全集》，再也不见了这篇无可替代的序言，十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