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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钢:在叙事艺术中突出人格的残缺美——读邵忠奇的小说
    • 作者:荣钢 更新时间:2024-07-30 10:33:59 来源:原创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7624


    很多优秀的作家,大概都有相似的能力在最熟悉的领地中不断挖掘和探寻感知的故事,正如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莫言等,他们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对纷乱现实的追索,沉默地凝视所处的环境和世俗,执着地深入那片存在领域。泸州作家邵忠奇的小说,也无数次地指向川南乌蒙山区的沙子田,不遗余力地在那儿勘钻,表现出了较大的韧性和深度。尤其是他的中篇新作《林应亮寻衣记》和《水生》,叙事艺术中突出人格残缺现象,是值得思考和品味的

    叙事艺术日趋成熟。小说的主要特征是如何叙事。一部优秀的小说往往会在叙事中呈现出与其他小说截然不同的面貌,赋予许多值得称道的特征,比如悬念感、紧凑感、魔幻感、夸张感等。悬念是为叙事预留的空间,紧凑是叙事表达的必要表征,夸张是叙事中呈现的某种张力,魔幻则是从一个角度,看出多个色彩。这些手法,无疑都是为了让一部小说更具有吸引力和可读性,无法绕过的核心因素。

    几年来,邵忠奇的小说已经形成了他特定的叙事艺术,无论是语言的声调,还是节奏的拿捏,亦或是心理的刻画,都形成了一种干脆利落和豪放的风格。《林应亮寻衣记》叙述一位上山下乡知青在贫穷落后的乌蒙山区成长过程中,既有委屈的情绪,又有表现的欲望,还间杂着发泄的成分。把握极其重要的叙事技巧和分寸,是十分必要的比如,主人公同一堆女人劳作时调侃的场景:“然而,那几个婆娘看着林应亮继续笑着打趣,瞧你那细皮嫩肉样,不是吃墨水的,哪有你这脸蛋像花儿那么新鲜?说着说着,还有人真用粗手去掐林应亮的脸蛋。弄得林应亮顿时红了脸,就像没有破过处的女人。其实他心里在说,老子早就不是处男了,别以为我的武器新鲜,只是你们比粗粮还要粗,都不符合我的胃口。”这样的叙述,表达了一个文质彬彬的知识青年,在农村生活中十分无奈接受洗礼的过程。他既不想渗入那个群体,又不得不面对那个群体并与他们连在一起的感受。

    主人公的晴纶棉毛衫在大年正月十五被人偷走了,用当地的话来讲,是一种忌讳,关乎着他一年的运势:“上半身不红了,内衣不在了,心里也是空落落的,这让他新年大吉的最后一天留下阴影和尘埃,关乎着他的运势”,而他对母亲为他买的棉毛衫的喜爱程度,已经深深定格在大脑,“不仅仅因为红色的棉毛衫裤总是完美地包裹着他健硕的身体,而是灭了灯之后,打着呵欠辗转反侧时,那摩擦带来的电石火花在黑漆漆的夜晚里总是变得五彩斑斓”“这个声响是一种享受,烙在了他的心里,挥之不去。接着展现出来的内裤,一齐放射出凝聚性很强的赤色光芒”。为了查出偷服的人,他怀疑同队牛二宝。跟踪到了牛二宝家后,在灶房发现牛二宝的女人吴巧花 “丰满的身躯只穿了一件破烂得到处都是洞的衣服,破洞里面显露出白皙的嫩肉和着一些红色的内衬物,一对丰满的乳房似乎挤破了衣服,让其中一个乳头从一个洞里探了出来。林应亮没有看花眼,他的心尴尬地荡了一下,他的心荡不是吴巧花的性感,而是捕捉到吴巧花衣着里面果真藏有他想要的结果,就像悬浮着的一道闪电……”终究他有了想要的结果,认定了牛二宝偷了他的棉毛衫且穿在他女人的身上,因为他看到她“破洞里面显露出白皙的嫩肉和着一些红色的内衬物了。直到吴巧花在一次事故中不幸死亡,他才发现冤枉了他所认为的偷衣人。

    大部分“知青”已经返城市,而林应亮却被迫留在乌蒙山区沙子田。他在公社修建水库的过程中遇上了本队邻居居单身汉“老哥”,同吃同睡同劳动。大冬天在夜晚意外发现老哥的贴身衣物在发光,才恍然大悟原本自己的棉毛衫是几乎天天见到的老哥偷走了。作家对这件棉毛衫的“红色”作了两次不同的叙述:“透过他那没有表情的脸,林应亮似乎看见一缕红红的火光在他破烂的棉袄里面鬼火似的闪动”,第一次,表现的是对偷衣物人的反感;第二次,则是反转性的表述:“竹绳牢牢地捆着他的身体,里面的棉毛衫却在他裹着的棉衣里漫不经心挣脱了出来,红的光泽在雪色中显得深沉而又庄重,宛如一个炽热的火团。”作家运用了既哀怨又感人的沉重笔调,让丢了衣物的主人公从良心上,道义上,还是灵魂深处一直处于纠葛的拷问和惶恐不安的状态下。这样的叙事,如做一道炒菜,稍不到位,味道出不来,但略微用火过度,便把东西烤焦了。邵忠奇在叙事中,尽力做到每一处恰到好处,没有生涩感,也没有焦煳味。体现了作者对叙事的具体理解和审美把控。农村、农人、农人习性等诸多川南生活场景,在这一段历史往事中,漫不经心一一呈现。传统观念的异化、留守知青的抗争、误判带来的崩塌等等,在悬念、紧凑和夸张中逐渐浮出水面,直至尾声,作为叙事最主要的表现主旨才映射出来,起了点睛的作用,也构成了这篇小说最为特别的意义。

    《水生》讲述的是一个“呆板、木讷、愚蠢的程度显然达到了高分贝”的水生,回到老家后,放着村长书记安排的修建电站的事情不干,非要修一座石拱桥?在所有人的眼中无疑是“脑子进水了,撞邪了,鬼迷心窍了,绑钢筋绑愚了”。为什么这样执着接下来的叙事安排就合情合理:“许多个下雨的日子,他都独坐于工棚的门槛边,一双无神的眼睛总是看见血肉模糊的草娥,她幻化成灰、成烟、成雾、成钱,怎样让她自由自在,闻到老家的气息?修桥!刚一动念,这念头就忽闪忽闪着,像一团模糊的黑影,从遥远的地方飘过来,与他长期的念想重叠并固化在一起。再经过深思熟虑,桥成后,他还要回城里,取回她的骨灰,将她安放在桥的正面他要留下的,是一笔长久性的遗产,是别人无法想象的、带有无尽虚幻的念想,他不愿意让从没来过老家的草娥,让她的影子像光影一样闪过”“他必须将草娥换来的钱变幻成老家固定的物体,给自己,也给草娥一个安慰”。他欠了草娥一笔债,记在了人生的账本上。赔偿草娥的钱,他就是穷死也不会花掉!桥成之后,他就去城里取回草娥的骨灰,完成一种生与死的交接仪式”。桥,连着他对他花钱买来的媳妇深深的爱,“不只是因为他的血液中有固执的基因非要执拗,而是某种特定的情愫驱使着他这样的爱,深入到了骨髓。从始至终,身份、户口、结婚证,花钱从人贩子手中买的媳妇,媳妇死后获得的钱......一个个问题,成为现实困境,让读者和小说中的人物一起在伦理和困境中茫然、纠结和不知所措,也将读者的情感深深代入了情境中。然而从始至终,问题缠绕着主人公,如何解决?作家故意糊涂,不给出答案,只让一个沉默寡言的水生,执着地干他修桥的事情,既表现出来一种淡泊而坚毅的力量,又让他不为人知的许多情感在平静的水面之下波涛暗涌。这样的叙事艺术将身边生活细节、人心善变的纹理褶皱舒展,并赋予深意,颇有独特性,让整部小说更富魅力和张力。

    小说人格的残缺美。这两部小说,作者都以莫大的勇气,表达出某种意义上人性的不完整性,同时让这样的不完整性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林应亮寻衣记》中,主人公的青春期正值狂热岁月尾声,虽然接受了“贫下中农”再教育,遵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勇敢献身精神教育,但作者没有去表现出他充满雄壮豪迈的风格。那个时代的青年人的崇高追求,乃是勇敢地投入时代洪流,经历淬火的考验。这种坚硬的青春期印记,无法逆转地镂刻在心灵深处,难以磨灭,但是他们实实在在的心理特征,也包含自我、自私,利益和需要,这恰恰是作家对林应亮残缺人格塑造的本真。而偷了主人公衣物的老哥,作者没有让手脚不干净他垂直落地,却反向塑造他在生与死的重要时刻,把生留给别人这种前所未有的崇高。

    要从人性的缺陷中追溯社会弊病的根源《水生》中的水生,同样是一个带着“问题倾向”的人。他修桥,并没有渗透出要为人民做好事,办实事的半点概念,而是为了曾经“想出名”的念想,为了洗白带有血腥的钱,为了让“不自由”的媳妇闻到老家新鲜的空气,为了某种不太正常的偏执......于无声处,作家将这些不完整性的特质,在古朴的、陈旧的、意料之外的结局中,建构起一个丰富的精神磁场,营造出一种特有的、富有感染力的复杂特征,揭示出深刻的理和念,法律、道德、伦理,在人性中纠葛徘徊,发人深省引人深思,给人博大的联想空间。

    作家对人性善恶的表达已经开启了不同寻常的表现模式,即通过人与人的互动,最大程度地隐喻人在困境与精神的挣扎和超越。这种表现方式,与传统的叙事方式大相径庭,他显然在通过塑造人物形象,却并不旨在表现人物命运的悲喜,也并不注重发展过程写实化的叙述,而是通过物和事互动的过程,去呈现某种哲学性的思考。比如说,在《林应亮寻衣记》中,主人公因为“走不了”,始终摆脱不了“红色棉毛衫”的阴影作用;在《水生》中,水生也始终摆脱不了他“花钱买媳妇、带人威胁恐吓老板获得赔偿”这些阴影,前者,这种阴影的界面很小,却在他对心理的刻画中无限扩张;后者,这样的阴影自始至终都缠绕着水生,让他解脱不了。在作家的笔下,阴影所包含的,除了个人,还有社会的矛盾,让深陷矛盾而无法解脱纠缠,包括那座未完成的“残缺”的石拱桥,都成为特定的“行为艺术”。而这种艺术恰恰已经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或许还隐喻人对社会的无能为力和失去某些价值的悲哀。

    无论是谁,只要企图超越现实,寻获自由,但最终都会陷于悖论之中。然而,还是有一种人性恒常的东西在推着这一代代人前进,它可能是作者对俗世之人的那种悲悯,也可能是两个不自由的灵魂相互靠近的碰撞。这种碰撞,渗透在对于深层次社会的思考中,所表达的界面越是孤独和孱弱,就越显示出抽象化的诚恳,凝聚出来的对抗,让残缺形成一种新的高度。它让人性增加了厚度,营造出另一种美丽。一种不完美的人性,可以塑造出另一种完美,让生命之光熠熠生辉。

    在叙事艺术中突出人格的残缺美,这就是邵忠奇小说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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