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优秀的作家，大概都有相似的能力在最熟悉的领地中不断挖掘和探寻感知的故事，正如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莫言等，他们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对纷乱现实的追索，沉默地凝视所处的环境和世俗，执着地深入那片存在领域。泸州作家邵忠奇的小说，也无数次地指向川南乌蒙山区的沙子田，并不遗余力地在那儿勘钻，表现出了较大的韧性和深度。尤其是他的中篇新作《林应亮寻衣记》和《水生》，在叙事艺术中突出了人格的残缺现象，是值得思考和品味的。

叙事艺术日趋成熟。小说的主要特征是如何叙事。一部优秀的小说往往会在叙事中呈现出与其他小说截然不同的面貌，赋予许多值得称道的特征，比如悬念感、紧凑感、魔幻感、夸张感等。悬念是为叙事预留的空间，紧凑是叙事表达的必要表征，夸张是叙事中呈现的某种张力，魔幻则是从一个角度，看出多个色彩。这些手法，无疑都是为了让一部小说更具有吸引力和可读性，无法绕过的核心因素。

几年来，邵忠奇的小说已经形成了他特定的叙事艺术，无论是语言的声调，还是节奏的拿捏，亦或是心理的刻画，都形成了一种干脆利落和豪放的风格。《林应亮寻衣记》叙述一位上山下乡知青在贫穷落后的乌蒙山区成长过程中，既有委屈的情绪，又有表现的欲望，还间杂着发泄的成分。把握极其重要的叙事技巧和分寸，是十分必要的。比如，主人公同一堆女人劳作时被调侃的场景：“然而，那几个婆娘看着林应亮继续笑着打趣，瞧你那细皮嫩肉样，不是吃墨水的，哪有你这脸蛋像花儿那么新鲜？说着说着，还有人真用粗手去掐林应亮的脸蛋。弄得林应亮顿时红了脸，就像没有破过处的女人。其实他心里在说，老子早就不是处男了，别以为我的武器新鲜，只是你们比粗粮还要粗，都不符合我的胃口。”这样的叙述，表达了一个文质彬彬的知识青年，在农村生活中十分无奈接受洗礼的过程。他既不想渗入那个群体，又不得不面对那个群体并与他们连在一起的感受。

主人公的晴纶棉毛衫，在大年正月十五被人偷走了，用当地的话来讲，是一种忌讳，关乎着他一年的运势：“上半身不红了，内衣不在了，心里也是空落落的，这让他新年大吉的最后一天留下阴影和尘埃，关乎着他的运势”，而他对母亲为他买的棉毛衫的喜爱程度，已经深深定格在大脑，“不仅仅因为红色的棉毛衫裤总是完美地包裹着他健硕的身体，而是灭了灯之后，打着呵欠辗转反侧时，那摩擦带来的电石火花在黑漆漆的夜晚里总是变得五彩斑斓”“这个声响是一种享受，烙在了他的心里，挥之不去。接着展现出来的内裤，一齐放射出凝聚性很强的赤色光芒”。为了查出偷他衣服的人，他怀疑同队牛二宝。跟踪到了牛二宝家后，在灶房发现牛二宝的女人吴巧花 “丰满的身躯只穿了一件破烂得到处都是洞的衣服，破洞里面显露出白皙的嫩肉和着一些红色的内衬物，一对丰满的乳房似乎挤破了衣服，让其中一个乳头从一个洞里探了出来。林应亮没有看花眼，他的心尴尬地荡了一下，他的心荡不是吴巧花的性感，而是捕捉到吴巧花衣着里面果真藏有他想要的结果，就像悬浮着的一道闪电……”终究他有了想要的结果，认定了牛二宝偷了他的棉毛衫且穿在他女人的身上，因为他看到她“破洞里面显露出白皙的嫩肉和着一些红色的内衬物”了。直到吴巧花在一次事故中不幸死亡，他才发现冤枉了他所认为的偷衣人。

大部分“知青”已经返城市，而林应亮却被迫留在乌蒙山区沙子田。他在公社修建水库的过程中遇上了本队邻居居单身汉“老哥”，同吃同睡同劳动。大冬天在夜晚意外发现老哥的贴身衣物在发光，才恍然大悟原本自己的棉毛衫是几乎天天见到的老哥偷走了。作家对这件棉毛衫的“红色”作了两次不同的叙述：“透过他那没有表情的脸，林应亮似乎看见一缕红红的火光在他破烂的棉袄里面鬼火似的闪动”，第一次，表现的是对偷衣物人的反感；第二次，则是反转性的表述：“竹绳牢牢地捆着他的身体，里面的棉毛衫却在他裹着的棉衣里漫不经心挣脱了出来，红的光泽在雪色中显得深沉而又庄重，宛如一个炽热的火团。”作家运用了既哀怨又感人的沉重笔调，让丢了衣物的主人公从良心上，道义上，还是灵魂深处一直处于纠葛的拷问和惶恐不安的状态下。这样的叙事，如做一道炒菜，稍不到位，味道出不来，但略微用火过度，便把东西烤焦了。而邵忠奇在叙事中，尽力做到每一处都恰到好处，没有生涩感，也没有焦煳味。体现了作者对叙事的具体理解和审美把控。农村、农人、农人习性等诸多川南生活场景，在这一段历史往事中，漫不经心一一呈现。传统观念的异化、留守知青的抗争、误判带来的崩塌等等，在悬念、紧凑和夸张中逐渐浮出水面，直至尾声，作为叙事最主要的表现主旨才映射出来，起了点睛的作用，也构成了这篇小说最为特别的意义。

《水生》讲述的是一个“呆板、木讷、愚蠢的程度显然达到了高分贝”的水生，回到老家后，放着村长书记安排的修建电站的事情不干，非要修一座石拱桥?在所有人的眼中无疑是“脑子进水了，撞邪了，鬼迷心窍了，绑钢筋绑愚了”。为什么这样执着？接下来的叙事安排就合情合理了：“许多个下雨的日子，他都独坐于工棚的门槛边，一双无神的眼睛总是看见血肉模糊的草娥，她幻化成灰、成烟、成雾、成钱，怎样让她自由自在，闻到老家的气息？修桥！刚一动念，这念头就忽闪忽闪着，像一团模糊的黑影，从遥远的地方飘过来，与他长期的念想重叠并固化在一起。再经过深思熟虑，桥成后，他还要回城里，取回她的骨灰，将她安放在桥的正面，他要留下的，是一笔长久性的遗产，是别人无法想象的、带有无尽虚幻的念想，他不愿意让从没来过老家的草娥，让她的影子像光影一样闪过”“他必须将草娥换来的钱变幻成老家固定的物体，给自己，也给草娥一个安慰”。“他欠了草娥一笔债，记在了人生的账本上。赔偿草娥的钱，他就是穷死也不会花掉！桥成之后，他就去城里取回草娥的骨灰，完成一种生与死的交接仪式”。桥，连着他对他花钱买来的媳妇深深的爱，“不只是因为他的血液中有固执的基因非要执拗，而是某种特定的情愫驱使着他”，这样的爱，深入到了骨髓。从始至终，身份、户口、结婚证，花钱从人贩子手中买的媳妇，媳妇死后获得的钱......一个个问题，成为现实困境，让读者和小说中的人物一起在伦理和困境中茫然、纠结和不知所措，也将读者的情感深深代入了情境中。然而从始至终，问题缠绕着主人公，如何解决？作家故意糊涂，不给出答案，只让一个沉默寡言的水生，执着地干他修桥的事情，既表现出来一种淡泊而坚毅的力量，又让他不为人知的许多情感在平静的水面之下波涛暗涌。这样的叙事艺术将身边生活细节、人心善变的纹理褶皱舒展，并赋予深意，颇有独特性，让整部小说更富魅力和张力。

小说人格的残缺美。这两部小说，作者都以莫大的勇气，表达出某种意义上人性的不完整性，同时让这样的不完整性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林应亮寻衣记》中，主人公的青春期正值狂热岁月尾声，虽然接受了“贫下中农”再教育，遵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勇敢献身精神教育，但作者没有去表现出他充满雄壮豪迈的风格。那个时代的青年人的崇高追求，乃是勇敢地投入时代洪流，经历淬火的考验。这种坚硬的青春期印记，无法逆转地镂刻在心灵深处，难以磨灭，但是他们实实在在的心理特征，也包含自我、自私，利益和需要，这恰恰是作家对林应亮残缺人格塑造的本真。而偷了主人公衣物的老哥，作者没有让手脚不干净的他垂直落地，却反向塑造了他在生与死的重要时刻，把生留给别人这种前所未有的崇高。

要从人性的缺陷中追溯社会弊病的根源。《水生》中的水生，同样是一个带着“问题倾向”的人。他修桥，并没有渗透出要为人民做好事，办实事的半点概念，而是为了曾经“想出名”的念想，为了洗白带有血腥的钱，为了让“不自由”的媳妇闻到老家新鲜的空气，为了某种不太正常的偏执......于无声处，作家将这些不完整性的特质，在古朴的、陈旧的、意料之外的结局中，建构起一个丰富的精神磁场，营造出一种特有的、富有感染力的复杂特征，揭示出深刻的理和念，法律、道德、伦理，在人性中纠葛徘徊，发人深省引人深思，给人博大的联想空间。

作家对人性善恶的表达已经开启了不同寻常的表现模式，即通过人与人的互动，最大程度地隐喻人在困境与精神的挣扎和超越。这种表现方式，与传统的叙事方式大相径庭，他显然在通过塑造人物形象，却并不旨在表现人物命运的悲喜，也并不注重发展过程写实化的叙述，而是通过物和事互动的过程，去呈现某种哲学性的思考。比如说，在《林应亮寻衣记》中，主人公因为“走不了”，始终摆脱不了“红色棉毛衫”的阴影作用；在《水生》中，水生也始终摆脱不了他“花钱买媳妇、带人威胁恐吓老板获得赔偿”这些阴影，前者，这种阴影的界面很小，却在他对心理的刻画中无限扩张；后者，这样的阴影自始至终都缠绕着水生，让他解脱不了。在作家的笔下，阴影所包含的，除了个人，还有社会的矛盾，让深陷矛盾而无法解脱纠缠，包括那座未完成的“残缺”的石拱桥，都成为特定的“行为艺术”。而这种艺术恰恰已经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或许还隐喻人对社会的无能为力和失去某些价值的悲哀。

无论是谁，只要企图超越现实，寻获自由，但最终都会陷于悖论之中。然而，还是有一种人性恒常的东西在推着这一代代人前进，它可能是作者对俗世之人的那种悲悯，也可能是两个不自由的灵魂相互靠近的碰撞。这种碰撞，渗透在对于深层次社会的思考中，所表达的界面越是孤独和孱弱，就越显示出抽象化的诚恳，凝聚出来的对抗，让残缺形成一种新的高度。它让人性增加了厚度，营造出另一种美丽。一种不完美的人性，可以塑造出另一种完美，让生命之光熠熠生辉。

在叙事艺术中突出人格的残缺美，这就是邵忠奇小说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