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木生先生的诗歌散文，虽非鸿篇巨制，但具有独到的思想深度，读来令人赞叹折服。诗歌集《野草的呼吸》歌咏历史、人物、山川、江河……，每一首都闪烁着思想的光辉；散文集《天地苍茫》描摹大地、山石、草木、水、月、动物、异域……，每一篇都透射出灵魂的丰华。而发表于《书屋》杂志2018年第11期的《马嵬驿的贵妃》，更是一篇视角新锐，观点独到，颇具深度的佳作。

一 、《马嵬驿的贵妃》既非史学考证，亦非文学纪实，全篇夹叙夹议，其主旨就在于“求实与批判”——文中提到“鲁迅的称赞杜甫，正是基于杜甫对于统治者与历史所持的求实与批判的态度”，作者自身又何尝不是师承杜甫？《马嵬驿的贵妃》最能给读者以强烈的吸引与震撼的，也正在于作者一脉相承地秉持先哲前贤“对于统治者与历史所持的求实与批判的态度”。不附众议，不恤人言，锲而不舍地专注于“求实与批判”，才使《马嵬驿的贵妃》一文达到了稽古振今发人深省的思想深度。 中国历史上唐玄宗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流传至今，妇孺皆知。自白居易《长恨歌》与陈鸿《长恨歌传》始，历朝历代无数文士骚客对“李杨爱情”倾慕艳羡，歌赞咏叹，赋文作诗，乐此不疲。这方面的文学作品，可谓车载斗量、浩如烟海。直到今天，白居易的《长恨歌》入选中学课本，混沌未开的孩子们要在课堂上咏诵“李杨爱情”；一曲《梨花颂》成为舞台经典，黄袍红袖联袂演绎“此生只为一人去，道他君王情也痴……”。肯定与褒赞“李杨爱情”的真挚与专一，几乎成为一千多年来此类文艺作品的主流。然而，真实的“李杨爱情”是乱伦悖俗的，是龌龊卑劣的，是以一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终结的。李杨之间，只有“情爱”，没有“爱情”。所谓“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都不过是多情的文人们一厢情愿地想象臆造，伪饰雕琢，为尊者讳，替帝王遮羞。正是在“李杨爱情”这个重要的节点上，《马嵬驿的贵妃》作者抽丝剥茧，去伪存真，求实还原，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这些作品，堪称上乘，甚至都是文学的经典，散发着人性的光芒，又具有着浓郁的文学审美意味。但是，将玄宗塑造为情圣，……安史之乱倒成了李杨爱情的陪衬，玄宗便无形之中逃脱了将国家带入战乱深渊的罪责，反倒出脱成一个情深意厚的情帝，甚至不惜赋予其‘人性的光芒’，让其与文人们自己一样的多情起来，更甚至不惜将这样一个薄命的贵妃也作为安史之乱的祸源之一……”而真实的情况是“玄宗并没有将他爱妃的死去很当一回事，或者，比起他的生命与他的江山来，杨玉环哪怕比她的本来再俊美、再可人十倍百倍，也不过如此。”最后，作者一语道破：“让江山坍塌或糜烂的，是帝王们”。——这样的认识，这样的结论，从古至今循着《长恨歌》《长生殿》一路走来的文人学士们，不要说讲出来，恐怕是连想想都觉得“罪过罪过”吧？

二 、《马嵬驿的贵妃》不仅揭穿了“李杨爱情”的虚假，更深入探究了陷杨玉环于死地的马嵬兵变的缘起、演变以及不见于文字记载的幕后的鼓动、组织与领导。浩如烟海的史学典籍和文学作品，多把马嵬兵变归结为卫护玄宗逃亡的御林军兵士因为饥饿、劳顿、怨恨与绝望而突然哗变，在诛杀了宰相杨国忠父子姐弟四人之后，由于担心“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家贵妃日后报复，逼迫皇帝下旨处死了杨玉环。——兵困马乏，群情汹汹，兵士们“自下而上”地起而哗变，统军将领顺时应势，玄宗皇帝割爱自保，这样归结马嵬兵变的演变过程似乎也说得过去。然而，这只是表象，止于这样的认识，是肤浅的。《马嵬驿的贵妃》究根探底，直截指出：马嵬兵变的“直接领导者就是太子李亨。这次兵变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太子李亨，他不仅从此走出父亲的巨大阴影，抢班夺权；更可以铲除一直威胁着自己权力乃至生命的劲敌杨国忠、杨玉环兄妹。”这样把“得利渔翁”太子李亨从幕后扯到前台，将兵燹战尘遮盖下的皇权争夺袒露无遗，作者的观点是深刻而独到的。封建皇朝历来“太子难当”，李亨之前的太子李瑛三兄弟就是被“父皇”亲自下旨处死的。李亨久处“父皇”阴影之下，又素与靠裙带关系当上宰相杨国忠不睦，甚至发展到势同水火。而改元“天宝”之后的唐玄宗沉迷声色，“朝事付宰相，边事付诸将”，杨国忠得以把持朝政，擅权为奸，在安史叛军逼近长安之时又鼓动皇帝西窜巴蜀，一步一步把皇帝和朝政控制在自己手上。太子李亨既要全身自保，又想承继大位，杨国忠则如虎狼在侧。祸患不除，焉成大事？诚如《马嵬驿的贵妃》文中所说：“太子李亨，只有一条路可走，借叛军毁国之危，更借天怒人怨之时，果断兵变，除去杨家兄妹。”饥饿劳顿的六军将士，当时也许只看到杨国忠父子及“国夫人”姐妹国难当头依旧骄奢淫逸耀武扬威，因而怒恨难捺，持刀相向。但冒着“犯上作乱”的死罪逼迫皇帝下旨处死才艺过人、貌美倾城、温婉雅致、不干朝政且与他们素无怨恚的贵妃，却也未必是兵士们的必然选择。然而，长于宫院、几十年如履薄冰的太子，深知宫廷争斗的残酷与凶险：今日“承欢侍宴”的贵妃，明天如果依然得宠，就可能是杨家翻盘复仇的令旗。只有斩草除根，才无后患之虞。鼓动“六军不发”，逼迫杀死杨贵妃，削弱乃至抵消老皇帝的威权，哗变兵将又何至于此？这只能是图谋抢班夺权的太子李亨及身边人的密谋策划。自此之后，大唐皇朝这艘风雨飘摇中的航船，便陡然转向。不经意间，太子李亨便取代了“父皇”操盘掌舵。心力交瘁的唐玄宗，悻悻然被排挤靠边站，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吞下这颗自己亲手催生长成的苦果。 杨贵妃的死，太子李亨、陈玄礼、高力士难脱干系。那么，玄宗皇帝呢？是否真如《长恨歌》中所写“君王掩面救不得”？《马嵬驿的贵妃》有这样的描述：“当他（玄宗）拄着拐棍，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小驿站，看到自己的宰相杨国忠的头颅挂在矛上，看到杨国忠儿子户部侍郎杨暄、御史大夫魏方进、还有他兴冲冲封下的韩国夫人与秦国夫人血污的尸体，所谓的爱情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他已经让自己所宠爱的安禄山惊破了胆魄，如今这个小小的驿站上，哗变的兵士与他们背后的太子，更让他心惊肉跳。凭他在血腥里夺取政权与四十五年间站在大唐权力峰巅上的风云变幻，他一定嗅出了危急的险恶——稍有不慎，自己的性命也会变成一片血污。”“他甚至对于大唐的未来已经绝望，只想着逃到蜀地活命；他知道太子掌握的兵力已经超过自己，他心里也清楚了人心的向背。他甚至庆幸还有一个爱妃做他的最后一道防线，或者说作他最后一张挽救自己的法码，这不仅可以表示自己与民心同心的英明，还可从长远处将大唐衰亡的责任推托给她与他：看看，是他们把英明的我搅和晕了。”这才是真实的唐玄宗，这才是本色的封建帝王。 ——只是，这与文士们热情讴歌的“六宫粉黛无颜色”“三千宠爱在一身”的“风流皇帝”、这与信誓旦旦“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情圣”，又该有多么遥远的距离啊！不仅如此，更令人心惊肉跳的是“（玄宗）为了表达自己的坚决与无私，专门让人用车子拉着爱妃的尸体放在驿站的正厅里，请兵变的实施者陈玄礼验明正身。新唐书旧唐书都还为皇帝讳，说得不明不白。北宋的司马光却不管这些，还是在他的那部影响巨大的《资治通鉴》里如实道来：‘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这是多么阴森可怖的一幕——不仅要贵妃死，还要“死给你看”！当年温泉出浴的凝脂玉体，如今要横尸车舆让兵将查验。玄宗此举，岂止是对爱情的背叛，简直是对人性尊严的虐杀！《马嵬驿的贵妃》将这些史实一一开掘出来，并不只是为了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作者努力追求的，振聋发聩、力透纸背的，还是那五个字：“求实与批判”。 马嵬驿兵变是大唐皇朝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太子李亨自此与“父皇”分道扬镳，一个月后在灵武自行即皇帝位，虚尊玄宗为“太上皇”，虽未“改朝”，却已“换代”。经天纬地的“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皇帝”就此不仅没有了“春从春游夜专夜”的贵妃陪伴，还失去了对朝廷皇权的实际控制。此后余生的所谓“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以至“孤灯挑尽”“翡翠衾寒”，到底是美人无踪的寂寥，还是皇权尽失的落寞，也只有天知道！

三、李木生先生的作品，字里行间蕴含着对鲁迅的尊崇，其语言文字风格也有许多地方肖似鲁迅。但是，“君子和而不同”，尊崇鲁迅未必就意味着附和与盲从。《马嵬驿的贵妃》在论述到贵妃与安禄山的关系时，直白的表示：“最终还是不能赞同鲁迅的认知。”　　鲁迅生前不满意于人们诬称杨贵妃“误国”“ 祸水”的指责，一直存有将唐玄宗、杨贵妃的生平活动及安史之乱的历史过程撰文成篇的夙愿，借此指斥男权社会的荒诞，为历史上一直受人支配、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翻案：“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杨玉环）……”如果鲁迅先生生命里程得以延长，说不定会有一部关于唐玄宗、杨玉环、安禄山的经典作品问世，人们也许能从鲁迅先生深切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中受到更多的启迪。　　但是，从现在能搜集到的鲁迅先生本人或他人转述的部分言论来看，鲁迅先生对杨玉环与安禄山之间的“暧昧关系”是信而不疑的。在这一点上，以“求实”为基本出发点的木生先生在《马嵬驿的贵妃》文中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不同的见解：“我常常会一点点地挑出一个个当时的细节来打量，打量来打量去，怎么也不能落实他们之间的‘暧昧’。非但不能落实，还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杨贵妃与安禄山，或许根本就没有这种暧昧。”作者由对一个个细节的细致“打量”中，认定杨贵妃与安禄山“暧昧关系”的不可能：“从一个女人的角度考量，她（杨玉环）会以女人的直觉，感觉到这个痴肥者背后的肮脏残忍，尤其是他的狡诈、甚至淫邪——哪怕这种狡诈与淫邪藏在娇憨与天真、巴结与尊崇之中。也许她曾表示过亲昵，那也是对于皇帝宠信安禄山的一种顺从，一种演戏。”另外，从玄宗的角度，“不要说皇帝仍然喜欢着爱妃，就是在曾经喜欢甚至爱过的女人的角度上，‘英明果断’的明皇，也绝对不会让这个胡人染指。哪怕喜爱已经淡薄甚至冷淡，就是从皇帝的面子与尊严上计较，玄宗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稍有侵犯。”至于安禄山，“这是他巴结与麻痹玄宗所走的一条曲线，也是满足贵妃虚荣心以企她在玄宗面前美言从而蒙蔽玄宗的奇招。”唐玄宗—杨贵妃—安禄山，在深宫瑶殿，“巴结”“蒙蔽”“笼络”“麻痹”，诱使对方入我彀中，虚与委蛇，相互利用，各有所图，皆大欢喜，这三个人的一台精彩而又荒诞的大戏，就是这样演下来的。这样的荒诞剧，延续到当代也并未绝迹，就说前几年渝州山城率众“唱红”的“封疆大吏”与“打黑”的“鬼子”局长还有“瓜妈”，似乎也演绎过《丽人行》，也演绎过《长生殿》，最后以一记响亮的耳光为终结，虽然没有“撞破潼关”的烈度，但与安史之乱中的“李、安、杨”的戏法又何其肖似乃尔，不是也充斥着“巴结”“蒙蔽”“笼络”与“麻痹”、透射出“暧昧”与“狡诈”吗？ 一千多年来，封建文人们对安禄山与杨贵妃之间的“暧昧”是回避、隐讳、含混其词，而鲁迅先生则忿于安禄山的无耻与狡诈，直言指斥他们的不伦丑行。到了《马嵬驿的贵妃》文中，作者却是“一点点地挑出一个个当时的细节来打量”，终于得出了既不同于封建文人也不同于鲁迅先生的新论点。综合看来，还是木生先生的论点更能站住脚。事实证明：唯“求实”才能“出真”，唯“求实”才能“创新”，不管是论史还是撰文，“求实”都是立论的基础。鲁迅先生是“五四”之后的文化巨人，但“巨人”也是人而不是神，后人尊崇大师，也没必要舍弃主见一味地附和与盲从。面对高山仰止的大师，敢于提出异见，更是具有独立人格与学士风骨的体现。《马嵬驿的贵妃》文章的可贵处，就在于贯彻始终的“求实与批判”，即便面对的是素所尊崇的鲁迅先生，也概莫如是。

思想深度是文章的灵魂。文字，不管怎样的组合：诗、词、文、赋，写景、状物、咏志、抒情，即便是纯粹的山水田园诗歌、风花雪月文章，如果不包含作者对自然空间的体味和对生命历程的思考，必然不能引起读者共鸣，也就难以流传久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宣泄着天涯孤旅的愁思；“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则寄寓着宦海沉浮的惊悚与忧惕。具有思想深度的诗词文章，才能打动读者、引发读者的思想共鸣和情感震撼。这样的作品，才能称为佳作，才能成为名篇，才能流传久远。——《马嵬驿的贵妃》，就是这样的一篇佳作与名篇。

（附带指出的是：《马嵬驿的贵妃》文中引用的《虢国夫人》诗作，作者系晚唐诗人张祜而非杜甫。看来是木生先生“智者一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