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斌峰的小说《大水天上来》讲述的是一个颇具荒诞感的故事：山坳里的幌村为了应对即将汹汹而至的洪水，举全村之力修建了防洪大堤。大堤竣工之后，却接连数年不见山洪泛滥，雄伟工程也就成了摆设。小说的反讽意味也就此漫漶开来。

表面看，这是个“大堤该不该修”的问题，然而，“大堤该不该修”到最后却变成了“大水该不该来”——这彰显的是小说的深层内涵。大堤修成安放于斯，即便经年没有洪患，未尝不是为将来计的功德一桩，大堤的功能并不因大水的缺席而被否定。质言之，大堤应修与否，其实不必多加讨论。吊诡的地方在于，在大堤修建之时、以及竣工之后，幌村人却天天对洪水的到来翘首以盼。他们要亲眼看着大堤挡住奔涌的大水，那样他们才觉得劳有所得，甚至幻想着大水能够有朝一日前来复大堤阻拦之仇——对大水由躲之不及变成求之不得，真正是咄咄怪事。

大水反倒是非来不可了。作为手段的筑堤，反而成为了目的。在幌村人看来，大堤落成之日，就是幌村摆脱大水威胁之时。拔地而起的雄伟大堤，这一宏壮而具体的想象让“幌村弥漫起节日般喜庆的氛围”，幌村人所为之努力的，不仅仅是现实里那个称作大堤的防洪工程，更是心中可以确保幌村风调雨顺、万世太平的“大堤”。

这个“大堤”的幻相，不仅征召了幌村人的心灵，也调度着幌村人的行为。村中老人牛爷爷主张抗洪宜疏不宜堵，应该开沟挖渠清淤泥，通过沟渠泄洪。可牛爷爷的意见不仅无人听取，有人还翻起了牛爷爷出身地主的旧账，村长甚至派给年幼的“我”以秘密监视牛爷爷的任务。人们将“大堤”作为共同意志的表征，与“大堤”为敌，就是与共同体为敌。正是在这一逻辑下，筑堤已不再是关涉蓄水防洪的工程学问题，而是一个基本诉求：筑堤，是共同体完成自我认同的方式。而大水，这一现实的所指反倒沦为了空洞的能指：因为大水的存在与否、来与不来，早已不那么重要。

但随着工程的持续推进，幌村人在“大堤”里越陷越深的同时，也变得焦虑了起来：毕竟无论“大堤”是何等的尽善尽美，终究只是一种想象。所以，幌村大堤竣工之后，他们无比期盼一场从天而降的大水，让大堤的作用得到切实的发挥，缝合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裂隙，受“大堤”远景统摄的共同体能真正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构，从而存续下去。大水，这一自在的地理现象，竟掌握了决定共同体生死存亡的权力，真是奇哉怪也！主持工程的村长，甚至天天登上山岭观云识天气，观察大水何时到来。然而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样，大堤竣工之后，大水却不见踪影。遥遥无期的大水，这一在场的缺席，冲击了“大堤”的权威乃至共同体的存在基础，让身处其中的幌村人无所适从。为了应对精神上的惶恐不安，他们只能日以夜继地祈望大水的到来。

在幌村发生的闹剧，归根结底是心理异化的结果。正是对“大堤”远景的过多期许，让他们卷入了新的秩序。而这一切不过建立在想象之上，他们无法接受现实带来的落差。不过，对幌村人而言，大水来与不来，其实无需过多纠结。现实里的大堤并不需要一场大水来验证其价值，而想象中的“大堤”却非常脆弱，因为它永远无法真正地做到自足和自洽。看来，真正需要破除的，还是自己的心魔。一旦参透了这一点，大水该不该来，也就无关紧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