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寻》《沉默》是包倬近期出版的两本小说集，收录的十三篇作品都是以阿尼卡这个地名为背景展开的，阿尼卡宛若一座桥梁，一头伸向那个魔幻的、神秘的、古老的蛮荒山区，另一头连接着现代性席卷过的驳杂的、欲望化的、时尚的大城市。在阿尼卡，有萌生去意、试图逃离并融入大城市的人，比如《天空之境》：“山的外面，那里和这里不一样。比如昆明或者成都，甚至到县城也行。”抑或《走壁记》：“这一次，我真的离开阿尼卡了。”同样，也有试图重返阿尼卡寻求内心救赎的人，例如《双蛇记》：“阿尼卡，我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像念一句咒语。它是我父亲的故乡。”重返阿尼卡是父亲实现内心救赎的重要路径，回到阿尼卡，在父亲的记忆中打捞历史的真相，三十年前的往事宛若一个巨大的黑洞，深深地吸附着我们。不可否认，阿尼卡是包倬苦心经营的文学坐标，它关联着个体的成长史、家族的命运，以及阿尼卡人的民族史，俨然成为包倬处理文学经验与现实世界的重要方法论。

在叙事策略上，《沉默》与《驯猴记》都是将个体的命运置于家族的历史中来观照的，个体的现实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家族经验决定的。《沉默》是一部关于“话语”的寓言，“我”的哥哥阿隆索突然失语，变成了一个沉默者，他一言不发的行为招致父亲的毒打，“让我想起小画册上的死刑犯”，沉默的代价在于躯体的受损。在校园，阿隆索的沉默也遭到了老师的体罚，惩戒并不能让话语的主体变得温顺，相反，惩戒的结果是进一步强化了阿隆索沉默的事实。对于母亲而言，让阿隆索开口的希望在于医院，当医生也无能为力后，母亲只能选择接受现状。从家族叙事的角度看，阿隆索的沉默是一种必然的结果：祖先阿德鲁指认出强奸姑娘的士兵，最终横尸路上，阿德鲁说了真话，付出的代价是生命；阿德鲁的儿子阿俄吉死于妻子的告密，“被说”让阿俄吉丧命；阿拉洛选择只说出自己是土匪的部分事实，保护了手下的兄弟们，在三十六岁之后消失于阿尼卡。阿隆索的沉默与家族先辈们的“说话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话语方式决定了个体的命运。阿隆索以沉默的方式与外界相处，他在沉默的世界中重塑了自己，展现出了坚韧的生命力。

《驯猴记》以一只猴子的丢失起笔，围绕方家三代人与猴子的情感纠葛，探讨了人对动物的驯化、社会对人的规训等命题。驯兽员方小农带着猴子离开了动物园，寻找方小农成为“我”与保卫科长王立春的任务。以这一任务为中心，方小农的家族历史得以呈现。在小说中，方小农视猴子孙小圣为兄弟，放它归山，孙小圣却不愿意回归自然界。被驯化后的孙小圣是不可能重返自然的，它早已习惯了人的规训。事实上，规训是无处不在的，“我”厌倦了与人打交道才去动物园做一名驯兽员，方小农与孙一圣之间的互跪，都是社会规训的结果。人类驯化动物让其听命于己，换个角度来看，人何尝不是被规训的对象呢？在强大的社会规则面前，我们都是被“驯顺的肉体”。

如果说《沉默》的主题是“话语”，《驯猴记》的内核在于“规训”，那么《掩耳记》的要义则是“监禁”。“我只是一个沉默的看门人。”作为公司的门卫，“我”接到人力资源部主任的通知，不用签收苏珊娜的快递，并对苏珊娜实施监控，防止她进入公司。被解聘的苏珊娜以仙人掌为武器，继续与公司领导斗争，她频繁出入公司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我”被领导强行解聘。荒诞的是，被要求离职后的“我”更加卖力地工作，当新来的门卫发现苏珊娜和壁虎时，“我”甚至向年轻的门卫求情。“我”彻底理解了苏珊娜，理解了像仙人掌般坚毅的人生。在小说中，监禁与被监禁的角色是可能转换的，“我”监禁着苏珊娜的进出，也是被监禁的对象，以主任为代表的若干人等随意将苏珊娜与“我”赋予疯癫之名就是明证。《沉默》《驯猴记》《掩耳记》很容易让人想起福柯对“话语”“规训”“监禁”等的论述，包倬以小说的方式对福柯的理论做出了回应。

从叙事时间上来看，包倬善于选择特定的生活情境，将人物置入特殊的时间节点，以此来展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与现实处境。《生日快乐》《圣诞快乐》《新婚快乐》都不约而同地以“节日”为窗口，来捕捉人物的心理嬗变与生存意绪。《生日快乐》依托一场生日宴会，再现了王小强、诗人、宽老大与女主人公朱丽之间的情感纠葛，三人以给朱丽庆生为名，纷纷表达了对朱丽的爱恋。《圣诞快乐》以圣诞节为背景，复原了马小武与安阳的成长经历。马小武目睹弟弟被杀而无力营救，安阳被亲生父母抛弃后顶替了姐姐张秋萍的身份来生活，马小武的心理自救与安阳的身份迷惘，在圣诞节这个特定的时空得以呈现。《新婚快乐》围绕末末的婚礼，以“我”的视角来书写婚礼上各种人物的心理状态，以及不同文化观念之间的冲突。《红妆》则将“节日”改成了“忌日”，以第二人称的视角记录了奶奶去世后孙女的心理状态：爱好化妆的奶奶与当入殓师的孙女都极其重视外在美，她们属于人群中的异类，孙女为奶奶最后一次化妆，意味着女性之间心灵深处的同频共振，它超越了代际，是生命个体间的精神共鸣。《红妆》写得情真意切，孙女对奶奶的爱宛若河水般流淌，似两个老友间的倾诉，又如一场浓墨重彩的告别仪式。

对于小说创作，包倬有着自己的“时空观”，以阿尼卡为中心，打通了时空壁垒，进入到阿尼卡人复杂而神秘的精神世界。包倬的小说叙事节制，语言凝练，既是地域性的，也有世界性的意义。正如《走壁记》不免让人想起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我”就是阿尼卡的柯希莫，一个喜欢爬电线杆、爬墙的少年，拥有一种别样的观照世界的方式，“我”的成长也平添了些许的魔幻色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倬笔下的阿尼卡，具备了某种世界性的眼光与触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