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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聪:把阿尼卡作为一种方法
    • 作者:周聪 更新时间:2024-04-22 10:43:30 来源:原创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8688


    《十寻》《沉默》是包倬近期出版的两本小说集,收录的十三篇作品都是以阿尼卡这个地名为背景展开的,阿尼卡宛若一座桥梁,一头伸向那个魔幻的、神秘的、古老的蛮荒山区,另一头连接着现代性席卷过的驳杂的、欲望化的、时尚的大城市。在阿尼卡,有萌生去意、试图逃离并融入大城市的人,比如《天空之境》:“山的外面,那里和这里不一样。比如昆明或者成都,甚至到县城也行。”抑或《走壁记》:“这一次,我真的离开阿尼卡了。”同样,也有试图重返阿尼卡寻求内心救赎的人,例如《双蛇记》:“阿尼卡,我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像念一句咒语。它是我父亲的故乡。”重返阿尼卡是父亲实现内心救赎的重要路径,回到阿尼卡,在父亲的记忆中打捞历史的真相,三十年前的往事宛若一个巨大的黑洞,深深地吸附着我们。不可否认,阿尼卡是包倬苦心经营的文学坐标,它关联着个体的成长史、家族的命运,以及阿尼卡人的民族史,俨然成为包倬处理文学经验与现实世界的重要方法论。

    在叙事策略上,《沉默》与《驯猴记》都是将个体的命运置于家族的历史中来观照的,个体的现实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家族经验决定的。《沉默》是一部关于“话语”的寓言,“我”的哥哥阿隆索突然失语,变成了一个沉默者,他一言不发的行为招致父亲的毒打,“让我想起小画册上的死刑犯”,沉默的代价在于躯体的受损。在校园,阿隆索的沉默也遭到了老师的体罚,惩戒并不能让话语的主体变得温顺,相反,惩戒的结果是进一步强化了阿隆索沉默的事实。对于母亲而言,让阿隆索开口的希望在于医院,当医生也无能为力后,母亲只能选择接受现状。从家族叙事的角度看,阿隆索的沉默是一种必然的结果:祖先阿德鲁指认出强奸姑娘的士兵,最终横尸路上,阿德鲁说了真话,付出的代价是生命;阿德鲁的儿子阿俄吉死于妻子的告密,“被说”让阿俄吉丧命;阿拉洛选择只说出自己是土匪的部分事实,保护了手下的兄弟们,在三十六岁之后消失于阿尼卡。阿隆索的沉默与家族先辈们的“说话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话语方式决定了个体的命运。阿隆索以沉默的方式与外界相处,他在沉默的世界中重塑了自己,展现出了坚韧的生命力。

    《驯猴记》以一只猴子的丢失起笔,围绕方家三代人与猴子的情感纠葛,探讨了人对动物的驯化、社会对人的规训等命题。驯兽员方小农带着猴子离开了动物园,寻找方小农成为“我”与保卫科长王立春的任务。以这一任务为中心,方小农的家族历史得以呈现。在小说中,方小农视猴子孙小圣为兄弟,放它归山,孙小圣却不愿意回归自然界。被驯化后的孙小圣是不可能重返自然的,它早已习惯了人的规训。事实上,规训是无处不在的,“我”厌倦了与人打交道才去动物园做一名驯兽员,方小农与孙一圣之间的互跪,都是社会规训的结果。人类驯化动物让其听命于己,换个角度来看,人何尝不是被规训的对象呢?在强大的社会规则面前,我们都是被“驯顺的肉体”。

    如果说《沉默》的主题是“话语”,《驯猴记》的内核在于“规训”,那么《掩耳记》的要义则是“监禁”。“我只是一个沉默的看门人。”作为公司的门卫,“我”接到人力资源部主任的通知,不用签收苏珊娜的快递,并对苏珊娜实施监控,防止她进入公司。被解聘的苏珊娜以仙人掌为武器,继续与公司领导斗争,她频繁出入公司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我”被领导强行解聘。荒诞的是,被要求离职后的“我”更加卖力地工作,当新来的门卫发现苏珊娜和壁虎时,“我”甚至向年轻的门卫求情。“我”彻底理解了苏珊娜,理解了像仙人掌般坚毅的人生。在小说中,监禁与被监禁的角色是可能转换的,“我”监禁着苏珊娜的进出,也是被监禁的对象,以主任为代表的若干人等随意将苏珊娜与“我”赋予疯癫之名就是明证。《沉默》《驯猴记》《掩耳记》很容易让人想起福柯对“话语”“规训”“监禁”等的论述,包倬以小说的方式对福柯的理论做出了回应。

    从叙事时间上来看,包倬善于选择特定的生活情境,将人物置入特殊的时间节点,以此来展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与现实处境。《生日快乐》《圣诞快乐》《新婚快乐》都不约而同地以“节日”为窗口,来捕捉人物的心理嬗变与生存意绪。《生日快乐》依托一场生日宴会,再现了王小强、诗人、宽老大与女主人公朱丽之间的情感纠葛,三人以给朱丽庆生为名,纷纷表达了对朱丽的爱恋。《圣诞快乐》以圣诞节为背景,复原了马小武与安阳的成长经历。马小武目睹弟弟被杀而无力营救,安阳被亲生父母抛弃后顶替了姐姐张秋萍的身份来生活,马小武的心理自救与安阳的身份迷惘,在圣诞节这个特定的时空得以呈现。《新婚快乐》围绕末末的婚礼,以“我”的视角来书写婚礼上各种人物的心理状态,以及不同文化观念之间的冲突。《红妆》则将“节日”改成了“忌日”,以第二人称的视角记录了奶奶去世后孙女的心理状态:爱好化妆的奶奶与当入殓师的孙女都极其重视外在美,她们属于人群中的异类,孙女为奶奶最后一次化妆,意味着女性之间心灵深处的同频共振,它超越了代际,是生命个体间的精神共鸣。《红妆》写得情真意切,孙女对奶奶的爱宛若河水般流淌,似两个老友间的倾诉,又如一场浓墨重彩的告别仪式。

    对于小说创作,包倬有着自己的“时空观”,以阿尼卡为中心,打通了时空壁垒,进入到阿尼卡人复杂而神秘的精神世界。包倬的小说叙事节制,语言凝练,既是地域性的,也有世界性的意义。正如《走壁记》不免让人想起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我”就是阿尼卡的柯希莫,一个喜欢爬电线杆、爬墙的少年,拥有一种别样的观照世界的方式,“我”的成长也平添了些许的魔幻色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倬笔下的阿尼卡,具备了某种世界性的眼光与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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