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旧体诗因赓续了数千年的传统，代表了中国文化最优雅精粹的部分，所以在国学热升温的当下，迎来了“五四”以后第二个创作高峰。作旧体诗须尊体辨体，其体式规范大致可用“声”“色”两字概括。前者即人所共知的平仄押韵，有韵书可查，有软件可检核，比较刚性，相对简单且易于遵守；后者由字法、句法、章法等构成专门的文法，由气象、体调、血脉等构成特别的风格，大都软性，相对复杂，不易掌握，暴露出的问题因此比较多。如何学习前人，继承传统，是旧体诗发展的关键。新的创作实践证明，旧体诗也可以涵括今人的生活，它们前途远大，生机无限。由此延展至海外，又必将对中华礼乐文明的传播、中华文明与世界先进文明的沟通与交流起到桥梁作用。

关键词　旧体诗；声；色；汉语性

所谓旧体诗，有说最早得名于《新青年》5 卷 2 号所刊任鸿隽《新文学问题之讨论》一文，他称：“公等做新体诗，一面要诗意好，一面还要诗调好，一人的精神分作两用，恐怕有顾此失彼之虑。若用旧体旧调，便可把全副精神用在诗意一方面，岂不于创造一方面更有希望呢？”可见是相对于新诗而言的，广义地说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不过，新诗的崛起不等于旧体诗必然消亡，它的生命力依然顽强。因为它毕竟赓续了数千年的传统，代表了中国文化最优雅精粹的部分。

所以，尽管受积贫积弱的刺激和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五四时期文学革命蔚成风潮，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称古诗“腐败极矣”，“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的国民性互为因果”，又推出不少白话诗，诸如“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其后柳亚子《旧诗革命宣言》也断言“旧诗必亡”，“平仄的消失极迟是五十年以内的事”，但这样的结局并未到来。相反，不但保守派如刘师培坚称“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 就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人，有许多如闻一多1925年致梁实秋信中所说，也都“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了。

郭沫若所作尤多，但声名为其新诗所掩，鲁迅所作则连小学生都能背诵。此外如田汉、郁达夫等人也都有作，后者《钓台题壁》之“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更引得无数人竞相传诵。陈独秀当初与胡适同一阵营，于荡涤旧文学一事持大体相同的立场，但也写了140多首，且古、近体皆中规中矩。如《感怀二十首》中一首，“委巷有佳人，颜色艳桃李。珠翠不增妍，所佩兰与芷。相遇非深恩，羞为发皓齿。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纯然汉魏晋朝人的声口；《游虎跑》之“昔闻祖塔院，幽绝浙江东。山绕寺钟外，人行松涧中。清泉漱石齿，树色暖碧空。莫就枯禅饮，阶前水不穷”，用一东韵，间有出律，但大体合式。至于用语之典雅，用事之贴切，可见旧学修养。抗战期间又作《金粉泪》七绝组诗56首，既以明志，更写时事，元气淋漓，风格沉郁，故夏中义《百年旧诗人文血脉》一书将其与吴昌硕、王国维、陈寅恪、聂绀弩、王辛笛、叶元章、张大千等列，推称其为“黑旋风李逵”。至于学人黄侃、马一浮、俞平伯、陈匪石、吴梅、汪东、冒效鲁、吴宓、胡小石、宛敏灏、徐定戡、刘永济、张伯驹、詹安泰、夏承焘、沈祖棻等，更皆擅诗。其中王国维、陈寅恪和钱锺书的诗，类似“人生过后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和“春似醇醪酲不解，身如槁木朽还非”等，近些年经胡文辉、王培军等学者的笺释与考证，更是传颂人口。钱锺书对《静安诗稿》的论断尤见精彩。一些理科教授如治水名家黄万里也写了不少旧体诗，其《右冠残草》三十首、《治河咏怀》十五首、《忆旧感怀》二十七首、《漫游闲咏》二十九首，以后集成《治水吟草》出版。

1949年新中国成立，章士钊、叶恭绰、张伯驹等人即提出成立全国性的韵文组织，后因“反右”运动搁置。1976年《诗刊》复刊，每期辟两页专版刊登旧体诗。1980年，李锐的《龙胆紫集》出版。两年后，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包括《北荒草》《赠答草》和《南山草》，简称“三草”出版，社会反响很大。再两年，王以铸、吕剑、宋谋瑒、荒芜、孙玄常、陈次园、陈迩冬、舒芜、聂绀弩等九人合著的《倾盖集》也获好评。同年，经周谷城、王昆仑、赵朴初、俞平伯、唐圭璋再次提议推动，中国韵文学会得以正式成立。三年后中华诗词学会也宣告成立，随后各地方诗词学会渐次成立。1994年《中华诗词》正式创刊，不久发行量超过《诗刊》。2010年，第五届鲁奖首度对旧体诗开放。2011年，中华诗词研究院成立。旧体诗的创作及研究至此获得国家支持，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据有关部门最新统计，目前全国诗词刊物有600余种，各级各类诗词组织达2000余个，参加各级诗社活动的诗词爱好者近300万人，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中。近些年，每次全国性诗词赛事都能吸引数以万计乃至数十万计的作者参加，作品的数量更难以计算。其中第一届中华诗词大赛一次性收到的稿件就超过了《全唐诗》和《全宋词》的总和。

与此相应，各类旧体诗选应运而生。类似《三家诗》（含黄苗子《无腔集》、杨宪益《彩虹集》和邵燕祥《小蜂房集》）尚是同人合集性质，但早于此集，1987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就已经推出于友发、吴三元合编的《新文学旧体诗选注》，2000年后，巴蜀书社和黄山书社更推出了《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当代诗词家别集丛书”。1997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小舒、王一民、陈广澧的《中国现当代传统诗词研究》，现代旧体诗创作能否入史，也因王泽龙在2007年发表的《关于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一文，在学界引起广泛的讨论，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不过尽管如此，钱理群等人所著修订本《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已一改现代文学须用现代汉语表达现代人精神和心理的认识，加入了鸳鸯蝴蝶派小说和武侠小说等内容，严家炎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也添加了专论旧体诗词的章节。北大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大学新语文》，则选用了一组当代学人写的旧体诗。若再汇合网络上的盛况，举凡作者之众、作品之丰、大赛之繁、吟诵之盛、高峰论坛之多，以及有关推进“新旧体运动”与建立“当代诗词学”的呼声之强烈，说旧体诗在当下已经复兴，应该不是夸大。

但必须指出，古诗毕竟是依韵用文言写成的。所谓文言，是只见于文的纯书面语，有多重特殊的要求，需要人下足“辨体”的功夫，并由此而“尊体”，不随意胡乱“破体”，以免堕入“俗体”。此外，又因有许多特别的讲究，需要人明了“法度”“法禁”的意义。所以古人称“诗”从“寺”，依《说文》解释，“寺者，廷也，有法度者也”，也就是说，无论作诗还是论诗，必须切讲切记体式规范，所谓“先体制而后工拙”。作旧体诗因此有一定的准入门槛，不是随便分行押韵的文字都可充任的。

若综括这种体式规范之大要，可用“声”与“色”两字概括。先说“声”。所谓“声”指音声，是说诗乃“有声之文”，为“声体”，故欲作旧体诗，不能不知“声”遵“声”。尤其是作近体律诗，在“整”（句字齐整）、“俪”（对偶工稳）、“叶”（奇偶相对）、“韵”（押平声韵）、“谐”（平仄合格）、“度”（篇字划一）等方面必须做到合体合格。不能不讲平仄，不用平水韵。此外，古体与近体在用韵上还有一些不同，如近体偶句用韵，其中五言以首句不入韵为多，七言以首句入韵为多；近体不得转韵，但首句可用邻韵，如一东二冬或二萧三肴四豪，诸如此类。

这里要重点讲一下平水韵。所谓平水韵，是依唐人用韵，把汉字分为106个韵部。古人作诗都严格依此而行。自元人入主中原，南北两大语音发生变化，南方保留大量入声字，北方则多流失。20世纪50年代，拼音化运动兴起，入声字被编派入平上去三声。此后中华诗词学会制定《中华新韵》（简称《新韵》），将韵部减少为14个，依普通话，只分平仄，不论入声，比平水韵简单多了，也宽泛多了。再往后，由国家语委发起，教育部和中华诗词学会又共同制定了《中华通韵》（简称《通韵》），虽依然取消入声字，但在《新韵》基础上增加了两个韵部。鉴于古今语音改变，《新韵》《通韵》的修订是必要的。此后结合国人实际的用语习惯和知识水平，该会又提出“知古倡今，求正容变”的方针，主张“今不妨古，宽不碍严”，鼓励双轨并行，也颇切合实际，通情达理。只是实际的结果是，平水韵普遍遭人弃用，并入《新韵》《通韵》后，双轨制也就成了单轨制。

有的人还进而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主张，譬如“韵不求工”，即如果因为押韵而抑制了诗意的表达，可改采邻韵入诗，押大致相同的韵就行；“声必从意”，即当声与意发生矛盾无法“自救”“相救”时，声律必须服从立意；“联可变体”，即写格律诗采用正体不成，可改用变体成篇；“当古则古”，即近体格律束缚过严，当使用变体也难以抒发性灵时，可采古体赋之；“舍筏登岸”，即作者可以自创有利于传达诗境的法则，而不必处处依从古人。甚至有的人力主一种不讲究长短篇幅、不强调粘对规则、不拘泥押平水韵，只求畅口顺耳的“新格诗”，还声称“要永不松懈地与写诗的习性和惯性作斗争”。所谓“习性和惯性”，无非指作诗从来依循的凝神致思方式、意象营建方式及用辞造语方式。更有的旧体诗作者在“创新是诗歌创作生命”的名目下，一笔抹掉“旧瓶装新酒”的可能性，认为古典诗歌的发展创新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当今诗词发展停滞不前，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小部分精于格律的人固步自封、墨守成规，使诗歌逐渐远离了大众，成了一种“贵族文学”，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我们说，“旧瓶装新酒”固然不是一种谨严周全的说法，但其所包含的依循体式、不弃本原的意思，显然有合理性。一概否定有失轻率，实际上也不可行。

眼下层见叠出的那种形似的、浮表的、浅俗的、拗口的甚至粗鄙的作品泛滥，就是有力的反证。其中“老干体”特别典型。这类诗惯写大好河山，莺歌燕舞，立场自然正确，诗意和诗艺却有所欠缺，常被人嘲笑为“大话写作”，其实是一种“观念写作”。诸如“红旗万里舞东风，祖国山河一片红。革命人民齐努力，建设四化立奇功”，显然很初级。其用一东韵，“红”字重复，“设”字应平而仄；若用《新韵》，“国”字应仄；用《通韵》，则不仅多处出韵，且不押韵。而类似“九月金秋猿猴叫，沙滩之上飞百鸟。落叶纷纷回大地，长江滚滚归海潮。祖国江山九万里，微病登山志气高。两鬓斑白莫心急，发挥余热来赛跑”，遣词立意较前一首明显要好些，但用仄声的“鸟”字押韵，实在犯了作近体诗的大忌。且即使用《新韵》和《通韵》，也有20多处出韵。

这让我想起叶恭绰的话，“第文艺之有音调节拍者，恒能通乎天籁而持人情性”。叶恭绰是前清举人，京师大学堂化学馆毕业，曾留学日本，为人才学识兼长，诗书画三绝，所以能深体旧体诗创作的用心，看到平仄的格律背后不单是音声的问题，它关涉多多，甚至可持人性情。再往前，孙中山与胡汉民等人通信时说：“中国诗之美，逾越各国……或以格律为束缚，不知能者以是益见工巧……今倡为至粗率浅俚之诗，不复求二千余年吾国之粹美，或者人人能诗，而中国已无诗矣。”这点出格律规范虽繁碎苛严，却正是诗人争奇斗巧、显才示能的地方，虽难也不能轻易弃之。郁达夫乐观地相信“中国的旧诗限制虽则繁多，规律虽则谨严，历史是不会中断的”，“到了将来，只教中国的文字不改变，我想着着洋装、喝着白兰地的摩登少年，也必定要哼哼唧唧地唱些五个字或七个字的诗句来消遣”，“因为音乐的分子在旧诗里为独厚”。

事实也是如此，由于平仄格律代表了汉语的声音美，以至于新诗也每借鉴之，创为不同于自由体诗又没有固定格律的“新格律诗”。刘半农首先提出改革旧韵，创造新韵，增多诗体，要之，不废格律，相反，努力依循格律，在新诗中保留必要的格律。闻一多继而提出了一系列建立“新格律诗”的意见，主张依内容“相体裁衣”，以求得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三美”的实现。1949年后，何其芳将这种格律更具体化为每行的顿数一致，最后一顿须双音律；押大致相近的韵；每节的行数因此也须有规律。臧克家提出须以精练的、大致整齐的押韵作为此体的基本条件。直到1993年，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成立，公木为名誉会长，艾青、卞之琳等人为顾问。诗歌须重音声、须讲格律成为诗人的共识，可见一斑。

再说“色”。如果说声律有韵书可查，有软件可检索与核验，因此比较刚性，相对简单且易于遵守的话，那么由字法、句法、章法等构成的文法，由气象、体调、血脉等构成的风格则是软性的，它们相对复杂，许多时候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只能神通不可语达，因此暴露出的问题更多、更严重。

如前所说，古诗用的是古汉语，它有自己独到的特质，我们称之为“汉语性”。譬如它的单字活力强，组合搭配极其灵活，词性可以活用，成分经常省略，等等，它们构成了古汉语重意合轻形合的特点，进而形成了古诗简省、概括、含蓄、隽永等优长。又由于它要求语有本源，事有出典，能给诗歌带来特别渊雅丰蔚的格调韵味，这也是新诗所不具备的。今人用现代汉语写旧体诗，甚至用大白话直道其事，直抒其情，且主谓宾齐整，定状补不缺，既少比兴，更无寄托，还缺乏象征，欲能举一反三，见迩知远，有浓郁的诗味，几不可得。

以一位力主“不创新无以诗”的作者写的《献给中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为例。“南湖摇荡小红船，解锁烟波扶舵参。今日列装航母后，如何梦越海深蓝？”不说弃用平水韵，用《新韵》和《通韵》检视，也间有出律的，如其中“扶”字应为仄声。这里仅考较其辞色，“小红船”三字明显凑韵外，还显得浅俗，“扶舵参”则不通。更重要的是，全诗句法呆板，过于散文化，直白少回味。传统诗歌讲究意象运用，所谓意象，指一种包含着浓郁的主观情思的形象，它虽不离“象”，但与人熟悉的形象突出“形”不同，更突出“意”，它的哲学-文化根基是《易经》的俯仰往返与远近取喻，所谓“以类万物之情”“以通天地之理”。中国诗在近现代得以走向世界，进入外国诗人的视野，很大程度上正赖此天才直觉的意象，它被视作认识中国诗的生命线。以此来看上面这首诗，不仅疏于语言的淬炼，还全无意象的营建，所以诗的品质就谈不上了。由于根植于传统的哲学与文化，古人的意象营建特别讲究远绍前式，有一定之规，绝不以鲁莽灭裂为独创。

再看另一位作者写的《开房》诗。“心灵锁眼一旋转，记忆房间不断开。物体依稀光下漫，人群迷惘梦中来。永恒家具多沉重，思念射程难返还。虚弱脉搏传裂缝，孤独手势陷尘埃。”题名浅近且易生歧义不说，也可见作者对古诗字法句法的了解是比较欠缺的。古人表达有说“不开”的，但很少说“不断开”；有说“难返”的，但很少说“难返还”。因为汉语本来以单音节为主，以后才渐多双音节字和多音节字。将古今人的表达混为一体，一味以今语入诗，不仅有失古意和典雅，还有凑韵之嫌。至于诗中的对偶也多不工，用“永恒”来限饰“家具”已属不伦，以之与“思念射程”相对更是勉强。再加上平仄上的瑕疵，修辞上的努力基本没有，诗的品质难免大受影响。

下面这首《丙申仲春气候感怀》，题名较前两首好许多，诗意也更幽深杳约一些。“天意无端戏弄人，忽逢尧舜忽逢秦。轻纱初展玲珑态，转觉长裘格外亲。簇簇残红伤老大，萋萋新绿忆王孙。晴明时节从来少，珍重心头日一轮。”但用语仍然太现代了，并且由于没能精准把握词义的古今演变，造成了诗的不协。盖古汉语所谓“格外”，指的是格度之外，即人所熟知的常式常套之外，如宋人杨万里《兰花五言》之“花中不儿女，格外更幽芳”、张侃《寄曾兄》之“年来格外添新句，夜静灯前理旧书”，皆在此意义上用之。如此诗中的“格外”指的是分外、特别、更加的意思，这是后起的新意，古人是不怎么用的。此外，诗中对偶也不工稳，颔联勉强可称流水对，但较前人如孟浩然之“忽逢青鸟使，邀入赤松家”、杜甫之“请看石上薜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不但用语俗近，且少对应甚至构不成对应。“老大”是形容词，可对“少壮”，与作为名词的“王孙”相对就说不过去。凡此都说明辞色上的追求是不容忽视的。于此欠着意、欠积累，即使文从字顺，合辙押韵，也不一定能写出好诗。

于此，不由得不让人佩服老辈人物，如张中行在《诗词读写丛话》一书中，就曾说过自己有“用旧词语”的喜好。他认为不能简单地用“守旧”两字否定这种喜好，相反，它出于实际的需要，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他的意思是，要找到并写出人人向往的诗境，诗人非得与现实保持一段距离不可。用旧词语就是诗人与当下生活保持距离的方法之一，所谓“金钏诗意多，瑞士手表诗意少；油壁香车诗意多，丰田汽车诗意少”。如果一味用新出的词语甚至时髦的热词入诗，所作就难免会失去含蓄，减了诗意。当然，也不是一概不能用新出的词语，但用的时候须经暗示和转换，以免“迷离渺远”化为“明晰切近”。如果一味“明晰切近”的话，诗意就谈不到了。他的话可谓内行。

当然，并不是说今语一概不能入诗。正如古今语音有变，所以平水韵后有《新韵》和《通韵》，古今时势不同，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概括反映它们的语汇也一定会有变化。当初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提出“新词语”“新意境”和“以古人风格入之”三大创作原则，并期待人能立足于当下生活，进而产生足以反映这种生活的诗坛巨匠，他称之为“诗界哥伦布”，就基于这样的理由。其时，虽海禁日开，有大量的新事物、新词汇涌了进来，诸如电话、手表、望远镜等时髦物事和新鲜的译名开始被人写入诗歌。并非如有的人所说，它们只适合放到新诗中，并只有在新诗中才有发挥的余地。虽然有的稍显突兀，但许多不仅于拓宽诗的表现内容有功，而且事实证明也并无违和感。至于用传统词语和意象写新世相，就更不成问题了。海上名家周炼霞兼擅诗词，才名凌驾老辈耆宿，就常引凡事俗物和新世相入诗词。其词写过滤嘴香烟如“泥金镶裹，闪烁些儿个，引得神仙心可可，也爱人间烟火”，其诗写街头馄饨担如“风寒酒渴人如梦，街静灯疏夜未央。何处柝声敲永巷，一肩烟火踏清霜”，写高邮咸鸭蛋如“春江水暖未成胎，盐海泥涂去已回。剖出寸心颜色好，满山云为夕阳开”，格调不俗，传神有趣。

今天，拜科技发展和网络所赐，旧体诗似获得了新生，先是门户网站、QQ聊天室、高校BBS，以后是天涯论坛诗词比兴版和菊斋论坛，再后来是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抖音和知乎，呈现出“全民来对诗”的盛况，其活动规模和活跃程度，为许多人所始料不及。尤其菊斋论坛，18年间，共有7660位作者在那里发表了9万多个诗词帖，其所存文献，无疑构成当代诗词最大的资料库。网上另流传有各种诗歌选本，甚至有《网络诗坛点将录》。中华诗词网上创建的网页更已超过 5 万个，论坛注册会员达 5.4 万人，每天发帖6500多篇，有的质量不俗，并出现了一批高手，像曾峥、段晓松和曾少立等人所作甚多，初步形成风格，有自己稳定的拥趸，所以有人称“当代诗词在网络”。

由于虚拟生活和线上生活的丰富，类如电脑、屏幕、Email、手机等物事与名词更大规模地进入到诗歌中，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将它们写成诗歌，水平虽参差不齐，有时候难免泥沙俱下，但也有清新可诵者。如杜随的《秋感》其三、孤棹摇风的《短信》，切境切情，绝非无病呻吟。眷之的《捉搦歌》、稻香老农的《女儿出世》《女儿学步》，即目触兴，可谓有感而发。再如杨启宇的《回乡》、王恒鼎的《吾妻》、李梦唐的《癸未仲春自京回乡》，持情之稳，用情之深，可称佳作。至若水虎英雄的《电风扇》，虽说不上精妙，但状物仍有特点，不失为当代咏物诗中的佳作。这些诗都面向当下生活，有的引入反映当下的新词语，有的续用传统的方式，表达的却是当下的感受，足证旧体诗是可以用来涵括今人的生活的，它们前途远大，生机无限。

要之，随着国学热的升温和传统文化的回归，包括近几年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热播带动的新一轮全民诗词狂欢，旧体诗确乎迎来了“五四”后第二个创作高峰。由其笼聚的创作者之众和引起的社会关注度之高，确信其必有光明的未来，应该不是盲目的乐观。而由此延展至海外，又必将对中华礼乐文明的传播、中华文明与世界先进文明的沟通与交流起到桥梁作用，也完全可以期待。曾几何时，“百年中文，内忧外患”，许多人为汉语的命运与汉诗的前途焦虑，但汉字和汉语终究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文字和语言，中国更是有着悠久的诗歌创作历史的诗的国度，这样来看旧体诗的未来，我们是可以有信心乐观其成的。

汪涌豪：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