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的时间，写出十九万字的《鲁迅评传》，可谓苦甘参半。苦的是要在浩如烟海的鲁迅研究领域找到新的立足点，甘的是再三地阅读鲁迅著作与数百本鲁研作品、并在阅读思考中总能有所发现。

 与鲁迅结缘，还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藏高原。先是单行本，后辗转地得以买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20卷本的《鲁迅全集》，犹如迷路于沙漠之中的旅人，突然遇到了一眼清泉，而且还从这眼清泉梦幻出隐约的湖泊与大海。与读鲁迅的同时，还读到一些被封禁在各个学校仓库里的外国译著，比如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精装硬壳的《高尔基作品选》，其中有巴金译的《伊则吉尔老婆子》，讲了一个丹柯的故事，至今不忘。那时读到丹柯撕开胸膛、掏出自已燃烧的心照耀大家走出黑暗森林，大家却在得救欢庆的时候忘记了丹柯并将他的那颗燃烧的心踏得粉碎。之所以铭刻至今，是因为觉得鲁迅就是中国的丹柯，燃烧着心照亮大家、却又被大家将这颗心踏得粉碎。那时的读鲁迅，真是难，处处是坎，就靠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硬读。一本一本地读了三年，有了一些感悟也有了一点长进，还于1979年手工自制了一本《<鲁迅全集>索引》，阅读与查找也就更加方便了。

 1983年，带着这套《鲁迅全集》从高原回到鲁西南一座运河边上的小城谋生，而重新的阅读则要在六七年之后了。犹如初读般，让我一再地惊异，包括他的那些再三读过的名篇，都让我感到仿佛鲁迅就写于今天的早晨。甚至与他的创作几乎等量的翻译，也让我醒豁地看到他翻译时的初心、那颗丹柯一样燃烧着却终又被踏碎的初心。更外延开来，将他放在整个人类文明行程中，深入地也开放地阅读世界的文学与思想的结晶，也就愈发地知道这个人在中国不可或缺的价值。信服这样的话“使思想获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理性的成长就是一个以这种差异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过程”（哈耶克），也就更深刻地理解鲁迅正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差异的存在”。

 记得是1996年的10月，曾经写下一篇两万多字的《鲁迅十题》，第一题是“一个士兵的感激”，里面有这样的话：“世界上最骇人的，也许就是精神的沙漠了。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总会有这种沙漠横亘着，让人触目惊心。那时，二十岁的我在青藏高原当兵，就沉没于这种沙漠之中，更有自然的戈壁与此重叠，越发使人感到超拔的无望。沉寂，孤独，饥渴，人的生命可怜而卑微。我真幸运，无望中听到了一个声音，鲁迅的声音，那个于旧中国第一个喊出过‘救救孩子’的人的声音。他是一匹骆驼，在这空旷的沙漠中摇着驼铃，载着干粮、水而来。不知从什么时候，我开始对鲁迅入了迷。一读他的书就入，就感到他那颗跳动的心和这颗心所盛着的没边没沿的爱……是他拯救我的灵魂于沙漠之中，使我感到了一个平凡人的富有与尊严，干涸灰庸的灵魂，开始泛出浪花与亮色。”新华社的戴煌同志曾经给予肯定与鼓励，并拿着这篇东西在北京城跑了三家刊物去推荐，虽然最终未能刊发，却让我至今还记得他的热忱的心与视鲁迅为同道的浩然之气，也记得他的那部重要著作中的名句：“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引发这本评传的真正启动，是因为林贤治同志两年多前从广州打来的一个电话。我们在电话中谈到他的《人间鲁迅》。他问我最近有什么写作计划，我说发现月亮在鲁迅的文字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想写一个鲁迅与月亮的文章。贤治问我大致的规模，我说万字左右吧，他也觉得合适，并告诉我《人间鲁迅》最早在花城出版社出版时，封面上曾印有鲁迅的两句话说到月亮：“我最讨厌的是谎话和煤烟，最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真正将这一话题落实到纸上，才发现竟是千头万绪，用了四万字的篇幅才容纳进来。而且这一话题还辐射点燃了许多新的话题，也就萌生了写一本评传的念头。

 从念头到实施，根本的考量有两点。一是鲁迅与他的文字，并没有如他所渴望的“死亡与腐朽，火速到来”（《野草·题辞》），而是更加地需要鲁迅与鲁迅写下的文字参与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二是透过“浩如烟海”的表象，仔细地寻找，仍可以在边边角角处，找到可以开垦的小块的瘠薄之地，这便是真正地走进他的内心幽暗处，同时冷静地于潮流之下进行哪怕不起眼的一小段逆行。当奥威尔的温斯顿从“二加二等于四”终于到达“不朽的集体的头脑”、“一口气写下：二加二等于五”的冲击还没有减弱的时候，我知道，应当下个决心写出自已心中的《鲁迅评传》，为“理性的成长”哪怕添上半砖一瓦。

 让我没有料到的是，在埋头写作的时候，一再地得到师长、朋友们的支持，让我感受到鲁迅影响力的巨大、并因鲁迅而收获了丰厚的友谊。

 最早是数十年同事加兄弟的李飚转来《新华文摘》上的鲁迅研究文章，接着又送来一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烧制的陶瓷鲁迅坐像。白大褂黑皮鞋，左手拿书，右手夹着一枝香烟悠然地侧坐在藤椅上。我把他放在电脑桌前方的书橱上，他便一直看着我从动笔到写毕。最早赠与我有关鲁迅研究书籍的是济宁学院教授彭兴奎，在我还未动笔的时候，他便将自已存有的三本鲁迅研究书籍，慷慨相赠，寄托支持与期待。还有青年文友李同宁，不间断地关注我写作进程，先是要寄给我一本薛林荣的《鲁迅的门牌号》，知道我已有书，便又寄来我没有的李文儒签名的《鲁迅画传》。战友黄家利，年愈八十，眼睛有疾，却耗时费力将我写下的有关鲁迅的文字，一一做成美篇，再集合于一处，竟有了六十多万的阅读量。作家李贯通及时给我推荐薛绥之教授的鲁迅研究成果，当《百花洲》发表《鲁迅为什么写野草》之后，贯通又发给鲁迅研究大家孙郁先生，得到孙先生的肯定，尤其是孙先生的指正让我获益良多，他说“作者对于鲁迅文体解析少，还要在精神哲学的部分下功夫”。贯通对于《鲁迅为什么写野草》指出“结构等元素是散文的，整个叙述又是‘训诂’的”，对于《月光在鲁迅的生命里》则直言“诗无达诂，文无达诠，凡是能读完此文的，都是知心文友，无关臧否，弟均应珍惜”。还有山东师范大学的吕家乡教授，不顾九十高龄，细心阅读我已经发表的几篇长文，给予真诚的鼓励也提出不同意见，让我感动莫名。他提出“五四”那一代男性，大多都对女性“欠下了一本血泪账”，还有这样的分析也让我难忘：“你从鲁迅对月光的感受和笔下的描写切入，进入鲁迅的那种审美心态。这是一种比思想感情更进一步升华了的审美心态。但从这个角度来切入鲁迅和他的著作，新颖的同时难度也就非常大，写着写着就会勉为其难。但是你这篇四万字的文章没有这么一个问题，始终很饱满，很充沛，没有一点勉强造作的地方十分难得。”还有因鲁迅而和享有盛名的济南周三读书会结下的厚缘，并在那里遇到了众多的鲁迅迷。亦有与诗人迟云常有知音般的共同探讨，对于《鲁迅的植物世界》一文，他在先睹之后，又介绍给刊物发表。是的，让我常常记念的，更有刊物的编辑们，虽然大多从未谋面，却在他们的理解与支持中得到了不尽的创作动力，并为他们对于鲁迅的热爱所一再地感染。当这些文字接连地在《人民文学》《钟山》《十月》《书屋》《万松浦》等杂志、《南方周末》《语文报》《青岛日报》《济南日报》等报纸刊发，并被《新华文摘》《作家文摘》《散文选刊》《读者》等报刊转载之时，我会记住这样一长串名字，他们也存继着鲁迅那一代人的编辑之风：贾梦玮、施战军、梁豪、陈东捷、梁彬、葛一敏、张祚臣、刘文华、游灵通、刘君、逄金一、李雪萌、邢人俨、杨森、陈一文……尤其让我始料未及的，是这些还嫌青涩的文章在报刊发表与转载之后，便迅速得到了师长与文友们的回应，陆续有十数篇评论见诸报刊或网络，或商榷或点评——张宇飞《<月光在鲁迅的生命里>：走进鲁迅的内心世界》、程相崧《关于（鲁迅为何写<野草>）》的通信》、陈代《百年薪火相传：中国鲁迅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新世纪鲁迅研究的困境与突围》、刘永远、吕延梅《还原鲁迅，呼唤鲁迅——读李木生<鲁迅先生为什么写野草>》、高晶继《金石掷地——欣读木生的两篇关于鲁迅的短文》、邵泽水《读李木生<月光在鲁迅的生命里>有感》、刘亮《以情感体验来拓宽研究鲁迅的新领域——读<月光在鲁迅的生命里>》、孙钰《强健骨骼的阅读》……

 我要特别感谢的，是我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山师大教授宋遂良先生。从我开始酝酿，以至好多篇文字草成后，他都详细地给出意见或建议。他还将自已珍藏的有关鲁迅的书慷慨地转赠予我，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的《鲁迅著作全编》，中国图书出版社的《鲁迅读过的书》等。看到《鲁迅的动物伦理》，宋老师觉得分量重，便又向《人民文学》举荐。他的奖掖与意见，对于我《鲁迅评传》的写作，有着很大的促进。如关于鲁迅的《野草》，他就深思熟虑地给出过宝贵的见解：“鲁迅写《野草》的两年，他应该是绝望与悲观的，对于人生、社会、爱情与家庭都有悲观情绪。这种悲观和绝望的东西，发泄成极致的《野草》，也体现了尼采所讲的这一个——最孤独的人是最有力量的人，他是用这样的东西来排遣，来来发泄，或者来解脱，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你还是要不要写得太实，就是说不要处处有答案。要留一个空间，不要穷尽，把这些东西都说得清清楚楚也许就没有意思了，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说不尽的鲁迅，或者也是说不尽的野草，没有一种标准答案的。总之我觉得鲁迅写这个东西，是最最不讲规矩，最不受局限，最自由，最放浪啊，甚至有一点装有点鬼脸都未尝不可。”

 我家藏有三百多本关于鲁迅研究的各类书籍，众多的鲁迅研究前辈都如明灯一样照耀着我也启发着我。鲁迅，不仅是“五四”的鲁迅，也是当下的鲁迅；不仅是中国的鲁迅，也是世界的鲁迅；即便被供在殿堂之上，他也永远是野草们最伟大守护者。感谢鲁迅，让我能够将这样一点文字献给长满野草的大地。最后，我还要感谢夫人贾爱兰，四十多年间与我一起学习鲁迅、讨论鲁迅，并承担着家庭的大部分琐事与劳作，让我有了能够静心写下这些文字的时间。

                                                                       2024年1月8日写于方圆垦荒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