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落黄泉两渺茫，

    魂魄当念旧家乡。

    三沽烟水笼残梦，

    廿年嚣尘压素妆。

    秀质曾同兰菊茂，

    慧心常映日月光。

    老屋榆树今尚在，

    摇曳秋风遗念长。

          ——孙犁《题亡人遗照》

二十多年前，林贤治曾在《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一书中这样评价孙犁：“正是母性的乡土感，博大、深厚、柔润，滋养和造就了散文家孙犁。”这个“母性的乡土感”既是安平县东辽城村、白洋淀、晋察冀、乃至中国北方，又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尤其是让孙犁“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程度”的女性们。而在孙犁的这个女性系列长廊之中，他的妻子有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甚至占着第一的位置——既是生命所托、生活所系、情感所钟，又是他文学的源泉之一。

《亡人逸事》当然是孙犁的传世佳酿，其朴实到极致又情深到极致的行文，世所罕见。其实，在孙犁的全部作品里，关于妻子，有着难以尽述的众多的记载与忆溯。前期的《荷花淀》《嘱咐》《丈夫》等名篇，直接地套用着再现着妻子的形象与对话。而在他后期的“耕堂劫后十种”之中，更是密集地写到妻子，全部或重点写到妻子的篇目就有《报纸的故事》《新年悬旧照》《包袱皮儿》《从维熙小说选序》《三马》《住房的故事》《火炉》《爱书续谈》《书信（摘录）》《移家天津》《善闇室纪年摘抄》《鸡叫》《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续弦》《记邹明》《无题》《暑期杂记：捐献棉袄》《庸庐闲话·我的起步》《耕堂读书随笔：读<前汉书>卷六十四·朱买臣传》《宋贤遗翰》《致葛文》《孙犁文集自序》等22篇。让我惊异与感动的，是在我对他晚年的10部书做过摘录与统计之后发现：提到或描述过妻子的，竟有68篇文章之众（包括书信）。

让我们缓缓地叩开孙犁的妻意之门，也打开这颗充满着爱的诚实的心——

《亡人逸事》的细节力量

全是细节复活而出的画面，家常却又跳动着鲜活的脉搏，将两个曾经风雨同舟了四十年的生命，平实而又再难分割地融铸在一起。

以“非常偶然”的“天作之合”开始，竟预示着一个必然的生死与共的过程与结果。“结婚以后，她跟我学认字，我们的洞房喜联横批，就是‘天作之合’四个字。她点头笑着说：‘真不假，什么事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里来！’”从“天作之合”开始学习认字，对于有志于文学的孙犁与文盲的妻子，都是新鲜而充满喜悦的。孙犁是最钦服鲁迅的。鲁迅曾经向朱安的家庭提出过学认字与放脚两个要求，都没有得到回应。而且相对于朱安的干瘦，孙犁的妻子又是一位肤白而丰腴的姑娘——他们的小女儿孙晓玲这样描绘妈妈：“稍圆的脸盘儿、双眼皮大眼睛，宽脑门儿白净皮肤中等个头儿，待人亲切乡音极浓。她总是穿得素素净净的，是家做的那种偏襟布衣，鞋也总是自己纳底儿做。虽然没有上过学，可她记忆力不错，语言特别丰富，民谣乡谚经她说出来，一串儿一串儿地既押韵上口又风趣生动。”

这个美的姑娘又是有趣的，那条大辫子，那身“花枝招展”的衣服，那双“用力盯了我一眼”的相亲场面，都给孙犁留下了一生不能磨灭的印象。这个美而有趣的姑娘，又是有尊严的，“结婚已经好多年，有一次我路过她家，想叫她跟我一同回家去。她严肃地说：‘你明天叫车来接我吧，我不能这样跟着你走’”。尊严的前提是平等，孙犁从开始就给了妻子这样的平等，何况还有慢慢长得丰满的爱。

孙犁还以充满情趣的笔致，记下妻子的两次“哭”，如其中一次是回娘家向自已的父亲“哭诉”农忙季节起得太早，“颇以为苦”。当父亲听到婆婆为了让儿媳妇多睡会起得更早，则反问：“那你还哭什么呢？”。一个细节，既说了妻子的娇、母亲的慈与岳父的通情达理，当然还暗示着这对小夫妻之间无话不谈的融洽。孙犁更多的还是体贴，用了三个细节体贴妻子的艰难与牺牲。孩子多穿衣难，妻子便学会了纺线织布，“我从外面回来，看到她两个大拇指，都因为推机杼，顶得变了形，又粗、又短，指甲也短了”；闹日本令家境陷入更大的困境，是妻子带着孩子们“下场下地”、到集市“去卖线卖布”，“有时和大女儿轮换着背上二斗高粱，走三里路，到集上去粜卖”，却“从来没有对我叫过苦”；几个孩子全是妻子拉扯成人，“每逢孩子发烧，她总是整夜抱着，来回在炕上走”。

借老友李夫的话，孙犁确认妻子便是自已文学语言的“第二源泉”。越是“瞑目之时，冰连地结，人事皆非”，越让他的思念与日剧增。这种思念，既是夫妻间的留恋，又是文学的怀想，日思夜想，梦便成了这种留恋与怀想的夜以继日：“过去，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可得。今老年孤处，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她，想摆脱也做不到。”于是，妻子临终前的那“一丝幸福的笑容”，也便成了他孤独甚至逐渐有了些许幻灭感的晚年中久长的安慰。从“天作之合”开始，至“我们之间的恩爱”结束，这也是孙犁对于他们婚姻的真实而具体的结论吧？而最真切的证实，也是一个引起她临终前那丝幸福笑容的细节：为了让爱美又要面子的妻子做衣服方便，还在北平当小职员的孙犁，就曾买下两丈花布直接寄至妻子的娘家。

曾经有人评论，说孙犁的《关于丁玲》写了6节，而《亡人轶事》只写了4节，分量似乎有所轻重。其实这是两篇不同性质的文章，很难比较，而且文章的分量是不能以长短来分别的。

这22篇文字中的妻子

从妻子称呼的演进，可以感到她命运的轨迹：娘家时的“二妞”，嫁后的“振海家的”（孙犁原名孙振海），为母后的“小平她娘”。但从她五十年代初去天津山西路参加街道扫盲班开始，终于有了自已的名字：王小丽。这个名字是孙犁起的，他告诉孩子们：“你们的母亲很美丽，就叫王小丽吧！”美丽的不仅是仪容与心地，还有语言。关于自已语言的源泉，《孙犁文集自序》中又有更为具体地告白，说这种源泉像“吸吮乳汁一样， 最早得自母亲”。母亲死去，是“结发的妻子”将这几乎“断绝”的源泉源源不断地无缝接续，从而成为孙犁第二个语言源泉。“在母亲和妻子生前，我没有谈过这件事，她们不识字，没有读过我写的小说”，但是这些曾经的源泉连同源头上的生命，给过孤寂而又常怀伤痛的晚年的孙犁，多少阳光与温暖啊。

一个作家与自已文盲的妻子，竟发生了那样多关于文字、文学的故事。

《报纸的故事》平实地记下了他们婚后不久的一件私房事：从北京失业回家的孙犁想花3元钱订一个月的《大公报》，为阅读也为投稿。首先与妻子商量并想向妻子借钱，他知道妻子有15块钱，“包在一个红布小包里，放在立柜顶上的陪嫁大箱里，箱子落了锁。每年春节闲暇的时候，她就取出来，在手里数一数，然后再包好放进去”。妻子支持订报却不借钱，“你花钱应该向咱爹去要，我哪里来的钱?”。虽不愉快并感到自尊心受挫，却也理解妻子，知道那是妻子新婚时的“拜钱”，给一个个的长辈们一下下地跪下磕头磕来的，“拜三拜，叩三叩”，“她一共要起来跪下，跪下起来多少次啊”。过了些时日，颖敏的妻子还会问“有了吗”，知道自已的丈夫会写东西要在报纸上发表。等到在妻子的建议下，用所订报纸按日期排列起并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将新房的顶与墙重又贴糊一新的时候，孙犁不由地有了这样的感叹：“这是我们的幸福的窝巢呀！”

她那放钱的箱子，也放丈夫的书，“年轻时在家里读书，书放在妻子陪嫁的红柜里。妻子对我爱书的嘲笑，有八个字：‘轻拿轻放，拿拿放放。’”（《老荒集·爱书续谈》）即使不识字，能够陪丈夫买书也是他们共同的快乐，值得孙犁精心地回忆与记录。《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不仅有实录，“水浒叶子系病中，老伴于某日黄昏之时，陪我到劝业场对过古旧书店购得。”。水浒叶子就是《陈老莲水浒叶子》，宣纸印刷。当妻子听到丈夫说书中的图画“这就是我们老家，玩的纸牌上的老千、老万”时，忍不住与丈夫并肩欣赏起来。孙犁说：“这是她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同我一起，欣赏书籍。”心爱着妻子，当然就会将心比心地想她的想法：花去那么多并不富足的钱，买了那么多破旧书，还爱不释手地“又缝又补”，就是识字“她也不会喜欢这些破旧东西”。但是对于“你看我买的这些书好吗”的提问，妻子还是坚定地说：“喜欢什么，什么就好。”（《无为集·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孙犁直言：“我初学写作时，在农家小院。耳旁是母亲的纺车声和妻子的机杼声，是在一种自食其力的劳动节奏中写作的。”（《曲终集·庸庐闲话·我的起步》）

甚至对于一些作家，文盲的妻子也会如数家珍。比如说到遭灾的从维熙，她会说“不是一个青年作家吗”，“他人很老实，我看还有点腼腆。现在竟落到了这步田地”，“你们这一行，怎么这样不成全人”，“从维熙不是一个小孩子吗”（《劫2·秀露集·从维熙小说选序》）？有义愤，有同情，并与痛苦着的丈夫同呼吸。对于丈夫喜欢的同事邹明，妻子也是予以信任与同情。那样的时候，看到同是文人的邹明“拿着刨子，从木工室出来，她差一点没有哭了”，还将很多鱿鱼送给遭难的邹明以表关心与慰抚（《如云集·记邹明》）。

虽是私情，却也是历史的见证。

比如那件老伴置办的“我最实用、最爱惜的”棉袄（见《曲终集·暑期杂记：捐献棉袄》）。那时，虽然已经失去了穿新衣服的身份与权利，却终究可在干校披着它劈柴，午间休息时搭在身上“当被子盖”，以至后来竟成了保持最后体面的“外出的大衣”。当然，更多的，还是因为这件“带着我蒙受的灾难风尘”和“忧患意识”的棉袄，让他永远记得“那一段苦难的岁月”、永远怀念“当时细心照料自己”的妻子。在那样的岁月里，只有妻子知他懂他疼惜他，也只有妻子可以听他看他护他爱他。也许正是储存着这种暖心的亲情，平时就爱惜诸物的孙犁，对这件有着长毛绒领子的棉袄更加珍惜，25年了，“一点没有缺损”。

《尺泽集·三马》是写怪异时代的悲剧人物三马，更是写苦难中妻子的澹定，并用这种澹定建设与支撑起这个家。他有一本《澹定集》，用在妻子身上最合适。日本侵略者闯进家中，躺在床上正在坐月子，硬是“横下一条心，死死盯着”这个侵入者，直至逼退这个持枪的侵略者。土改时被划成富家，搬她嫁妆时虽然落泪，但在拆房、牵牛此等大事之时，不仅走出走进都不在乎，还对正在拆房的人说：‘你慢点扔砖呀，等我过去，可别砸着我’”。特殊时期，受辱且又绝望的孙犁曾经自杀未遂，但是妻子忘了自我，只想着留得丈夫，虽吞吐却极其坚定地劝丈夫：“你经过的运动还少吗？总会过去的！”

更多的，还是滋润生命并让平凡的日子闪起亮色的家常。

《新年悬旧照》所记，其实是一张拍摄于1946年的旧照。他先回顾起抗日年代的岳父家因为他的一张照片，而让一个容貌相仿的青年被“打了个半死”的经历，忆起妻子由此将家中所存孙犁照片“都放进灶火膛里把它烧了”的事情。而新年所悬的这张旧照，是孙犁从延安回到冀中、在蠡县县委机关院里所摄。头戴着一顶延安时发的毡帽，身穿一件新的棉袄。这件棉袄与上一件“购置”的不同，是妻子用孙犁当小学教员时所穿的一件大夹袄改制而成。这是在经过8年抗战，家庭已经极度“匮乏”的情景下，妻子心疼聚少离多的丈夫而在严冬的寒夜赶做出来，更让享受着棉花之暖与妻心之热的孙犁，这件棉袄也就有了一种终于“和家人也算是团聚一起”的感觉。这篇文字写于1981年的12月，题目上有一个“新”二字，文也与此相呼应：“晚年见此照相，心里有很多感触，就像在冬季见到了春草春花一样。这并非草木可贵，而是时不再来。”将极深的情藏在极淡的文字中，看似不动声色，读已令人落泪：“妻亡故已有十年，今观此照，还隐约可以看见她的针线，她在深夜小油灯下，为我缝制冬装的辛劳情景。”仅700字，竟有如此容量与感人肺腑的力量，当代作家，只有孙犁能够为之。

一年又两个月之后，孙犁又写下《住房的故事》。讲为了盛放妻子的嫁妆而将房的隔山墙往外移的事情，主要叙述了夏雨之后大梁“朽败”，一家人午睡时的险情。“忽然大梁咯吱咯吱响起来，妻子抱起孩子就往外跑，跑到院里才喊叫我，差一点没有把我砸在屋里”。接着是精彩的对话：“事后我问她：‘为什么不先叫我？’她笑着说：‘我那时心里只有孩子。’”这让孙犁得出了与鲁迅所见略同的结论，也是透着酸甜味道的结论：“对于女人来说，母子之爱像是超过夫妻之爱的。”还有那个白底紫花日本人造丝的“包袱皮儿”，也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岁月。他好书，她好布，50年过去了，孙犁还在一笔一画地还原妻子那时的情景：“她很高兴，说花色好看，但是不成材料，只能做包袱皮儿。”（《老荒集·包袱皮儿》）一个人想着喜爱它、使用它却已经故去十年的妻子，当然是难以入眠了。“艰难入睡”，却又“梦见我携带妻儿老小，正在奔波旅行”，梦里那是无边无际的滔滔洪水呀，为了一家人的安危，孙犁便又惊醒在茫茫的夜色中。《陋巷集》中的《善闇室纪年摘抄》，不仅记着他们的订婚与结婚、妻子的怀孕与生产，更记下1937、1941与1945年的三次奔家。这样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却也有着不惜危险而执着赴家的浓郁的家庭观念。“妻正在大门过道吃饭，荆钗布裙，望见我们，迅速站起回屋”，是1941年那次回家的情形；“黄昏进家时，正值老父掩外院柴门，看见我，回身抹泪。进屋后，妻子抱小儿向我，说：这就是你爹！这个孩子生下来还没见过我”，是1945年孙犁连续步行了整整14天、终于在第14天的黄昏才赶到家中的现场。特别珍贵的，是《善闇室纪年摘抄》还记下了1946年将妻子与两个孩子接到部队驻地的事情，其中送妻子回去的大车上的镜头尤其感人：“天冷，妻把一双手，插入我棉袄的口袋里。夕阳照耀，她显得很幸福。”而《移家天津》，则近乎琐碎地记载着妻子拉扯着两个孩子从老家奔赴丈夫的艰难，还有艰难中再也难忘的幸福与欢乐。一个奔赴，一个迎接，终于在唐官屯店中一张破席的炕上，夫妻与孩子眠在一处，“荒村野店，也有爱情”。一到天津，孙犁便为妻子买下两丈蓝布，欣喜的妻子，终于在自已的家里为自已“缝制了一身新衣”。这也许，比做新娘时还要幸福吧？那时还有未知，此刻却是患难中的深爱。孙犁说“一望见自己家里屋顶上的炊烟，心里就升起一种难以表达难以抑制的幸福感情”，这屋顶上的炊烟，是北方的土地与民众，是父母孩子，当然也是那个世上最疼自已的妻子。

在这22篇文章中，《火炉》与《曲终集·读<前汉书>卷六十四朱买臣传》是特别的，没提妻子，却句句都在说妻子，说妻子的好与妻子的难。“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跟着你，既然饥饿难挨，又当众出丑。且好心相劝，屡教不改，女方提出离异，我看完全是有道理的，有根据的”，这是说妻子的难；“以后见朱买臣饥寒，还对他进行帮助，证明这位妇女，很富同情心，慈善心，品质性格还是不错的”，这是说妻子的好。《远道集·火炉》更是念念都在妻子身上，“它伴我度过了热情火炽的壮年，又伴我度过着衰年的严冬”，“它伴我住过大屋子，也伴我迁往过小屋子，它放暖如故”；“火炉，我的朋友，我的亲密无间的朋友。我幼年读过两句旧诗：炉存红似火，慰情聊胜无。何况你不只是存在，而且确实在熊熊地燃烧着啊”！

点滴汇聚的湖泊

坦白与诚实，是孙犁做人与为文的基本风貌，更是他情感经历的基本态度，尤其是对待妻子，在坦白与诚实之时，还有赤裸的自省与忏悔。“我们结婚四十年，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她，可以说她没有一件事情是对不起我的。在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亡人轶事》）。在《曲终集·无题》中，孙犁直言对革命与工作完全的问心无愧，但是对于“老父老母，青春发妻，幼小儿女，一生之中，对他们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而忏悔，痛苦”。他甚至想到已经在冥间获得彻底解放的妻子的“责难”，而且“他将无言答对，无地自容”。对于曾经令亲人“焦虑、感伤”的“错事、鲁莽事、傻事”，之所以在晚年“时常自责并无掩饰地写出来”，就是要“作为临终前的忏悔”（《如云集·谈镜花水月》）。

三十年代，曾有一个叫王淑珍的女学生，“眼大而黑，口小而唇肥，声音温柔动听，我很爱她”，写过“很长”的信，说过“那么多热情的话”，是“苦雨愁城中，一段无结果的初恋故事”（以上见《陋巷集·善闇室纪年》《老荒集·书信》）。四十年代是一个叫“梅”的闯进他感情的海滩，梅也是他的学生，“共过患难的，一同走到延安”，正是“大家都已离家七八年，战事还不知何日结束，自己和家人的生死存亡，也难以断定”的时候，但是答应过梅的孙犁还是坚定地“变卦”中止（《曲终集·忆梅读<易>》。五十年代，在青岛病疗，一位护理员，“腼腼腆腆”的农村姑娘，“长得也不俊，面孔却白皙，眼神和说话，都给人以妩媚，叫人喜欢”，她曾给他母亲绣的鞋垫，他曾给她买过秋凉时的棉袄，孙犁从青岛移疗太湖，在可怕的寂寞里，还“非常思念那位女孩子”。

但是这些，都即起即落，虽然仍以温热的情感与美好的颂赞回忆她们，却已不再有波澜。潮落的力量，是他的身后有一片宁静而又阔深的湖泊，他与妻子共同酿蓄而成的生命之湖。当然，还有他看清历史全貌后的通脱，更是一种文学的良知，一种将时光与灵魂裸呈的良知与胆魄。此处，孙犁是仅有的。这种毫无掩饰的坦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罕见的。这不仅是一种精神洁净的卓然独行，更是对于妻子热忱之爱的另一种表达。

1944年的秋天，他在延安的窑洞里，从笔记本上小心地撕下一整页纸，蘸着心上的血，给饱经战火的家庭，写下一封“万金家书”：正面是写给父亲，背面则写给妻子，“她不认识字，父亲会念给她听”。三十九年后的1983年10月16日，孙犁这样写道：“我离家已经六七年了，听人说父亲健康情况不好，长子不幸夭折，我心里很沉重。家乡还被敌人占据着，寄信很危险。但我实在控制不住对家庭的思念”。写下那封“万金家书”两个年头之后，妻子告诉步行了14天终于回到家的丈夫：“在一家人正要吃午饭的时候收到的这封信，父亲站在屋门口念了，一家人都哭了。”40年的时光，将这封家书的每一个字，包括标点符号，都磨得锃明瓦亮，“这封信的内容，我是记得的，它的每句话都是有用的，有千斤重量的”（《老荒集·书信》）。

所以他在太湖，警觉到蚊蚋赴网、飞蛾投火的不妥，并看清是一种水一流动一切就成为过去的“萍水相逢”。有身后那片宁静而又阔深的湖泊，本是优柔寡断的他，也便有了决断的力量：“把她送我的一张半身照片，还有她给我的一幅手帕，从口袋里掏出来，捡了一块石头，包裹在一起，站在岩石上，用力向太湖的深处抛去。”（《陋巷集·病期经历》）

这封“万金家书”，是通向孙犁情感世界的一条正门。文盲的妻子与妻子抚养的子女、侍奉的父母，是孙犁精神与情感的真正所系，他是从这里走向晋察冀、走向整个民族与民族所赖以存活发展的大地。延安时期，沙可夫见别人都有家眷，而孙犁独处，问他是否把家眷接来，孙犁最知妻子的分量：“彼不知无论关山阻隔，小儿女拖累，父母年老，即家庭亦离她不开。”（《秀露集·<善闇室纪年>摘抄》）

妻子于苦难中去世之后，孙犁曾经与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堂并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张保真有过5年的同居生活，从1971年10月至1976年。其实，从1970年10月至1971年8月，仅10个月时间，光是孙犁就热烈地写给张保真112封信，多达10万余字。可谓老树新花，明丽而又热辣。他一定想到过这是他值得纪念与保存甚至将来会出版的文字，才精心地装订成5册。但是这些附丽着情感与时代真相的文字，这些“真实地记录了我那几年动荡不安的生活，无法倾诉的悲愤，以及只能向尚未见面的近似虚无飘渺的异性表露的内心”的文字，到底还是“后因变故，我都用来升火炉了”，“当时也只有这样付之一炬，心里才觉得干净”（《老荒集·书信》）。在《如云集·续弦》一文中，孙犁还细数了为了这次婚姻而竭尽全力的情形，黄昏踟躇，披星戴月，风沙摆渡，甚至病倒在为张保真奔波途中的禾场上，但是到底还是分手。就是谈续弦，他还是要不能自已地说起那个相依为命的妻子，“因为孩子们没有经验，置备的装裹又很简单，妻长时间露面躺在停尸板上，我从口袋掏出一块旧手绢，蒙在她的脸上，算是向她作了最后的诀别”。初说不能罢休，还要再说：“老伴从二十一岁以身相许，那时彼此有多少幻想。四十多年，经历了无数艰辛，难言之苦，最后这样相离而去。”

写下《续弦》3个月后的1988年10月17日，他与郭志刚有过一次谈话，更是确凿地讲：“我觉得，只有我那个天作之合并主张从一而终的老伴，才能坚忍不拔，勉勉强强地跟我度过了一生，换个别人，是一定早就拜拜了。”（见《如云集》）

他一定会在孤单无依的时候，常常地想起妻子与他共同度过的那漫长而又琐碎的一切，那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替代的一切。

那件因为盛着米面而幸存下来的“明瓷”，就是妻子从娘家带来的；有了稿费，丁玲等北京的文友劝他在新的首都买一套四合院，是妻子阻止了他，他知道那年土改家中的房子被贫农团分了拆了，“她伤心了”；自已大病之时，是妻子时刻地陪着，那一个鸟笼两只玉鸟就是妻子陪着他在鸟市买下的；那些被虫蛀残破的书套，是用妻子包袱中存下的同色旧布头打好了无补丁，并睹物思往，“不只忆及亡人，且忆及一生颠沛，忧患无已”；十柜书全部被抄走，只有老伴知道书是他的性命，因疼丈夫而与丈夫一起难过；是妻子为他不只做了一件棉袄，还有她用自已织染的黑粗布，为丈夫做了一件短皮袄，“因为狗皮太厚，做起来很吃力，有几次把她的手扎伤”；在外地教书做事，是妻子接过母亲的班，数着鸡叫三遍才舍得将丈夫唤醒，这“是伴着晨星，伴着寒露，伴着严霜的，伴着父母妻子对我的期望”的鸡鸣啊；见丈夫只知“絮絮叨叨”地说自已在外面受了多少苦，担了多少惊，是妻子在枕边交待他“你应该先说爹这些年不容易”；为方纪的散文集作序，还记得妻子的话：“你们就像兄弟一样”，说到与方纪曾经的争吵，又写下被泪水浸湿的文字，“即使还有机会争吵，我身旁也没有了兼顾情义的老伴， 听不到她的劝诫了”。

战争年代，妻子拿他的书“烧火”，和平年代，重病的妻子又将丈夫的本子、信件还有照片“投进了火炉”——丈夫问她：“‘你拿我的书烧火，就不心疼吗？’她说：‘怎么不心疼？一是你心爱的东西；二是省吃俭用拿钱买来的。我把它们堆在灶火膛前，挑挑捡捡舍不得烧’。”但是不烧就太危险了，会危及家人的生命，妻子也就“合眉闭眼把它扔进火里去了”（《晚华集·装书小记》）。

在延安的窑洞的一盏油灯下，孙犁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荷花淀》，也写下对于已经暌违8年的家乡、父母、妻子的思念。在孙犁的封笔之年1995年，孙犁写下过这样的句子：“佯窗远望，白云悠悠。伊人早逝，谁可告语”（《曲终集·甲戌理书记》）这是绵亘了一生的思念。

彩云流散了，留在记忆里的，仍是彩云——妻子就是那朵彩云，一直陪伴孙犁从青春到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