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零年代之后，视听阅读取代了传统阅读方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普遍事实。在读图时代疯狂扩张和逼视下，读书，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关于读书的艰难程度，可以举出四个事实加以说明：一是人们的读书数量在减少，二是读书的质量在普遍下降，三是在读书问题上的功利心态日益突出，四是传统的经典阅读似乎走向不可逆转的衰落。上述四个事实绝非出自一时的意兴，而是建立在诸多问卷调查及网络调查的基础之上。

列出上面的结论其实是想向大家说明，读书这件事情，在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向个人化和小圈子化。所谓个人化，指的是个体读书的选择不再是对社会性需求呼应的结果，比如说五四时期的读书热是对应着个性解放和追求自由的强烈欲求，而八十年代的读书热是对应着自我启蒙与富强民族的理想主义精神。而今天，作为整体性的社会语境已经崩塌，有学者曾经如此概括我们这个时代—这是5000年未有之礼崩乐坏的时代。如果他所言有理，那么，我们身处的时段可是要比老夫子那个时期严重的多。你要说读书是为了求知，可是许多中学生对漫画却是如痴如狂，你要说读书是为了修养身心，可我们身边大量的人们却对武打，暴力，玄幻作品情有独钟，你要说读书是为了实用，可是书读多了的人士却又被大家冠之以书呆子的称呼。所以说没有一种目的或精神能够基本覆盖今天社会大众的阅读氛围。所谓小圈子化，主要是针对大学校园而言，现在，读书能够作为集体性事件也只有在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才会普遍发生了，高校的围墙多少抵挡了来自社会的诱惑或冲击，保持住一些纯净的知识主义精神。

既然如此，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出发，大学校园里的几年生活对一般人而言，在读书上是最为重要的时期。一方面，唯有这个时期才能完成量的积累，另一方面，唯有这一时期才会具备良好的读书条件，会有比较好的读书氛围，会有相关专业教师的指导，会有知音间的相互交流，这些因素对于读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有些同学可能在离开校园后还会坚持读书的习惯，但能否抵制社会的同化，守身如玉，实在是个很难说的事情。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当年上学时期爱书如命，四年时间基本是在逍遥自在的读书时光里度过的，我无法用一个准确的数字概括他的阅读量。不过我所知道的是，他在四年间仅买书就花费了八千多元，那可是九十年代中期，一本书的平均售价大概还不到十块钱，我们当时都还是穷学生，一个学期的生活费也就是四百左右。不过在我02年去拜访他的时候，走到他的书架前，发现一堆堆的灰尘和一片片的蜘蛛网在他的宝贝书上驻守，我转身问他一年还能读多少本书，他用标准的地方话回答我“谁还读书啊，我都几年没摸书了，连这书房我都一个多月没来过了”。我讲的这个故事可能不太具有普遍性，但是却很典型，非常值得深思。

尽管读书成了艰难的事情，但是，还是有不少人在坚守阵地，另有一些人已经上路，而更多的后来者，开始涌来。相比较其他欣赏形态，往下走的读书，还是能够笼络不同阶层的人们，不至于像昆曲那样，成了老年人大事情。对于涌向读书园地的人们来说，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两件必须解决的事情，否则，在杂草丛中摸索半天，也找不到通向大门的路径。这两个问题包括：一是怎样读书，既读书的方法，二是读什么样的书才能迅速提高自己。其实这两个问题都不好回答，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只能结合自己的阅读经验来谈谈体会。

第一个问题，怎样读书的问题。

关于怎样读书的问题，我在这里不想谈微观的东西，既技术层面的东西。因为技巧层面人的差异性实在太大了，比如说我读书的经历中，还没有出现哪一本书我读了半拉子就放下了，一本我再不喜欢的书，无论如何我都是要读完的。这只是我的具体方法，不一定就适合大家。王蒙介绍他的读书经历时曾说，诸如《百年孤独》之类的好多名著，他读了五六次之后还是没有完全把整本书读完，但这并不影响王蒙对书本的正确领悟，以及他渊博知识的养成。还有就是我读书的时候系统性很强，比如读鲁迅的时候，我在大二时曾把整个全集包括他翻译的作品全部读了下来，现在读散文也是如此，无论是哪个出版社出的散文年选我基本上都要买下来并坚持读完。这种方法非常笨拙，我相信并不适合人们现在的阅读。还有就是我读书的时候很少做笔记，这可说是犯了读书的大忌讳，肯定无法向大家推广，因为从精读的角度出发，若想把书读到深处必须做大量的笔记，有很多人是很推崇精读的，比如上海的吴亮先生（八十年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特别善于精读书本，以至于他达到读了一本书就可以写出好几本书的水平，可以想象他的精读是多么管用。但人的悟性是不同的，孔子孟子时代书籍实在少的可怜，但他们仅凭那少的可怜的书籍卓然成为一代思想学术大宗师，我们缺乏他们那样的智慧，所以单靠精读不一定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北宋欧阳修的读书方法是马上、枕上和厕上，这种方法我想对大家也行不通，主要是因为大家不可能再利用马匹作为交通工具生活了，谁要是天天骑着大马生活，那实在是帅的太出格了，光路人那热辣辣的目光你都要天天出汗，不过其中他的充分利用时间读书的精神还是值得大家效仿的。在具体技巧层面，我觉得根据个人具体的状况，最好的方法就是泛读。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在青少年时代很少具备书香门第的氛围，所接触到的书数量有限，不可能像钱钟书那样，在就读清华之前就把经史子集的内容读了很多。泛读的好处有这么几条：一是能够实现量的积累，实现登堂入室的第一步，为做到王国维所说的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铺垫必要的台阶，离开了量的积累，对一般人而言，什么方法啊，兴趣啊都是痴人说梦。二是兴趣的发现，在各个学科门类中发现自我所钟情的方向，有了兴趣，就解决了读书的动力问题；三是摸索出适合自我的读书技巧，方法都是实践中探索出来的，这点道理大家都懂。

从宏观的角度上来看怎样读书，实际上涉及的是读书的境界问题。这个问题，中外古今的大学者讲了很多，但我觉得在绝对的标准上，不是特别切合实际，他们的受众是那些爱好读书而且读书很多的人，关键的问题是初读者距离胸中藏万卷有着很长的距离。说到境界，古人很推崇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认为他做到了超然于物外，达到了天地与我同一的化境，我对此境界很是向往，但我认为无法推广，因为我们读书多少还是有功利心在里面的，无论是求知还是修养自身，还是自我启蒙，还是应付社会各种硬性的要求等等，里面都有些目的性因素。有些人可能也会学陶潜，随自己的性子读书，想读什么就读什么，想读多少就读多少，读烦了就扔掉拉倒。我个人认为这种读书习惯不太好，是对自我的遮蔽，可能大家对我的话有所怀疑，跟着兴趣读书有什么不好呢？是这样的，兴趣有成熟不成熟之分，就像我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会变化一样，兴趣也是个渐趋成熟的过程，你刚刚站在读书的起点上就有把握说自己的兴趣已经成熟了么？除非你是个天才，我们回过头还来说陶潜，他能够做到如此境界，是因为他读了好多年书了，而且在官场历练了十几年，终于发现自我的性情还是在自然上，《晋书》中还有一段关于他的记载，和他的读书境界相映成章，我现在给大家讲讲，传记里面说他：渊明不解音律，然置无弦琴一张，每酒适，则抚弄之，以寄其意。这样的意会不是能学来的，我们若是弄个没有弦的吉他，吃完饭后就假装弹琴的样子，不被旁人看作有病才怪呢！

在境界这个问题上，还有人推崇苏轼的读书方法，那就是把书当作下酒之菜，读到会意处，就来上一大杯，前人笔记中记载他“每夕读书以一斗为率”就是读一晚上的书需要一斗酒下去，这和陶潜的读书境界异曲同工，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也是不可学的。还有人拿王静安先生三境界说来说事，实际上他所说的三境界主要指向献身学术，毕竟还是属于小众化的读书境界，很难推向大众。以上所举的三种境界说不是不好，而是太好，以后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谁若是能做到三种中任何一种，将会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个人觉得切合人们实际的读书境界只有一种，那就是苦读，苦读是领会读书境界唯一前提条件。比如我们刚刚谈到的苏轼，他的出神入化是在很晚的时间段才出现的，早年的苏轼是典型的苦读学派的弟子。据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记载，苏轼八岁的时候在母亲的教导下就能够背诵《汉书》和《后汉书》，现在中华书局出的这两本书，一是10卷，一是9卷。《汉书》的准确字数是八十万字，《后汉书》呢，也差不了多少，问题的关键是，苏轼除了背下这两本书外，还读了大量的经史子集方面的东西，没有扎实的学识积累，苏轼也做不到对书中兴味，神韵这些最高层次美学品位的理解。更谈不上后来他在诗文词方面做出的杰出成就了。

第二个例子我想讲讲王安时，这位拗相公点了翰林之后，读书之苦甚至超过了苏轼，《宋史》记载他外放为官期间，每晚读书都要到凌晨三点钟左右，而六点钟左右必须要准时赶到衙门办公，算下来，这一长段时间内，他们的平均睡眠也就是3个小时。常常是起来后顾不上洗脸，也顾不上整理头发（那时的男子是长发，束好头发是基本的礼仪），就直奔公堂。他的下属们见的多了，就怀疑这位上司私生活极不检点，夜夜笙萧才会弄成这样，私生活奢靡是北宋时代士大夫阶层的通病。所以就向皇帝揭发此事，后来皇帝把王安石专门传唤到京都询问此事，才得知原来是因为他读书特别苦才搞成这样。所谓的拗相公不仅指的是他行为处世的态度，还表现在他对苦读书的执著上，苦读到什么地步呢？苦读到食不知味的地步，也就是说吃什么都没有分别的地步，王安石有一个特别的饮食习惯，即吃饭的时候，只向距离最近的盘子下著。有一件事情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有一次皇帝在御花园请群臣吃饭，就想考验王安石是否如传说中说的那样，就把一盘钓鱼用的鱼饵放在离他最近的地方，王和皇帝边吃边讨论国事，讨论完的时候，一盘鱼饵也全被他吃完了。王安石的学问在北宋一代是数一数二的，根据宋代话本记载，连苏轼也在他的渊博学识前丢过丑，苏轼是何许人也，前面已做过详实的介绍，不用我多说，可见王相公的厉害了。

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句话同样适合读书的境界，只有在苦读中，我们才会发现读书的好处，发现读书的价值，才能够将读书这种习惯放到长长的一生中去坚持。

第二个问题：读什么样的书？

最近的《百家讲坛》推出了系列学者阅读经典的栏目，掀起了一场全民阅读经典的热潮。媒体的出发点和做法都是值得肯定的，这对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去除了民族这几年的浮躁之气很有作用。爱书之人相对来说是专业读书者，应不应该读经典呢？我对此不以为然，我不是很主张大家都一头扎到经典里去，不是因为经典不好，正像我上面所说，实在太好，读太好的东西一方面需要基础，一方面需要悟性，这两个因素人们不一定具备，我们的阅读时间有限，所以必须根据大体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选择。乱读一气的结果要么是营养过剩，消化不良（余秋雨语）要么是满脑子都被废品堵塞（卡夫卡语）。

今天，来自欧美诸国的通识教育理念逐渐被更多的人认识并认同，这个理念用在读书上，也是恰到好处。所谓通识，指的是一个人尽可能地打开视野，多多了解人文历史各个领域的基本知识。从这个角度出发，结合我们泛读的方法，基本的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文学、哲学、思想史的通俗易懂的著作，我们都应该读一些。也就是采取通读的策略。比如前几年出的一个系列书共有十本，包括《经济学是什么》，《文学是什么》《历史是什么》等等，作为通识教育的基本书本，都可以找来读读。这样读的好处是大家能够开阔眼界，我们应该知道，各个学科学问的最高境界都是融会贯通，缺乏一个大的视野，是很难登上山的最高处的，正像王国维所说，只有登上高楼，才能看得见天下各种各样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博览群书对于我们对当前社会的理解，对自我的认知与定位有非常的效应，比如以当前时代的视野来看，人类的理论和思想走到哪里了，这方面大家就要读读萨伊得的《东方学》与《文化与帝国主义》，读读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规训与惩罚》，以及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和詹明信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等；要想认识当下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要读读刘晓枫和汪晖的著作；若想对中国的古代历史有基本的了解，应该读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以及钱穆的《国史大纲》和李约瑟先生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若想把握人文地理学的基本著作，应该读读复旦大学葛剑雄的著作；要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脉络，应该读读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美国的余英时做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研究，以及北大张岱年先生的《文化与哲学》；若想了解伟大人物的故事，那就应该读读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傅雷家书》、《富兰克林传》，以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若是对思想史有兴趣，那就应该读读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系列，《顾准日记》以及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三卷；要是了解哲学，那就读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简编》；要想从书中获得积极的人生感悟，那就应该读读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卢梭、培根、蒙田的著作。以上所举的只是大网中的一部分鱼儿，我相信在个体阅读的过程中，会发现更多，更好的书。

说到这里，我就可以为我的话做总结了，这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多读书，正像哲学家奥多所言：重要的不是我们活的最好，而是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