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文论命题。说它古老是因为它的发端可追溯至《尚书》的“诗言志”，说它常新是因为直至当下“文如其人”的评价仍时常见诸报端。对这一命题产生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并辨析其长久不衰的原因，或可为当下的文艺建设提供借鉴。

一、“文如其人”的历史发展

“文如其人”的正式提出是北宋苏轼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评价其弟苏辙“其文如其为人”，但其发端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早在《尚书·舜典》中就提出“诗言志”的言论，到汉代《毛诗序》中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等，都意在揭示诗可以承载创作者的情志。《论语·宪问》中提到孔子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坚持德为本言为末，言是德性的外在表现与自然传达。《周易·系辞下》云：“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描述了人在不同心态、遭际下的言语特征，揭示了人与言、人与文的内在相关性与一致性。扬雄提出“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法言·问神》），更是明确将艺术表现与人的品德相联系。这符合先秦两汉时期“文”作为政教工具，承担着教化之责的历史语境，即后来曹丕所说的“经国之大业”（《典论·论文》），刘勰所说的“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文心雕龙·序志》），因此，作文者理当“正心”“诚意”，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与人格完善，以使传世之文能有匡正人心之用，也使异代的读者能够“觇文辄见其心”（《文心雕龙·知音》），实现“尚友”古人（《孟子·万章下》）的对话。

魏晋六朝时期，伴随着文的自觉，文学的情感性与审美性得以彰显，“文如其人”这一命题的内涵得到了丰富。曹丕提出“文气”说（《典论·论文》），刘勰提出“情者，文之经”（《文心雕龙·情采》），将作家的气质禀赋、作者个人的情感作为文章的主要表现内容。相应地，在创作上，刘勰更加强调文学创作是“情动而言形”“因内而符外”，肯定“为情而造文”的自然之作，反对“为文而造情”的矫饰之文。“文如其人”之“人”的层面，除道德品质外，作家的性情与情感成为文本的主要构成和读者体察的重要部分。刘勰还将作品的风格与作家的才、气、学、习等先天和后天的因素联系起来，兼顾先天的“情性所铄”与后天的“陶染所凝”，指出这是造成“笔区云谲，文苑波诡”（《文心雕龙·体性》）的原因所在，建立了人格论与风格论的关联。

隋唐至明清时期，“文如其人”这一命题渐趋稳定，在实际的品评中，论者多以人品代文品、以人格代风格。如唐代白居易：“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读张籍古乐府》）南宋陆游：“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决矣，不可复隐矣。”（《上辛给事书》）明代田艺衡：“诗类其为人。且只如李杜二大家，太白做人飘逸，所以诗飘逸；子美做人沉着，所以诗沉着。”（《留青日札》）清代叶燮：“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强造作，而为欺人欺世之语，能欺一人一时，决不能欺天下后世。究之，阅其全帙，其陋必呈。”（《原诗·外篇上》）到了刘熙载，更是明言“诗品出于人品”（《艺概·诗概》）。

“文如其人”这个命题本身较为笼统、模糊，然而正因为这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才使得这一命题有了更大的包容性和生长性，可以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其他命题相互融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更为广泛的接受性。“文如其人”成立的前提是肯定文与人具有某种一致性，文本能反映作者的道德品质、主观情志和个性气质，读者可以经由文本体察作者之为人。

二、“文如其人”的适用限度

“文如其人”建立在中国传统文论对作家的创作动机真实性与作品表达效果真实性的双重要求基础上。另外，作家的艺术表现能力、特定文体的写作惯例等因素也会影响表达效果。在中国文学史上，“文未必如其人”的例子不胜枚举，持“文未必如其人”论调的也不绝如缕。从梁简文帝萧纲“立身之道，与文章异”（《诫当阳公大心书》）到魏禧“大奸能为大忠之文，至拙能袭至巧之语”（《日录·杂说》），都强调了文与人之间的相悖。元好问更是针对扬雄的“心声心画”说发难：“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三十首》其六）臭名昭著的严嵩，著有《钤山堂集》，当时王廷相为之作序称“诗思冲邃闲远，在孟襄阳伯仲之间”。这种文与行分途的例子不胜枚举，均构成了对“文如其人”难以反驳的诘难。

导致“文未必如其人”的原因有很多，前人论之详矣。例如，诗境的习得对于人品来说是一种高明的掩饰，这就导致“大奸能为大忠之文，至拙能袭至巧之语”。人性有复杂性和多面性，钱锺书先生称“见于文者，往往为与我周旋之我；见于行事者，往往为随众俯仰之我，皆真我也”（《谈艺录》）。不同的文体也会导致作者在文本中所呈现的“真我”的复杂，如“诗庄词媚”，同一作者在诗和词中会有不同的性情流露。又或者以代言体的姿态来写作，也会造成文中之情志与作者之本真之我的背离。另外，文章的写作难免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在政治严酷时期，作者可能会迫不得已写一些违心的文章，或者采取隐晦曲折的方式来表达，如司马氏政权下的阮籍作《咏怀诗》、清朝文字狱大兴时文士们“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咏史》）等。

这就使得学者们不得不反思“文如其人”这个命题本身的合理性、存在的漏洞以及使用的限度等问题。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辨明：“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蒋寅也指出：“文如其人是如人的气质，而非如人的品德。”（《文如其人?——一个古典命题的合理内涵与适用限度》）“文如其人”的有效性是有限度的。这一命题，因其过于笼统、模糊，把本然存在与应然追求笼统地凝结到一起，在本然意义上未必可靠，无数的文学史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在应然意义上，却能导向“真”与“美”的统一，追求人格魅力与艺术魅力的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便是这样的典范。司马迁赞美他“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正是这种应然的期许，在社会意义上的价值导向功能决定了“文如其人”之说虽屡遭质疑，却依然得到古人乃至今人的青睐，成为文艺评论的重要标准之一，对今天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仍有价值。

三、“文如其人”的当下价值

“文如其人”的合理性与有限性对于今天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仍有价值。从创作层面看，“文如其人”仍然是值得作家们追求和倡导的理想。清代沈德潜指出：“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说诗晬语》）“文如其人”表达了人们对文学的最高期许，渴望伟大作品与伟大人格的统一。同时，一般的读者也难免会从作品的内容、格调来揣测作家的胸襟与格调，这就要求作家们要自觉地承担起文学导人向善的社会功能，创作优秀的作品塑造人、鼓舞人，导引一代之风气。从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层面来看，“文如其人”与“文未必如其人”也提醒研究者在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上保持理智的态度，对作品的阐释和批评要持审慎的态度，既不盲目地“知人论世”，也不一味坚持“作者已死”，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保持开放的状态，灵活采取有效的方法，对作家和作品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