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成都，凝滞的燠热，古怪的多事：官司（我状告《暗算》电视剧出品方，明明是我的原著、编剧，却要生吞活剥我）；夫妻失和（唉——！）；朋友交恶；孩子在学校打人；父亲间歇性失忆（痴呆收场，势在必然）；新邻居夜半叮当（退休老师，以居家作坊，伪造银制首饰：耳环、胸针、头叉等）；单位改制（公司化，收入减半），失眠；腰痛；脚板底长鸡眼。这是我写《风声》的那个夏天，仿佛妖魔鬼怪统一接到命令，一齐向我开火，烽火连天。这是要把我按倒在地的意思。我却以静制乱，以不变应万变：躲在“裘庄”里，遮风挡雨，呼风唤雨。

裘庄是他们的监狱，生活是我的监狱，那个夏天。

一切历历在目，L型的写字台，装护栏的窗户，栏顶挂着一篷三角梅，绿叶并不翠，红叶却出奇地艳，滴血似的。三角梅种在二楼阳台上，它神奇的生长力令我吃惊。我几乎是虐待它，种在一只废弃的铁皮油漆桶里，数年如一，不施肥，不换土，只浇水，它却当奶吃——我怀疑它还能吃铁——蛮生蛮长，爬上楼顶，又侵略楼下。我每天看它，时时看它，像囚徒望蓝天一样，从中受到鼓舞，汲取力量。生活背叛了我，唯有它铁了心地忠诚我，钻进铁栏，红得灿烂，白天黑夜守我，对我声声切切：要发愤，别趴下。这个夏天我就是如此孤寂，把一篷红叶当亲人似的待，信仰似的守。正因此，《风声》是写得超常孤独、险峻、挺拔，像我几近坠崖的人生，一寸一寸爬，披荆斩棘，死里逃生，绝处逢生。

《风声》是我“天才”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尽管是三部曲，但《风声》和《解密》《暗算》有别，《解密》《暗算》是亲兄弟，姊妹篇，一条藤上的；《风声》是堂兄弟，长在另一条藤上。如果说《解密》《暗算》侧重的是“人的命运”，《风声》则侧重于“事的命运”。《风声》的故事壳是个密室逃生游戏。这是好的，任何时代的读者都好游戏、娱乐。小说天生有娱乐性，你画地为牢，锁上手链，戴上脚铐，然后施出绝计，金蝉脱壳，只要脱得高明，读者自会认账；只怕你黔驴技穷，破绽百出。我是理工男，擅长设计、推理、逻辑这套。只是，我不满足于游戏，我要装进去“思想”，对人道发问，对历史发声。于是《风声》便生出三个声音：东风、西风、静风。“东风”是共产党说一本账，“西风”是国民党反过来说一套，“静风”是“我”静观其变，查漏补缺，翻老账，理蛛丝马迹，寻天外之音。

寻见了吗？没有，也不要有，不能有。文学不是哲学，要见底托底的，文学是生活，只有底细没有底子的，底子是无常，深渊一样的，脱底的。我写《风声》表面上是在寻求真相，实际上是在告降——寻不到真相。

作品终归是作家的心声，逃不脱的。《风声》是有大绝望的，也有大孤独、大坚韧，恰如我当年当时的心境。从大背景看，1941年的中国乃至世界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时间（至暗时刻），二战局势未明，人类处于硝烟不绝的乱世。从小环境说，美丽静雅的裘庄其实是人间地狱，人人在找鬼，人人在搞鬼，恶生恶，狗咬狗，栽赃暗算，厮杀扭打，人性泯灭，兽性大发。而真正的“老鬼”李宁玉身负重任，却身陷囹圄，内无帮手，外无接应，求天天不应，告地地不理，天地不仁，时不利兮，似乎只能忍辱负重，坐以待毙。眼看大限将至，她以命相搏，绝地反击，总算不辱使命，令人肃然起敬，顶礼膜拜。殊不知翻开下一页（进入“西风”），却有人跳出来，把她舍生取义的壮举一下掀翻，英雄形象被击碎，一切归零，甚至为负数。这是多大的绝望！空间的裘庄转眼变成时间的裘庄，我们都身处裘庄里、迷宫中、乱象中，看人在时间的长河里不休止地冲突、倾轧、厮杀厮打，不知谁对谁错。“我”费尽心机，明访暗探，仍不知所终，甚至挖出来更多令人心寒的“史实”。

所谓史实，却始终虚实不定，真相不明，像远处传来的消息，人云亦云，真假难辨。我要的就是这一个：不确定，历史像坐地而起的风声一样吊诡。我刻苦提出质疑，希望读者学会怀疑，因为只有怀疑的目光更接近真实、真理。这是《风声》惊心动魄的故事下的声音，弦外之音。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跟历史书对着干，这是文学的任务之一。文学很怪古的，本来只是一句话，却要写成一本书。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隔山打牛，醉翁之意不在酒。

感谢时代，已经走近“风声”，容许作家对历史进行钩沉拷问。拷问历史是为了拷问人性，丈量人心：一个表面的密室逃生游戏暗藏着人类逃生的庄严拷问。这是“风声”之所以能够“四起”的命门：关乎人生的真相。《风声》出版后迅速被改编成电影，狂揽票房，然后是电视剧、话剧、音乐剧、游戏、绘本等衍生品粉墨登场，敲锣打鼓，《风声》小说因之红得灿烂，像那棵三角梅。现在又走出国门，翻拍成韩国电影，下一步包括电影、电视剧、话剧、游戏、图书，都将推出新品。经过这么多年的遗忘，《风声》依然活在读者的记忆里，这对作家是吉星高照。有时，我觉得《风声》给我的太多了，是因为那个夏天我付出的太多了吗？

那个夏天，那棵三角梅，真的，我忘不了。我离开成都已经十多年，然后每次去成都，我都要专程去看它——我的三角梅。进不了屋，在楼下看看也好。三年前的一回，我带朋友去看它，铁皮桶已经裂开，但在五月的烈日下，它照样蓬勃得像一场大火，把我们围住。我向朋友讲起它与《风声》的因缘，朋友说一定意义上讲，“老鬼”之经历和《风声》之故事，都像极这三角梅，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逼仄的时空里，铁桶里）绝地求生，凭向死而生的决心和意志，硬撑出一抹血红的光彩。

我听了当场洒泪，因为我一下想起写《风声》时的心境：大孤独，大绝望，大坚韧，三梅角是我唯一的亲人。世间多难，人生多险，我们注定孤独，也注定要坚韧。坚韧是煎着，熬着，苦着，痛着，但我们别无选择，唯有坚韧不拔方可赢得生命尊严。老实说，我是经历过人心的险、人生的痛的，也在书写这些，但不是要人绝望，而是要你有坚守的德道，有坚韧的意志。曾经，是那棵三角梅给了我不丧气、不趴下的力量；希望“老鬼”可以成为你的三角梅，给你锚力，陪你在风声肆虐的人生路上迎风挺立。

虽然，我和亲爱的三角梅已分别多年，我却从不担心它死，因为死了它也是骄傲的，活在我心底里。我把它看作是我良心的一部分，良在宽厚、坚强，不轻言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