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这样一个逻辑：首先，其次，再次，然后。

首先，我躺在急诊室的床上打点滴，大夫的背影正对着看片灯观察一张胸部彩超片子。我也看见了那张片子，是一颗心脏的造影，银灰色血管在半透明的特制塑料胶片上蜿蜒，让我想起航拍镜头下的山脉与河流。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的心有这么大吗？它看起来像一颗被抽光的汁水但没有腐烂的桃子。

因为侧身的关系，我无法看清这颗心的全貌，但有角度的凝视恰恰使得片子上的影像和头脑中的影像显得更为相似：底片与照片。前一天，我在机房里剪辑的正是这个画面，只是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心脏的模样，脑海里更未浮现“地球其实就是一颗大心脏”这类比喻性念头。

在足够高的位置上俯瞰，河流和山脉一样，是静止的，大地上的一切都像是儿童用黏土捏塑而成，颜色鲜明，线条粗大、模糊。

我点了下光标，景物膨胀，河水缓缓流动起来。其实仍然看不到水的流动，让你觉得它在流动的，是浮动的波光。我继续放大画面，一块巨石从屏幕上凸显出来，那是我曾无数次攀登的青阳山……这时，我的心骤然收紧、钝痛，呼吸急促，身体蜷缩如熟虾。我的手费力地在怀里摸索药瓶。很幸运，我找到了，并且迅速倾进嘴里一颗——瓶子有专门的设计，每次能让刚好一颗且只有一颗药落入口中。药丸顺滑地从喉咙滚进腹部，甚至没用水的辅助，我鼓膜里轻轻地叮了一声。只是，心脏的症状并没有如以往那样快速缓解，滞痛感仍在，但似乎，没有加重也没有扩散，呼吸渐渐平息。三十年来，经历过十数次类似的状况，我能判断出，这是自己和死神之间距离最近的一回。

我挣扎着，把刚刚剪好的片段保存起来。那些大块的山河瞬间消失，屏幕上出现一个旋转的淡蓝色光圈。那是机器硬盘在工作，几个T的影像被二进制算法储存起来，包括不同季节的镜头所拍摄的山、水、人、夜空、村落，以及后期所有调色、配音、配乐等。一切都可以统一为一种形制。光圈并不显示保存比例，如果我想知道进展，必须到软件的后台查看。事实上，保存比例毫无意义，只有两种——零或者全部，百分之九十九，是另一个意义上的零。

我几乎已经适应了心脏的褶皱感。人是这样的，大多数病痛都无法彻底治愈，但是你可以习惯它，比如牙疼、偏头疼、腿疼，只要不发展到痛不欲生的极端程度，在一次又一次承受之后，你就会习惯它，就像习惯吃难以下咽的早餐。疼痛变为日常，日常就会成为一种恒定的规律。我们总是倾向于按自己的规律生活。在某些时候，我们不仅仅是习惯它，甚至会喜欢上自己的病痛，并且产生依赖。

我拨通了一个号码，她属于我的经纪人夏佤。鬼知道她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这当然肯定不是她本名，但几年前我认识她时就这么叫了，甚至她的身份证上也是这两个字。可我就是觉得，她原本的名字一定极为普通，叫张小花李小梅什么的。

夏佤看到我发的996三个数字，会立刻叫一辆救护车，火速赶到机房。这是我们的暗号，99就是求救，6指的是地点。如果是995，则是在我家里。她已经靠这种方式把我送到医院三次了，轻车熟路。夏佤曾经抱怨说，每次看到你的数字短信，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去救你，还是去给你送别。

我还跟她说过，这三个数字的排列组合，就是我手机、银行卡、网络账号的密码。万一我真的死掉，她可以凭此来处理我仅剩的那点儿积蓄，只是需要费些时间，一个组合一个组合地试，直到找到真正的那个。

你值得吗？她反唇相讥。

我躺在急救室病床上许多次了。这是第一次看见心脏上的山川河流。我说的是看见，你懂吧，就是以前也看，但并未见，现在我看见了。看见是我的生存方式。哦，忘了介绍，我是一个电影导演，青年导演。曾在几个国际影展和国内的First影展上得过奖，小有名气，所以才有机会拿到投资，拍自己的第二部长片《夜空》。

这一处心脏般的山河就是《夜空》的空镜之一，取景自我的家乡。

趁点滴匀速滴落，心脏正在恢复正常的收缩频率和幅度，病人和医生都进入了静默期，我来说说这部电影的情况吧。

故事不复杂，讲的就是我故乡的事儿，准确点儿说，讲的是我小时候的事儿。

说，有一个乡下孩子，突然一天对天上的星空产生了兴趣。凉风习习，大地静谧，他躺在村后的山丘上夜观天象，看着看着，他的眼睛如飞行器一般走向夜空的深处，发现了一个小行星。从此之后，只要能见度够，他每天都会仰望星空，观察这颗小行星的运行。它很安静，连闪烁的节奏都比一般星星慢，这让它显得有些孤独。

多年后，这个孩子通过努力成了某大学天文系的学生，有机会用学校的高倍望远镜真正观测浩瀚星空。第一次观测，他兴奋极了，但看来看去，却找不到那颗小行星了。老师和同学对他所描述的那颗星大摇其头，认为并不存在这颗星，至少现在全世界的望远镜都没有观测到，那应该是他误认了另外一颗星，甚至只是他童年时的一个幻象。但是男孩坚持认为自己的确看到了一颗没有被编号和命名的星体，他甚至画出了它这些年的运行轨迹，十五年里，这颗星正在远离地球。他试图找到证据，但是他的理论水平不足以让他直接推导出一颗星来，而无论用什么望远镜观察，也都再不能找到它。最有趣的是，后来放暑假，他回到故乡的山巅，那颗星星又出现在天幕上了。回到城市，它再次消失。一度，连他自己也开始怀疑那只是一个幻象，一个头脑所虚构出来的星子，或者犹如海市蜃楼，是某个明亮的发光体通过特殊的方式，折射在故乡的夜幕之上。直到有一天，他在村里遇到了另一个看见过这枚星子的人——也是一个孩子，孩子说，他只能看见这颗星星，其他的星星一概看不见。

“它越走越远了，”孩子说，“等我长大了，它就远得彻底看不见了。”

我已经拍完了所有镜头，正在做后期。根据和制片公司商定的时间表，我需要在两个月内完成全部后期，才能赶上把片子送往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参展。据看完内部剪辑版的专家和影评人说，《夜空》很有希望获得一个奖项。

两天后，我感觉自己已经休整好，便又回到了机房。这一次，夏佤放下其他工作，陪我一起，她担心我再次因为心脏问题晕倒，那样的话，不但是我个人的末日，还将把整个剧组一年的辛苦付之东流。如果无法赶上参展，后续的所有发行都将受到影响，那么，影片的档期、宣传、上线时机也要随之改变。这是不可接受的。一开始，投资的老板们会说，艺术电影嘛，就按你的想法拍，赚不赚钱不重要。但到了最后，你会发现，钱依然是更重要的因素。钱是艺术的骨头。

只用了不到二十天，剪辑和后期提前完成，顺利得有点儿超乎所料。夏佤举行了一个媒体看片会，记者和影评人们对片子很是赞扬，所有人都高兴。在庆功酒会那晚，老板让我上台致辞，我突然做出了那个决定——我将不随剧组参加戛纳的影展，但影片可以去。

所有人都在问我为什么。我说，单纯从导演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部合格甚至非常优秀的电影，但是作为自己，我并没有找到那颗星星——电影里，主人公最后发现，他所谓的那颗星体，只是一颗卫星残骸。经常观测天象并且有常识的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而他从小在山区，并不知道卫星残骸会留在太空之中。等到他上了大学，学习了专业知识，那个星星就消失了。影片结尾抒情而忧伤，主人公并未因此消沉，他失去了一颗想象中的星星，却得到了爱情。并且，就是在这时候，他的天文望远镜中真的出现了一颗从未被观测到的小行星。

而我，我始终没能找到那颗星星，哪怕是卫星残骸也没有。最后一遍完整地看完成片之后，我失去了对电影的那种狂热之爱，这有点儿像潮水，来的时候汹涌澎湃，去的时候干净利落，因为我看见了这部电影创作者虚伪——自说自话、自我满足、自我陶醉。

我甚至产生了一种生理性的反胃。尤其是当我想起，童年时在打谷场上看露天电影的情形，这种感觉就会愈发强烈——

一块幕布被两根长长的杆子支起，幕布两边各有两根绳子固定杆子，四个角的力量相互牵扯，让幕布在即使刮风的天气里也能支撑很久。放映机在幕布前方七八米远，影师用手转动胶片倒带，然后把胶片卡在放映机齿轮上，灯光亮起，咔咔咔，胶片转动，光束把影像投射到幕布上。影师开始调整镜头的角度，好让影像比例刚好契合荧幕。有时候，片子本身是宽荧幕，但幕布是窄的，便只能看见影像的中间部分。有时候，片子是窄幕而幕布是宽的，幕布便会在两边留下两条空白。

我通常站在放映机的旁边，伸手去挡一下放映机的光圈，幕布的影像上便出现一个巨大的手的黑影，仿佛要把电影里的人蚂蚁一样捏走。人群一阵躁动。我的脑袋被影师拍了一巴掌。

影师是一个中年人，寸头，戴绿色解放帽，红脸膛，酒糟鼻比脸颊还红。放映电影的傍晚，主家通常会请影师吃饭，有肉有蛋，那就必然要喝酒，于是他的脸就更红了。酒糟鼻像熟透的草莓，随时会烂掉。

在别的地方，他们被称作电影放映员，但是在我家乡，人们都叫他们影师，也就是放电影的师傅，或放电影的老师。我的家乡喜欢把很多事物简略起来称呼，宰杀猪羊的师傅，人们叫宰师；铡草的师傅，人们叫铡师；垒墙的师傅，人们叫垒师。所以，外乡人初到这里来，会觉得异常恐怖，似乎所有的老师都将在此死于非命。只有影师令人充满想象：放映电影的魔术师。这是我拍电影的最初起源，大爆炸的起点。

其次，我回到了那个点，一切的发生地。

我这次回来，是要重新做回影师。我要重现当年在打谷场——如今已经是水泥砌的广场了，扭秧歌、跳广场舞、开村民大会之所——集体看电影的场景。并不是怀旧和迷恋童年，而是我相信，电影需要重新走进人们的生活里。以电影的原初的方式，而不是手机、电脑这些移动设备，是要现场感，一个人挨着一个人坐着，能看到放映机的光束照亮的尘埃，能感觉到夜空在高处俯瞰。而且，你知道身边是谁，甚至能嗅出他嘴里的晚饭味道。这才是我心中的看电影的样子。

夏佤已经把我拉黑，她的最后一条语音留言是：去死吧，再也没人带着救护车去救你了。我理解她的愤怒，毕竟，因为我突然撤出，《夜空》只能由制片人带着去参加电影节，获奖云云，自然从一种可能变成一个笑话。只是我没办法跟她说清楚我的感觉，为什么不拍了以及为什么要回来。

用自己仅剩的那点钱——《夜空》剩余的导演费当然不可能再拿到了——我购买了投影仪、幕布等设备。我想买老式放映机，但不好寻找不说，主要是现在的电影已经不再使用胶片拷贝，都是电子拷贝了，而我不过是去乡村放电影，又不是院线，也不可能拿到胶片拷贝。我只能采用现在最通行的方式，在网上把电影下载（有时是盗版），然后用投影仪放映。好在，我并不执着于过去的形式。

当我找到当村主任的小学同学禾贵说这件事时，他笑得把嘴里的酒都喷了出来。禾贵连忙用手去捂住嘴，那是一瓶好酒，我从城里带回来的五粮液，他一滴都不想浪费。禾贵的笑是有理由，他无论如何想不到，这年头还有人疯到要跑回乡村去放露天电影。如今，人手一部手机，只要有网，可随时随地可以看各种大片。谁会大半夜跑到广场上去看？

然后，禾贵发现我并不是开玩笑，尤其是看在那瓶五粮液的份儿上，他端坐如钟，严肃起来。

禾贵说，我不能说支持，但也不会阻拦。关键是，你得说服村民们同意，因为那个广场，晚上是属于所有人的。跳广场舞、打牌，小孩子滑轮滑、跳绳，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在这里搞直播，你得说服他们。说服一群演员变成观众，可不容易。

禾贵说得对。他继续对付那半瓶五粮液，我来到了村广场。

广场的热闹已经超出了我的设想：两盏大灯在夜空中闪亮，光芒胜过更远处的星辰。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村民都在这里，有人支着一张方桌打扑克牌，有人在响亮的音响伴奏下跳舞，小一点儿的孩子玩滑板和轮滑，大一点儿的拿着手机组队打王者荣耀，还有踢毽子、抖空竹的（这玩意是什么时候传到村里的呢）。并且，其中闪烁着无数支手机和圆形照灯，我知道那是一些视频博主在录像或直播。那是我最痛恨的行为，那是毁掉所有光影艺术的掘墓工具。

最开始的几分钟，我一直在跟自己作斗争。说来惭愧，我本意是要说服村民们同意我放露天电影，但是一进入广场，我便立刻信心不足起来。不仅如此，我还要努力抵制自己加入他们的冲动——几乎每一种活动都对我构成了吸引，这是怎么回事？我可是一个以先锋著称的青年导演啊，我可是连续四十八小时不间断拉片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人啊，我可是把博格曼、黑泽明文在胸膛的人啊，怎么会被广场舞歌曲弄乱了步子呢？步子的确乱了，不仅是因为广场舞曲牵引我的运动神经，还由于那些滑板和轮滑刷地一下飞过，又哗地一下返回，我踉踉跄跄地躲着这些鬼魅一样的影子。走了几步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其实根本不用躲，那些小鬼比我灵活得多，他们在密集的人群中穿梭，却从不会碰到任何人。甚至，他们能在广场舞人群不断移动的身影中来去自如，唯一的意外就是彼此相撞，但这相撞只会让他们更加开心，嘎嘎大笑。我为自己的杞人忧天而脸红。

我的说服很失败，虽然不是全面失败，至少是关键部分是失败的。没有谁愿意放弃现在的乐趣，跑到这里来只是看一部电影。只有几个孩子表现出了些许兴趣，因为放露天电影只在他们父母的聊天中才会偶尔出现，而且，他们热衷于所有的集体性活动，这是孩子的天性。只有一点，让那些无意搭理我的人显出了犹疑，那就是我夸张般渲染的巨大幕布和投影仪、音响，他们认为，如果有了这些设备，就可以一边跳舞一边欣赏自己的舞姿。或者说，可以在幕布上看到自己的直播。

我守住了底线，拒绝了他们这种要求，当然，他们也拒绝了我的请求。

我并未放弃，万事开头难。后来，我开始逐家游说亲戚，我的叔叔伯伯大爷大娘们在迷惑的同时表示了支持，我知道，纯粹是因为亲缘和我带去的礼物，让他们不好意思拒绝。然后是邻居。邻居也点头同意了，他没办法不同意，到现在为止，他家里用的水，还是从我家的井里抽去的，吃人嘴短，只得同意。但是，当我让他们在“广场舞使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或摁上手印时，他们都摇头了，说不会写字，或者举起一双长满老茧的手说，你看，我干活干的，指纹都磨光了。

我走投无路，又拎着最后两瓶五粮液去找禾贵。

禾贵拍着我的肩膀，说，我现在明白，你为啥是导演，我为啥是个农民了。你比我犟。当年读书时你就比我犟，明明考上了一个金融学校，却不去读，非要复读考电影学院。我佩服你。

你先别佩服我，帮我想想办法。我说。

他拿出手机，点开一个天气软件，让我看。

我看了看，无非是夏日的温度，只不过高温比较多，最高达40度。

禾贵见我还没明白，提醒说，咱们小时候看露天电影，都是因为啥？

因为……我忽然懂了。那时候，是有人家过寿、娶媳妇、过满月、庆祝升学，主家才请影师来放电影，如果都不是，就只剩下一种情况，那就是求雨。

村里已经干旱很久，大地焦渴，禾苗枯黄。每天晚上，人们热衷于到广场去活动，也是因为广场地势高，上面会有风吹过，带来难得的一丝凉爽。天气预报显示，两周之内这里一滴雨没有，而且持续高温。

所以，我可以以求雨的名义放几场电影。

禾贵说，这事他不能张罗，他是村主任，共产党员，这种封建迷信活动怎么能出头，不过，他肯定也不会阻拦。他给我出主意，让我去找村里最老的老人邹发去张罗，许多年前的求雨，都是他张罗的。

临走时，我放了两盒中华烟，把那两瓶五粮液拎走了。我知道邹发只喝酒，不抽烟。禾贵又拍拍我肩膀，说，不赖，学会变通了。

老邹发这里很顺利，他已经多年没有张罗过类似的事情了，内心一直期待着重新扮演这个角色；而且，他不会用新型的手机，还是一个老手机。“那些新手机，像个妖怪盒子。”他说，“现在没有狐狸精、黄鼠狼精了，都改成手机成精了。”恍然间，我竟觉得他才是最理解我的人。

我们俩一拍即合。我们的分工是，他去挨家挨户说放电影求雨的事，我来具体执行放电影。

再次，广场上终于又竖起幕布，不同的时间在空间里相遇了。

三天后，求雨仪式正式开始，它比我想象得复杂隆重。小时候，我们只顾着看热闹，不知道背后有这么多程序，好在，我都用随身携带的录像设备拍了下来（这是我这次回乡唯一拍摄的东西）：如何选定日子和时辰，如何集资购买一头猪杀掉，如何用全村最大的锅炖肉，如何让全村人都来广场上一起吃喝，如何供奉龙王的牌位，如何跟它磕头祷告……我录得兴致勃勃，一边看着镜头里忙碌的村人，一边想，《夜空》拍得太匆忙了也太矫情了，这才是真正有趣的内容。

手机里充斥着夏佤发来的图片和小视频，此刻，他们穿着隆重地走在戛纳的红毯和海滩上，还有媒体放映场里观众的欢呼，据说《夜空》的风评不错。

“你的缺席，成了影片的亮点。”夏佤有一条语音说。我心里五味杂陈。

那天晚上，广场上人头攒动，但是比以往安静许多。人们坐在小板凳和垫子上，等着电影开场：成年人的记忆被激活，纷纷说起多年前看露天电影的往事；孩子们茫然而兴奋，唾液让棒棒糖飞速融化，带来新一种甘甜。

我和几个人竖起幕布，微风让白色幕布轻轻向南鼓起，形成了一个奇异的弧度。投影仪已调好焦距，按下开关，一束光影投注到幕布上，电影开始了。第一部影片是我精心挑选的，《天堂电影院》，这部片子被称为电影人写给电影的情书，没有比这更好的开场影片了吧。那边在戛纳电影节，我们这里就乡村电影节嘛。

微微弯曲的电影幕布，让一切都显出了某种弧度——不只是上面的光影，还有人们置身的世界，我忽然理解了之前完全无感的所谓的黑洞理论，或者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里，那些所谓的时间和空间的扭曲的理论。现在不就是吗？幕布、乡村、夜空、意大利、戛纳、此刻、过去，现实时间、电影时间、拍摄时间，一切都交融在这块弯曲的幕布之上。我有些激动，觉得自己发起了一件了不起甚至伟大的行动，我似乎在凭借一己之力在撬动整个星球。

电影放了不到五分钟，和影片里相似的场景出现了。电影里，那些挤不进电影院的人们开始喧哗、叫骂，广场上，人们虽然还没有开骂，但也人声鼎沸，都在纷纷议论、质问这到底是什么片子，为什么色调一点儿也不明亮，到现在为止，既没有爆炸追车大场面，也没有一个笑点。更重要的，竟然是没有配音的外国片子，谁愿意看字幕呢。我强压着心里的恐慌，假装没有听见，我心想，只要等到那场烧毁电影院的大火出现，形势陡转，人们一定会重新安静下来，再然后，只要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戏开始，他们就会渐渐沉迷其中，这部电影就能顺利放完了。

我们不看这个。我们要看《我和我的家乡》。有人喊道。

立刻无数人附和起来：对，我们要看沈腾、黄渤，我们要看《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

我要看《战狼》。又有男孩子起身大喊，还有《红海行动》，打仗片。

有人拍我的肩膀，是禾贵。

禾贵嘴里喷洒着五粮液的味道，据说，中午吃大锅菜的时候，他陪着邹发喝掉了那两瓶白酒。

赶紧换片子，禾贵说，否则真有人敢打你，我可拦不住。

可这是好电影，这是我的启蒙电影啊。我做最后的挣扎。

别启蒙了，再启你就被人捶蒙了。禾贵说着，伸手暂停了投影仪，画面在幕布上停止在熊熊烈火的场景。整个世界有了短短的一秒钟的暂停，仿佛天上遥远的星星都不运转了，广场上也有了转瞬即逝的安静。这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那天晚上的电影，是以《我和我的家乡》结束的。最后散场时，我跟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明天晚上给大家放《战狼》，但是前提是必须先看完我想放的一部片子。

一部有关越狱的片子。我说。这个描述让人们有了些期待，并且我还答应，只要明天大家继续来看电影，我会给孩子们送西瓜苹果辣条，给大人们每人两瓶啤酒。

第二天，我找了一辆三轮车，一大早就到附近的瓜园里买了二十个大西瓜，还有一箱苹果；又让村里的小卖铺到镇子上拉回五箱啤酒，放在一个石槽里，用井里打上来的凉水浸泡着，以备晚上给大家饮用。

因为有了赠品，因为约定，这天的第一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我特意选了配音版的）放得比较顺利。当人们看到安迪和他的伙伴在屋顶上享受片刻阳光、微风和啤酒的时候，他们也适时地把啤酒送入嘴中，夜空不如昨天清澈，但依然显出沁人心脾的深蓝色。电影里有一段，安迪闯进广播室，用大喇叭放起钢琴曲，整个监狱的人都驻足谛听，这时候广场也显出了绝对安静。莫扎特的名曲《费加罗的婚礼》响彻整个乡村，除了我，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曲子，也没有人知道谁写了它，谁演奏了它，但是这一刻，人们和影中人共享了这首音乐。我热泪盈眶，心跳加速，这种时刻，哪怕只有一秒钟，我也不枉此行了。

突然，哇的一声嚎哭，把宁静击碎了。是一个孩子，他因为睡着而尿了裤子，并且尿湿了他身下的母亲的腿，被母亲抽了屁股一巴掌，于是哭起来。人们仿佛解开了静止的穴道，瞬间涌起窸窸窣窣的声音，不响，但是密集，像是半夜起身的人，怕吵醒谁似的。

无论如何，这部电影看完了，我和观众都长出一口气。接下来，放映《战狼2》，枪炮声响彻夜空。偶尔抬头，我看见有乌云聚集。仍然喝醉的禾贵在旁边一张躺椅上打了鼾，我拍了拍他——我终于有机会拍他了——喂，你看是不是要下雨？他睁开眼睛，撇了撇天空，嘟囔了一句“早着呢”，又继续睡了。音响里此起披伏的枪声和喊叫声，一点也不打扰他的沉睡。观众们比昨天安静，不知是因为之前那部电影影响了他们的心情，还是天气的阴沉所引起的自然而然的身心反应，他们只是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却没有昨天看《我和我的家乡》时诸多捧哏一样的喊声。

果然，散场时，乌云全部散去，一颗明晃晃的月亮挂在西天上。临近午夜，四野寂静如山。人群离去后，我独自躺在广场的台阶上，抬头仰望夜空。月亮太亮了，以至几乎看不见任何星星。脑海里一些画面起起伏伏，电影拍久了，连回忆都是分镜头式的。

夏佤说，戛纳那边正在揭晓奖项：《夜空》呼声很高，如果得奖，你不在这里，可能是史上第一次。我回了她一条：没戏。她打了一个问号过来。我没再回复她。现在，我已经知道那部电影缺少什么了。

最后，雨真的下来了。

就在第三天即将放电影之前，并不厚实的乌云笼罩了整个村子，包括前后左右的麦田、玉米地、大豆田，还有树林、山丘。空气中充盈微微的湿润味道，其中混杂泥土的气息尤其明显，人人都知道，要下雨了。我点开手机里的天气预报软件，上面显示，晚上六点半左右，小到中雨。所以，之前那个两周的炎热是个谎言？或者，真的是我的电影赢得了龙王的认可，然后降雨了吗？

广场上只我一人，幕布在风中弯出了更大的弧度，侧面看去，仿佛一个即将临产的孕妇的肚子。我不能食言，打开投影仪，继续放最后一部电影《活着》。

一个人放，一个人看。这比我预期的更好。

雨下来了，并不大，但足够淋湿一切。一开始，雨滴落在地上会溅起一小团尘埃，尘埃更轻盈的部分便飘浮起来，钻进人的鼻孔、肺部，让人觉得仿佛在吸吮地球的乳汁。后来，足够量的水把大地覆盖，尘埃就消失了，你只能闻到来自天上的云朵的味道。夜空消失了，头上剩下连续逼近的雨幕，也无法抬眼去看，因为雨水会滴在眼睛里。

光影显出艰难，因为它必须穿过雨幕，才能抵达同样湿漉漉的幕布。有些什么，消失在半路上。

幕布上，时光流转，福贵的亲人一个接一个离去，他仍然活着。福贵没有眼泪，但是幕布上的雨水恣意横流，让里面所有的人都有了眼泪，连同那头牛，那些还没有变成羊的小鸡。

我的脸上也是一片水。

手机响起，来自夏佤的越洋信息：功亏一篑，不过，海外版权谈下来了，已经回本。

我长长出了口气，身体一下轻盈不少，毛孔舒张，神经似乎突然间灵敏许多倍，开始更清晰地感受到雨的气息。投影仪进水了，滋啦一声，青烟腾起、熄灭，所有的光影立刻消失了，只剩下雨。

远处有一个人影扑嗒扑嗒踏水而来，我知道那是禾贵。他走到我身边，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搂住我的肩膀，大声说：你个神经病。

我闻到的不是酒味，是他嘴里的大蒜味。

几天后，我把所有的放映设备和幕布都留在了村里，孤身回到北京。夏佤带着我和制片方重新接洽，我们一起重看了《夜空》，讨论了上线放映和发行问题。制片方说，如果我对这个版本不满意，可以重新剪辑，甚至补拍一些镜头也没问题。我摇摇头，说，不用，我想拍的已经全部拍好，也不用重新剪辑，保持原貌。我想明白了，电影和人一样，出生之后，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经历什么，它们都会不断生长，直到长成它们应该有的样子。

中秋节时，禾贵给我拨视频，透过镜头，我看到广场上热闹非凡。幕布再次竖起来，投影仪换了新的，没有播放电影，那上面是六七个手机屏幕。每一个手机屏幕上，都是一个直播场景。我看见其中一个镜头，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正在大声朗诵：“你知道，有些鸟儿是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的，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视频配的BGM是《费加罗婚礼》。

你的电影怎么样了？禾贵问。

老样子，我说。

一个又一个影子，从禾贵的手机镜头前滑过去，好像夜空里的星星。

刘汀，小说家，诗人，出版有长篇小说《布克村信札》，散文集《浮生》《老家》《暖暖》，小说集《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中国奇谭》《人生最焦虑的就是吃些什么》，诗集《我为这人间操碎了心》等。曾获百花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丁玲文学奖、陈子昂诗歌奖等多种。